1907年，歌舞升平的繁华帝都维也纳，两颗给人类带来不幸的种子，在华尔兹旋转的间隙悄然开始发芽。阿道夫·希特勒，皇家美术学院高考落榜；列夫·托洛茨基，携家人流亡维也纳西郊，开始酝酿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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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Trotzki

走出维也纳西郊德柏林区的胡果·沃尔夫公园，穿过罗德勒小街，在葡萄山街的拐角处，一幢新粉刷过的古典风格大楼，其半地下层靠街的一套房内，住过苏俄红军之父，十月革命构思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一家人，前后七年，远离帝都的繁华，在维也纳郊区贫民海洋中，快乐且幸福地挣扎着度过每一天。挣扎是因为极度缺钱，幸福是因为博大的爱情。他们刊写发行的《真理报》常常吃掉孩子们急需的面包，然后，女主人就去邻街的面包店央求赊账，她一定能成功地带回面包，让她的三个男人吃饱。这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创造了五十九年专注爱情的历史纪录，你可能会说，五十九年专注的爱情？大概是被施了魔咒罢！如果是，那么娜塔莉亚·谢朵娃是被历史本身施了魔咒。

谢朵娃 Natalia Sedova

熟悉列夫·托洛斯基的人公认，他是个天才革命家，是个真布尔什维克，一个依据理性的旧制颠覆者，他十八岁时已经创立南俄工人联盟，手写油印散发革命刊物，后来接手续办《真理报》，无数平凡人因了他的文笔走向革命；历史在他身上押注不少，就是在维也纳，他和他的同志们策划了十月革命，回到俄罗斯后创建了苏俄红军……。历史拣选了他，淘炼了他，最后又无情地冲刷掉了他，以至于在维也纳住了七年，却没留下任何文物纪念，而他的宿敌，约瑟夫·斯大林，在维也纳仅住了几周，名字则被刻进了石板，镶嵌在住过的大楼门脸上，让人永久纪念？不过，斯大林没有爱情呀！没有不弃不离、刻骨铭心爱他的女人，如娜塔莉亚·谢朵娃，永远爱着她的列夫，患难与共，死而后已。人间少有，历史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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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亚·谢朵娃，出生俄罗斯大贵族家庭的高贵小姐，天资聪颖，容貌姣好，娇小的身材永远活力充沛。少女时住读教会学校，进校时，修女们都说她有着最温暖的性格和最灵敏的意识，没曾想几年后她竟脱尽俗套，不同凡响地告诉同学们要读卡尔·马克思！不要读《圣经》！屡教不改的结果是遭到学校的开除。那时的医学界还没发现阿斯伯格综合征，但专注是少女性格中的最强音符。她轻而易举地考进了莫斯科大学，又因频繁参加革命活动，多次遭到校方警告无效后被除名。家人无奈，只好将她早早送到法国巴黎。父母的好意：法国巴黎有世界最辉煌的艺术和文化，娜塔莉亚是个聪明孩子，也许会见异思迁，忘掉革命这玩意儿。娜塔莉亚到了巴黎，顺利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大学，专修艺术史和法国文学。

也许天意，也许偶然，1902年，娜塔莉亚·谢朵娃二十岁，几乎已经皈依艺术和文学，人生再次发生逆转。她在巴黎遇见了列夫·托洛茨基，越狱逃亡刚到巴黎，其貌不扬的一个年轻人，但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绵密紧切的逻辑立刻俘获娜塔莉亚的心。她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语言激越刚毅，思想更是深邃高远，还有着大无畏的革命气质，每一场演讲都再次点燃她少女时在心中埋下的革命理想。内心激情汹涌的娜塔莉亚·谢朵娃，开始了对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的忠实追随，五十九年，安危穷富冷暖依旧，成败悲喜无怨无悔，只有一种姿态：忠贞的爱，至死不渝！

