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月26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佈在明蜀王府的東北角——今成都正府街與順城大街交叉路口西南角的正府街遺址，再度發現了明代郡王——慶符王的王府建築遺存，還發掘出一組從晚唐五代沿用到南宋時期的大型建築基址。在這裏發現的七開間的建築基址，是成都近年考古發現的規模可進前5的大型建築，推測可能爲官署或者廟宇的建築。

刻有“天東四”的脊筒。

建築構件。 （記者 吳曉鈴 攝）

發掘現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幾年前，成都市體育中心的建築工地上，先後發現了隋唐“中央公園”摩訶池以及明代蜀王府遺蹟。6月26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佈在明蜀王府的東北角——今成都正府街與順城大街交叉路口西南角的正府街遺址，再度發現了明代郡王——慶符王的王府建築遺存，還發掘出一組從晚唐五代沿用到南宋時期的大型建築基址。考古人員推測，這片建築遺蹟，可能爲當時的官署或廟宇的高等級建築。

大型建築可能與官署有關

2018年7月，爲配合基礎建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正府街遺址進行了勘探發掘。在發掘區的中部，考古人員根據建築磉礅和出土瓷器等線索，一步步揭露出了這片大型建築基址的面貌。記者26日在現場看到，發掘區域內仍然保留了幾個磉礅的遺蹟。遺址現場負責人唐彬介紹，磉礅是古代建築中柱礎下端用於承重的部分。在這片建築修築時，工人用一層夯土一層卵石反覆夯築，打下堅實的基礎。

晚唐時，這片建築規模還比較小，但到了五代時期就開始大規模擴建，以建築間的天井爲分隔，形成了主體建築面闊七開間的多進深院落格局。磉礅間隔約3米，其上有8排柱子。初步估算，這棟七開間的大型房屋基址寬度達到了20多米。在解剖磉礅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少量瓷片。它們以晚唐五代時期的邛窯瓷器爲主，如大餅足或玉璧足碗，低溫青黃釉綠彩瓷片等。唐彬說，“結合上下地層出土遺物，我們判斷大部分磉礅始建年代爲五代時期。”到了宋代，這片建築依然沿用，只是進行了小範圍增補或改建。

面闊七開間的五代大型建築基址，在當時屬於何種性質？考古人員表示，古代民間建築常用三開間，廟宇、官署則常用五開間或七開間，只有特別重要的建築才用九開間。在這裏發現的七開間的建築基址，是成都近年考古發現的規模可進前5的大型建築，推測可能爲官署或者廟宇的建築。

成都建城兩千多年來，城址未變。尤其唐代劍南節度使高駢修築羅城以後到清代光緒年間，羅城幾大城門一直未改。唐彬說，根據《成都城坊古蹟考》繪製的成都地圖發現，羅城幾大城門軸線交叉處，就位於正府街不遠的玉帶橋，“所以從唐代開始，正府街應該就是成都的一箇中心位置。這處大型高等級建築，可能與當時的官署或廟宇有關。”

明郡王慶符王王府揭開面紗

在正府街遺址的北部和南部，考古人員還發現了正南北向的兩座建築基址，出土了大量仿木建築構件。記者在現場看到，這些構件已經全部清理出來放在了籮筐中，其中包括龍紋瓦當、滴水，鳳紋滴水，斗拱，脊筒、龍吻等。它們全部由琉璃做成。此外，還清理出了龍、獅子、麒麟、天馬、海馬等屋脊走獸的殘件。在這些殘件中，價值最大的當屬一件脊筒，它是房屋正脊上的建築構件，上面刻着“天東四”三個大字。

這片明代的建築羣，考古人員認爲是明代郡王慶符王的王府。

唐彬說，在《天啓成都府圖》中，明確標註了慶符府在蜀王府的東北角，具體位置就在蜀王府北部蕭牆之外。此次考古發現的明代建築構件中，青色琉璃瓦佔比較高，當爲藩王一族在琉璃廠統一製造。

慶符王府的確切位置被考古印證，與成都市體育中心發現的明代蜀王府一起互爲補充，豐富了研究明代地方藩王的實物資料。唐彬表示，大量出現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構建和建築基址，也爲復原明代郡王府的砌築方法，對古建研究具有較大學術價值。

有意思的是，最後一代慶符王朱宣，還是明末張獻忠攻陷成都時，唯一一位逃出來的蜀郡王。史料記載，張獻忠攻佔成都前，末代蜀王朱至澍與諸妃嬪投井自盡，內江王、太平王等郡王隨之而亡。僅慶符王朱宣在張獻忠佔領成都前逃走，夜走邛州，直到後來被下屬暴露了王室身份。

唐彬說，根據現場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明代這裏還是郡王府用料考究的建築，到了清代，這片地區就已經變成普通民居。與明代宗室蜀王有關的一切，漸漸湮滅於地下。

據介紹，由於這片遺址後期破壞嚴重，將不再保留，磉礅等遺存將整體切割異地保存。 （記者 吳曉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