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和西夏的战争在今天陕西、宁夏一带进行了一百多年，开战初期宋军的表现是“师惟不出，出则丧师”，西夏则是“寇惟不来，来必得志”。宋仁宗时期的短短三年间，宋军一败三川口、二败好水川、三败定川砦，三战没能打下来的太平局面，最终还是靠“庆历和议”用钱买到。

宋军连战连败的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宋朝初期在双方情报战较量上的失误就是其中之一。相比于西夏国主李元昊的卓越谍战能力，宋仁宗君臣在一开始就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埋下了连吞三败的祸根。

一、山遇惟亮的惨死

1038年初，李元昊向北宋“请遣人供佛五台山”，表面上是派人入宋礼佛，但真实目的是“窥河东道路”，为日后的入侵侦察地形。遗憾的是彼时北宋朝廷对党项人毫无戒心，很傻很天真地同意了李元昊的请求，于是这些西夏间谍组成的所谓“礼佛团”顺利入境，而且还享受到宋朝给予的免费食宿待遇。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李元昊的叔叔山遇惟亮突然携带妻儿家眷出现在宋朝延州境内，将李元昊的核心机密告诉了当地宋朝官员。山遇惟亮是当时西夏的重臣，在西夏军中是重量级大佬，立有战功无数。

这位辈分高、权位重的大人物为何要背主投宋呢？背后原因是西夏内部的路线之争。山遇惟亮和李元昊之父李德明都是亲宋立场，他期望李元昊继续走依附宋朝的路线，坚决反对李元昊称帝。但在早前的贺兰山大会上，李元昊还是向党项各路豪酋宣告了将要称帝的决定。只待解决掉山遇惟亮这样的异议者就要择吉登基了。

山遇惟亮再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这才不得已出走西夏向宋朝投诚。但对于山遇惟亮带来的最高情报，宋朝延州的文武主官郭劝、李渭却完全没有抓到重点，他们深知西夏“自德明纳贡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尝留”。最后在睦邻友好的外交思想指引下，这俩人做出的决定竟是将山遇惟亮遣送出境、押还西夏。

郭劝、李渭之所以急于了结此事也是有苦衷的，因为北宋对党项人一直是用“赐”金帛锦绮的方式加以笼络羁縻，对西夏采取的是一种近乎不设防的状态。这就造成郭劝、李渭在处理有关西夏问题上，陷于“西陲撤备，将帅戢身，戍兵束手”的尴尬境地，自主和变通的余地几乎没有。

在那不久前，北宋国内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这种氛围的最好说明。

当时蔡州有一名进士认为李元昊必会称帝反宋，建议朝廷加强边境防备。结果在北宋宽松的言论氛围下，这位提建议的进士竟被时任宰相亲自下令流放到南方的建州。可见，当时所谓的宋夏友好大概是一些主政者的言论禁区。

受此影响，郭劝、李渭甚至在将投诚的山遇惟亮遣返后，还搞了一个“约束缘边勿受降者”的专项整顿行动，深恐被扣上维护宋夏友好不力的锅。

就这样，本应成为北宋对西夏情报宝库的山遇惟亮，在遣返后被李元昊以乱箭射杀。一个月后，李元昊改元称帝，并随即酝酿对宋朝边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如果山遇惟亮能够得到宋朝的重视和留用，那么宋军在与西夏作战时就等于开了天眼，宋朝的这一失误无疑是致命的。

二、缉捕西夏刺事人

文化昌盛的宋朝对于信息封锁是很重视的，因为议论国政是士大夫们文学创作的一个主流方向，而繁荣的民间出版业又有强大的图书出口能力。因此，为防止外人从宋人文集中读到朝廷政策和军国机密，宋真宗时便颁布诏令：“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除儒家九大经典及其相关书籍，其它出版物一概在禁止出口之列。

宋仁宗即位后也在1027年颁布了更严格的类似禁令，要求所有准备刊印的文集必须先接受官府的审查，“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侯断遣迄，收索印版，随处当官毁之”，这种对图书出版销售的管控，属于最基本的情报封锁，也并非只针对西夏一方。

直到李元昊正式称帝之后，宋仁宗面对西夏的情报战才第一次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击。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中，宋仁宗在1040年至少两次颁布缉捕西夏间谍的诏令，这年正月里的诏令是：“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所谓“刺事人”，就是当时对间谍的称谓。

到了这年六月，大概是受宋军三川口之败的刺激，宋仁宗的新诏令对缉捕西夏刺事人的奖罚价码大大升级，“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

但在反间谍行动中，北宋君臣又犯了另一个致命错误，从之前无条件信任西夏人的极端，走向完全不信任西夏人的又一极端。虽然在缉捕西夏刺事人时，曾任用归附宋朝的西夏人韩怀亮参与搜捕，但更多时候对来自西夏的归附者都是不信任和不使用的。