娜塔莉亚·谢朵娃的一生专注，不过她不盲目，她并不被动地接受命运，当她接受了她的偶像之后，她发现了革命者并不完美，她决定要从艺术和文学上启蒙列夫·托洛斯基，她随后带爱人走遍看完巴黎所有艺术博物馆和著名的艺术收藏，还给他介绍了当时知名的诗人和作家，给革命家重重地补了一堂文化艺术课。托洛斯基后来释怀地说，幸好有娜塔莉亚补给了他艺术文化修养，生活紧要时他还写过艺术评论赚过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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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的本色是不安分守己。1905年，俄罗斯同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打仗，民间对沙皇积怨日深，圣彼得堡，数十万工人来到沙皇冬宫广场上，和平请愿要求面包，但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的却是皇家骑兵无情的子弹，一时间，冬宫广场上血流成河，千具尸体横陈，写下俄罗斯历史上惨烈的“血腥星期天”，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就是纪念这次悲惨事件。托洛茨基此时偷偷潜回俄罗斯，打算趁机发动革命，结果再次被当局逮捕，判处终身苦役，流放西伯利亚。娜塔莉亚在巴黎突然没了爱人的信息，急忙赶回俄罗斯，四方打听得知下落后立刻开始营救。护照和钱神奇地到了托洛斯基的手上，押送人员睁只眼闭只眼地让在押犯溜走，两个人得以汇合，之后取道芬兰进入德国，但普鲁士德国拒绝收留革命家，他们只好求援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在历史上一直是中欧多民族的大熔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大保护伞。两个政治难民很容易获得了收留。

娜塔莉亚·谢朵娃这时二十五岁，年轻，精力旺盛，已经写下一个女人最伟大的生命史诗：一年的时间中，她从死亡边沿救出了爱人，在逃亡的途中生下了儿子，不辞辛苦再次走出俄罗斯，终于来到维也纳西郊静谧美丽的胡特尔村，时间已经是1907年的十月，一家人住进了胡特尔山大街的55号。秋去冬来，残雪化尽，维也纳森林即将春暖花开时，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

在维也纳西郊，他们一共搬家四次，一次比一次不堪，原因也各不相同，或是因为房租太贵，或是欠租太多，或来来往往的外国客人太频繁，让邻居觉得骚扰而不快，有一次是因为半夜来电报，第二天房东就来要求他们离开。缺钱是一家人的常情，对付日常生活是一件棘手的事。娜塔莉亚的家人早已同这个革命女儿断绝了关系，不再给她一毛钱。尽管如此，谢朵娃对托洛茨基的崇拜和爱戴与日俱增，她的日记中满满是对爱人的赞羡之辞：“他那一头桀骜不驯的浓密头发……”，“他那俏皮的山羊胡子 ……”，“他那充满表现力的语言……”，“他那张极其平凡的脸有着最丰富的表情”，“他那结实有力、永远散发活力的身躯……”， “他对生活永远抱着最乐天的态度……”。

两个人穷得响叮当，搬家到葡萄山街时，除了床和一张桌子，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家中唯一的装饰是高低错落堆积如塔的书籍。一家人唯一遮体的就是身上的衣裳，没有多余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紧急的时候，娜塔莉亚迫于不得已，也会苦口婆心地劝说托洛茨基，牺牲几本宝贝藏书，拿去典当了换几块现钱，两个儿子饿得像两匹小狼。托洛茨基接手的《真理报》，两周一刊，直到这时依然不能定期出版，因为组织上的经费不稳定，寄往俄罗斯的邮资不断涨价，有时候他们只好挪用生活费办印刷、办邮寄，等到店铺里去买食品的时候，娜塔莉亚只好央求老板赊账。大大方方地央求赊账，是娜塔莉亚的绝活，因为她有坚强的信念，要让她的三个男人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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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德柏林区，紧靠优美的维也纳森林，属阿尔卑斯山的余脉之荫，是块风水宝地。山坡平缓处，葡萄园井然如绣，田园景色静谧而浪漫，近处的葡萄山街，大树还未成荫的当年，是个人声嘈杂的工人区和贫民住宅区，一年四季，街上来来往往都是为糊口奔忙的人们。二十世纪初，开发商发现了这里，古典民居大楼拔地而起，贫穷开始退却。街口上是谢朵娃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最后的住所，一套半地下室住房，隔壁是一间锁匠兼鞋匠的铺子，配把钥匙修双鞋的顾客不时会有，给人在人间底层的切身感受。可惜今天却找不到这个鞋匠锁匠铺的半点蛛丝马迹了，何况他的俄罗斯邻居。

