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父亲年遐龄，曾任湖北巡抚，年羹尧乃其次子。年羹尧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了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改庶吉士，累官至内阁学士。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擢升为四川抚巡。此后多次平定四川、青海叛乱，屡立战功，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才能。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已是川陕总督，手握大权，威震一方，成为朝廷不可多得的“台柱子”。

雍正初年，雍正帝对年羹尧优宠有加，视为心腹肱股。即位之初，就把当时任抚远大将军的十四阿哥（皇子）允调回京城，而以年羹尧取而代之。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帝便发出上谕：“西北军事，全部交给年羹尧去办理。在西北、西南的总督、巡抚、提督等官，一律服从年羹尧的指示。”

又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道：“按照朕的心意，整个西部的一切事务，都全权委托年羹尧处置。”自从雍正元年正月，年羹尧以叩谒圣祖梓宫的名义陛见雍正之后，从此宠信渐增，加官晋爵，扶摇直上。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又与岳钟琪一起，讨平青海噶尔丹的大举叛乱，更为雍正帝所倚重。十月，羹尧入觐，此时已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至此，年羹尧的事业前程已达峰巅，他怎么也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竟然丢了脑袋！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这自然是祥瑞之兆。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都很相信所谓“祥瑞”之兆，以为是天命佑护，可得永祚。加之一些善于逢迎的大臣从中吹捧渲染，皇帝就更为深信不疑。雍正帝也不例外。

于是，群臣上表称贺，年羹尧身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焉有不献表之理？雍正帝从年羹尧的献表中发现了问题：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于是，雍正帝大为恼怒，认为是对自己大为不敬，下诏严责。“

朝乾夕惕”出自于《易经·乾卦》的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贵人整天忧愁戒惧，晚上警惕着。虽然情况严重，但终无害。”后来“朝乾夕惕”就成为颂扬皇帝的套话成语，无非是称颂皇帝励精图治，宵衣旰食。“朝乾夕惕”也罢，“夕惕朝乾”也罢，其实并无不同，年羹尧是进士出身，文字功夫蛮好，变换一下词序，无非是想给自己的贺表摆脱一点陈腐气，增加一点新鲜感。

不曾想却惹得雍正帝龙颜大怒，责怪年羹尧是“有意倒置”，下谕旨说：“年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那么，你年羹尧的青海之功，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谕）四月，年羹尧被贬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夺一等公爵位；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其子年富处斩，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家产全部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从此年家势力化为乌有。这位年大将军盛极而衰，且如此之速地招致杀身之祸。

其实，“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夕惕朝乾”不过是个导火索。年羹尧与雍正帝的关系变化，真非一两句话所能说得清楚的。

雍正帝如何当上的皇帝？这是清史上的一桩千古谜案，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康熙末年的立嗣危机纷纭复杂，非本书所能理清。史学家们的推测，是当时的雍亲王胤禛通过他的舅舅隆科多，将康熙帝留下的密诏中“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四子”正是雍亲王胤禛。在康熙末年的夺嗣之争中，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有城府，老于谋算，最后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但是，康熙生前，从未表示过要立胤禛为储的意思，其他皇子对于胤禛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产生种种怀疑乃是理所当然的。

诸皇子心存疑惧，但却无人敢于发动政变，因为雍正在夺嗣之争中争取了两个重要人物的帮助——在内有他的舅舅隆科多，据说雍正矫诏而立，全靠了他的手脚，康熙帝的遗诏就是由他来宣读的；在外则有年羹尧，当时已是手握重兵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娶了雍亲王的妹妹，有了这层裙带关系，年羹尧成为雍亲王夺嗣的有力助手。因此，在雍正帝登基过程中，年、科是最主要的左膀右臂，拥立功劳最大的重臣。

在雍正初年，雍正帝与年羹尧关系甚密，雍正对年羹尧十分器重宠幸。因为此时，皇帝的根基尚未牢固。这个皇帝的“来头”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诸皇子人心未服，皇帝需要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两块“镇国之宝”。

密折制度在雍正一朝达到极点，雍正帝不仅发展了它，而且使之制度化，雍正帝与大臣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密折。“密折”，也就是“密封奏折”，是一种非公开的君臣之间的通讯联系形式。哪些大臣有权给皇帝上“密折”，那是由皇帝钦定的。比起一般的奏本，密折不限字体，也不拘格式，运行十分快捷，不经通政司、内阁之手，直接由专人送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拆阅批行，保密性极强。雍正帝利用密折，让大臣之间彼此监视，各自分别向他汇报。皇帝在密折上朱笔批答，发送臣下，臣下看到朱批后马上再送返缴回，不得留底。雍正帝一生朱批数万，乃是一批极有价值的材料。雍正在其初年的朱批中，一再盛赞年羹尧。雍正二年，雍正帝在年羹尧所上的谢恩折上批道：