例如，西夏的团练使李兴归附宋朝后，反而因为他曾是李元昊亲信的人，被宋朝有关部门认为“恐不得其情，故徙之南方”，给安置到远离宋夏战场的南方去了。一度受到任用的韩怀亮，也曾遭到过开封府的拘押审查。另一位归附宋朝的西夏团练使鄂齐尔，虽然被授“为怀化将军，给供奉官、巡检俸”，但在宋夏战争中发挥过什么作用则未见史料记载。

如果说宋朝对山遇惟亮的遣返是自我放弃先机，那么随后对西夏归降者的冷落无异于自我制造困难。虽然宋仁宗三番五次地下诏，许以丰厚条件诱降西夏人，但史料中几乎见不到西夏降人在宋朝真正发挥作用的记载。

相反的是，宋人归附西夏者却有许多人得到重用，对宋朝成功捅刀。例如，灵州屯戍军校郑美叛投西夏后被授以兵权，宋朝的灵武因之而失于敌手。华州人张元投靠西夏后官至国相，在好水川之战中助李元昊大败宋军。

如此反差，究其原因，在北宋内部正忙于“庆历党争”的大环境下，对西夏降人如何使用的问题是没有统一认识的，基本上都是防备猜疑，留而不用。

三、路边社小道消息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这话的核心意思是要重视情报战，要舍得真金白银花大钱，而李元昊在这方面是相当合格的。

据《宋朝诸臣奏议》的记载，李元昊“所用谍者，皆厚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因而西夏所获情报的准确度极高。而宋朝方面“所遣刺事人，或临以官势，或量与茶彩，止于熟户族帐内，采道路之言，便为事实”，以从路边社打听小道消息为主，相当不靠谱。

比如，三川口之战中李元昊故意通过路边社散步假消息，致使号称“铁壁相公”的宋军守将李士彬得到的情报，都是“铁壁相公之名甚威，吾士卒闻而丧胆，狼狈逃窜，虽军令而不可止”这类顺耳的假话，李士彬最终兵败被俘。

相反的情况则发生在好水川之战中，当时宋军统帅中范仲淹主张坚守，韩琦主张进攻。范、韩两人意见不一的情况被李元昊准确探知，他于是一边加紧兵力集结，一边给范仲淹写信佯装求和，这一手让韩琦攻意更决、范仲淹守志更坚，宋军决策层的分裂由此加剧，结果军兵尚未出塞就一败涂地。

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的两年时间，是北宋与西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是北宋应对最慌乱的时期，宋军的情报战表现是灾难性的，因轻信路边社小道消息而多次犯下致命错误。好在那之后，被打懵的宋朝君臣逐渐回过神，因好水川战败而被调任秦州知州的韩琦，建议向西夏派遣间谍：“倾内努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以金帛赐逐路帅臣，使行间觇贼，则动静先知。”这表明宋朝边州官员开始尝试应对西夏的新策略了。

1041年，北宋名将张亢“谋击琉璃堡（在今陕西府谷西北），使谍伏敌砦旁草中”，预先派出去刺探情报的间谍，对琉璃堡的成功收复起到了很大作用。同年的麟州解围战则堪称宋军对西夏谍战的经典之作，当时李元昊的间谍探知麟州（在今陕西省神木）城中无水源，遂决定围至城内水尽后待其不攻自破。结果麟州知州苗继宣在危急关头“取污沟之泥以饰坤”，使李元昊误以为城内另有水源而撤围退兵。

1042年，泾州知州滕宗谅“募敢勇，谍知贼远近形势，报旁郡使为备”，派出间谍监视西夏军动向，相当于为各州郡建立了军情预警。1043年，陕西宣抚副使田况成功将间谍派入西夏腹地，“诸路得谍者，皆声言西界迤逦，遇乞、刚浪嵬等诸腹心谋叛贼，事觉被诛，国中大乱”，不仅刺探军情，连西夏国内形势也探知了，这表明北宋的谍战工作已经大有进步。

在此期间把李元昊坑得最惨的人，当数北宋名将、“种家军”创始人种世衡。

种世衡在1042年的冬天，用一个僧人成功离间了李元昊对他部将裕勒且的信任，导致裕勒且无罪被杀，为宋军除去了一个劲敌。同年的定川砦之战，李元昊虽然杀伤宋军葛怀敏等部两万人，但却在退兵时中了范仲淹的埋伏，被宋军斩杀万余人。宋朝张亢、滕宗谅、范仲淹、种世衡等谍战人才的反击，使此后李元昊的谍战奇招不再灵光，把这位谍战高手拉下了“神坛”。

（文中文言文出处：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清王夫之《宋论》，《宋会要辑稿》，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宋史》，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