娜塔莉亚也记录两个男孩的成长。当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玩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任务，如果爸爸的同志们来开会——列宁、斯大林等都来过这半地下室的寒舍，苏俄十月革命的构思就诞生在这葡萄山街的地下室！两个小孩会走到街上玩耍，看到奥匈帝国的警察路过就进屋报告，看到陌生人在周围转悠也要进屋报告。沙皇的便衣特务遍布欧洲！不过托洛茨基这时已经改头换面，维也纳的一个社会民主党理发师终于剪掉了他的长发，还为他专门做了新的发型，声言走上大街就算他亲父亲也不会立刻认出他这个儿子。邻居曾经因他们的头发称他们是“奇怪的俄罗斯人——“男人留长发，女人蓄短发”，这在当时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已经算是革命者的最明显标志。

岁月静好，列夫·托洛茨基除了忙着写作投稿，还帮忙做家务，空了就进城，最常去的地方是中央咖啡馆，在老城里面，皇宫的附近，奥匈帝国股票交易所的楼下。拜占庭风格的大厅，列柱拱顶，描绘精致绚丽，走进去置身其间，仿佛来到玲珑华丽的梦幻所在。玻璃柜中的蛋糕点心琳琅满目，名目繁多的咖啡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天鹅绒绷面儿的沙发座椅，根本就是一份固执的邀请。托洛茨基在那里有诸多棋友，除了列宁，还有一个崇拜马克思的摄影师，地道维也纳人，名字叫斯泰恩施莱德，此人的好友叫鲁道夫·荷尔夫丁，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托洛斯基又认识了奥地利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莱讷——奥地利两次共和的首任总理；奥托·鲍尔——著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维克多·阿德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著名人道主义医生，为工人看病不收钱，也就是他，建议奥匈帝国皇家警察局放掉被捕的列宁，再由普鲁士德国出钱送回俄罗斯去闹革命。历史阴差阳错，有时候会错上加错，结果当然令人唏嘘不止。

但托洛斯基并不喜欢这些维也纳的同志们，同他们打交道是为了学习德语，后来稍微熟络了，语言到了可以交流的时候，就同他们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不满情绪常常溢于言表：“这些维也纳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太书生气了。他们这哪里是在干革命，简直像法律系的学生，规规矩矩，头头是道，沾沾自喜于建立小资生活秩序，热衷于各种虚荣的头衔儿，什么博士先生，教授同志，追求的是布尔乔亚的体面生活，骨子里散发出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傲慢，哦，瞧他们如何粗鲁地对待女性，充满了歧视！”

尊重女性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文明的基本标准，托洛茨基是个天生的女权主义捍卫者。娜塔莉亚在维也纳时，经常有外出会友的时候，维也纳当时有不少俄罗斯人，组成各色各样的圈子，见面聚会都有相应的话题，这种时候，托洛茨基就会留在家做家务，照顾小孩，并帮助老大做作业，娜塔莉亚说他们父子之间犹如哥仨。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回到家，严肃地告诉父母说，帝国教育部规定小学生都必须上宗教课，老师问咱家的宗教是什么。父母面对儿子的问题，茫然不知所措，说：我们是无神论者。孩子问这是什么宗教，两人说什么宗教也不是。孩子说那不行，你们得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就这样，两个无神论父母仔细商量后，告诉校方，让孩子上新教常识课！他们大概有点天真，认为新教终归比天主教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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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的爱和父母对孩子的爱及宽容，成为这一家人最结实的纽带。娜塔莉亚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天夜里睡觉前，大儿子跪在床的一角，背对着房间，双手握在前胸，小小身体的背影显得极其严肃认真，一个人低声地说着刚从学校学来的晚祷告。看他叽叽咕咕了好半天，托洛茨基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到床边，轻轻地从背后问儿子是不是在背诵一首长诗。孩子头也不回地说他在做晚祷告。爸爸又问晚祷告怎么会这样长？孩子说，是的，有的祷告就是一首长诗！父子间的精彩的对话。