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之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信誓旦旦，宛如“昵昵儿女语”。

青海平定之际，羹尧即将入觐，雍正帝欣喜无比，一再在奏折上批道：

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乐事！

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临书不胜欣喜！

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

又在给岳钟琪的密折朱批中写道：

今年羹尧暨汝二人，朕不知如何宠赐，方惬寸衷。

当其时，雍正帝对年羹尧似乎宠爱无比，天下第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羹尧对皇帝来说，还用得着！

待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觐，在京师滞留三十余日，十二月返抵任所。此后，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态度却一天不如一天，在朱批中曾作如此严厉的批评：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

在这以前，雍正帝写给年羹尧的朱批，几乎全是恩赏、亲昵之词，这次却大大不满了。

年羹尧失宠了，可这究竟为的什么？

看来，主要是年羹尧在京觐见的这一个多月，他的表现使雍正帝难以容忍了！

年大将军得胜凯旋，又有皇帝的无上恩宠，自然是志满意得，他不免有些飘飘然了。

他坐着八抬大轿，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在路旁送迎。

到了天子脚下，京师御道，他还是目中无人，眼睛朝天。王公大臣在京郊列队迎接，他却傲慢无礼，这成了他被整肃的导火线。

年羹尧居边地，握重兵，又受皇上非常之宠，所以妄自尊大，以前无人敢于指摘，即便有人敢言，也恐不会被采纳。但这次觐见不但得罪了王公大臣，而且居然忘乎所以，在皇帝面前也不免放肆起来。在皇帝接见相谈时，年羹尧竟然“箕坐”，这就有些太“越格”了。

雍正帝并非那种可以容人到可以在他面前至于放肆的“主儿”，对于年羹尧在这次觐见中的表现，他是颇为不满的。在这种时候，只要谁轻轻一挑唆，就会由宠信而狐疑，认为年羹尧结党市恩，擅权作威，于是，便对年展开了围剿。在给各位臣下的朱批中，命他们疏远或摆脱年羹尧，奏报年羹尧的劣迹，表白各自与年的关系，查举年被贬谪后的行迹。诸如此类。

年羹尧应该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历史上那些功臣，被君王用完后除掉的例子，自然也相当谙熟，却不能及早收身，反而得意忘形，岂知这皇帝乃是不好侍候的，终以文字之累，而致杀身之祸，岂不悲夫！

陪着年大将军倒霉的还有汪景祺和钱名世。这两位都是文人，倒霉也倒在文字上。

汪景祺，钱塘人，字无己，原名汪日祺，号星堂。他出身于宦官之家，父亲汪霦，官至户部侍郎。兄汪见祺，字无亢，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便中了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父兄在仕途上混得都不错，可是汪景祺却是“八字”不佳，命途多舛。其兄中了进士四年以后，他勉强中了个举人，以后却一直蹭蹬文场，连个进士的影儿都见不到，当然，也就与富贵无缘了。转眼间年过半百，只好另谋出路。

于是，他想到了好友胡期恒。胡期恒与汪景祺乃多年的文友，曾经常在一起诗酒流连。眼下，胡期恒发达了，正任着陕西布政使。胡是当今权倾朝野的年大将军所赏识、所倚重之人，视为心膂肱股。年羹尧深受皇帝宠爱，“红”透了半边天，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胡期恒有这样的靠山主子，哪里还。愁什么官运不通、仕途不畅呢？

汪景祺决定去投奔胡期恒。他想，到了胡期恒那里，自然会给我安排个一官半职。但这并非终极目的，他试图通过胡期恒再受到年大将军的赏识，那样一来，自己的后半生可就不会如此委屈了。

他想象着自己的诗文如何受到年羹尧的赏识，年大将军也是进士出身，饱读诗文，胡期恒的文才说起来还不及他汪景祺，尚能得到年大将军的宠爱，而他汪景祺的诗名也还是挺响的，圈子里的朋友们都很佩服，年大将军一定会喜欢的。汪景祺得意了，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图景：大将军正在灯下夜读自己的诗集，读到高兴处，击案叫好，捻着胡须，微声吟诵，然后，请他喝酒对诗，忘形尔汝；然后又上折推荐，保奏汪景祺到皇帝身边供职。……想到这些，他不禁陶醉了！