血统论荒诞不经，但革命家的小孩仿佛天生有革命意气。1914年夏季，天气异常炎热，空气中弥漫着大战将爆发的火药味。六月二十八日这天，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爵和夫人索菲，在萨拉热窝巡视军演后双双遇刺身亡，中欧大地顿时敌意笼罩，整个欧洲被卷入战争的阴霾中。维也纳城内，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相视剑拔弩张，连游戏的小孩子们也因敌对情绪而大打出手。当娜塔莉亚的小儿子在公园里听见别的孩子们高喊“塞尔维亚必须灭亡！”，他竟毫不畏惧地迎上去大喊：“塞尔维亚万岁，万万岁！”结果双方瞬间扭打成一团，敌众我寡，小革命家最后鼻青脸肿地回到家中，让妈妈帮忙把他打架撕破的衣裳补一补。

Adolf Hitler

儿子打架之后，时间突然变快，转眼间已是八月二号。这天，德意志帝国向俄罗斯宣战，两天后一大早，“奇怪的俄罗斯人”一家，无声无息地从维也纳消失了。他们几乎是溜走的，因为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现在同俄罗斯正式宣战。生命在敌国不可能有绝对保障，托洛茨基甚至来不及带走他所有的收藏，包括宝贵的藏书和俄罗斯的古老地图。八月四号的清晨，天还未完全放亮，一家人已经从维也纳西站乘火车，永远离开了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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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革命情侣，这个革命家庭，一直这样不弃不离，共同经历政治险恶危机，最后脱离大难逃出苏联，也还是没能善终。斯大林派人先残酷地杀掉了两个儿子，随后又残酷地杀害了托洛斯基。1940年5月24日这天，乔装成好友多时的凶手，潜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的家中，用冰锹砍死了毫无防备的托洛斯基。而就在几周前，托洛斯基回忆一生时，亲笔写下，他平生最大的幸福，是有娜塔莉亚·谢朵娃的忠实陪伴，他写道：“在我们近四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她是一股汲之不尽的爱的源泉，她的大义和她的温柔，以及她对大难大苦的默默忍耐都是人中罕见。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她若觉得此生仍有几天平静、安详的幸福日子可言，那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欣慰了。”

娜塔莉亚·谢朵娃一生坚持记日记，在儿子和爱人残遭杀害之后，也未间断，字里行间满满是怀念、关怀和爱恋，五十九年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的确人间罕见。不过，到底是怎样的动机和力量，能够让一个人如此决绝地奉献一生？阿斯伯格综合征不是答案。娜塔莉亚·谢朵娃同托洛茨基一生并没有正式结婚，因为托洛斯基1900年被捕时，在狱中结了婚并有两个女儿，前妻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1935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遭到杀害。看来，沙皇的监狱给人以家庭，但革命者还是弃家出逃了。

以流亡开始的革命家，也以流亡终结了一生。在遥远的墨西哥城，在一条背静的街，街名恰好叫维也纳街，里面有一座别墅，就是托洛斯基和谢朵娃最后一起生活的地方，现在是托洛斯基纪念馆，也是娜塔莉亚·谢朵娃对托洛斯基的爱情纪念碑。这个了不起的女人，为了理想和爱情，奉献的不仅是生命，而是她整个的灵魂。托洛斯基挂念的几天幸福日子，她放大到她的一生，在之后，她依然勇敢地坚守，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别墅，独自守着埋在花园里的亲人骨灰，直到年迈难以行动，才在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回到了欧洲，回到了巴黎，她和列夫·托洛茨基相识、相爱的地方，并在那里去世，而维也纳的七年平安岁月，并没有在这段故事中留下明显的痕迹，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不过应了中国的那两句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作者：李述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