说走就走。他打点行装，奔陕西而来，寻访他的朋友胡期恒。

此一番西征，虽然路程遥远，但汪景祺心中有宏伟蓝图的鼓舞，并不觉得疲倦不堪，反倒诗兴大发、文兴大发。

于是，便有了这次西征文字的结集《读书堂西征随笔》。谁知道，这正成了惹祸的根苗，砍头的原因。

汪景祺特意作了一篇《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是一篇登峰而造极的“颂扬词”，把年羹尧称颂得无以复加，并径直称年为“宇宙第一伟人”！

这且不说，文中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点明当大功臣之危险，又把“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教训，形象地展示了一遍。功臣无罪而诛，“罪魁祸首”自然是君王，不妨直录关键之语：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横肆，兵事如此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伏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功臣者何许人？不正是年羹尧这样的“大功臣”吗？那么，“猜暴之主”又是谁呢？雍正帝后来见到此文，焉能熟视无睹？

《随笔》中还有一些犯忌之处，据说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不值钱”。又作《历代年号论》，非议雍正年号，说“正”字拆开来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并举以往年号作为论据。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为“正统”）、明武宗（年号为“正德”）等等。这些都是后来雍正帝视为“悖谬狂乱”之处。

汪景祺晓行夜宿，到了陕西。听说是布政使大人的友好，哪个敢怠慢。于是，汪景祺很快见到了故人胡期恒。

胡期恒虽然身为高官，执掌陕西全省政事，却仍未忘故人之情，把汪景祺安置在客馆，并设酒筵为故人接风洗尘。二人把酒吟诗，夜话契阔之情，彼此都不无伤感。

胡期恒春风满面，容色丰润，一副显宦派头，雍容风度；相形之下，汪景祺则是典型的落魄文人模样。两鬓星白，皱纹密布，加之一路风尘，未免寒酸。胡期恒心中亦不免顿生怜惜之意。

胡期恒拣了个机会，把汪景祺推荐给年羹尧。汪景祺心中十分激动，机会到了。切切不可当面错过，他急急告诫自己。连忙把自己此行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恭恭敬敬地呈献给大将军，并将《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抄写得工工整整同时献上。

年羹尧乃是进士出身，文墨精诣，自然赏识妙文作手，读着《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中那些歌颂他经天纬地的颂词，心中十分熨帖，又看到《功臣不可为》，不免暗暗点头称是。于是，他便把汪景祺留在了自己的幕府中，当了一个幕僚，且格外客气，另眼相看，这《读书堂西征笔记》就放在了自己的书架之上。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不愧是智者，世上的事情往往被其言中。汪景祺正在庆幸自己得逢知遇，谁想到红极一时的年大将军转眼间却获罪于皇上。

年羹尧被抄家，汪景祺的大著被送到了雍正帝的案头。

皇上一览之下，龙颜大怒，如此悖谬的文字，可见这汪景祺贼胆不小！这不是明摆着唆使年羹尧欲将不臣吗！

皇上咬牙切齿，提起朱笔批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注定没命了！年羹尧被赐死自裁后的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他的妻子儿女，被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他的兄弟叔侄，流放到宁古塔；稍远些的亲族，在官的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监管。

《读书堂西征随笔》，断送了汪景祺的富贵梦，也断送了他的头颅！

同时因年羹尧案而获罪的还有钱名世，获罪的缘由仍在文字。不过，雍正帝对他的处置可真是出人意表，在文字狱的历史上写下了奇特的一笔——皇上玩弄文字狱玩出了“艺术”！

钱名世，字亮工，号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所谓“探花”，授翰林编修，后又升为侍讲学士。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文人。

钱名世又因何与年羹尧案牵连到一起了呢？他和年是科举乡试的同年（两人都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不过，一在南闱，一在北闱），科举时代，是很讲究这种“同年”关系的。同在一榜考试中中了举人、进士的，就是“同年”，而主考官就是“恩师”，这些举子与考官也就成了师生关系，都自称为“门生”。师生，同年等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

有年羹尧这样权势赫赫的同年，钱名世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写诗来称颂这么权倾朝野的“同年”，为年羹尧歌功颂德，诗的全文已佚，难窥全貌，但被雍正帝视为“罪证”的诗句是保存下来的，有“分陕旌旗周台伯，从天鼓角汉将军”，还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样一些诗句。

前面那联诗，是用周代的台伯和汉代的大将卫青、霍去病来比拟年羹尧。台伯，也即召公，当年武王伐纣时，他立过大功，被封于燕。周成王时官至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他负责陕西西部一带。卫青和霍去病在汉武帝时抗击匈奴，为汉武帝立下了汗马功劳。钱名世这联诗用典还真相当恰切，把年羹尧比为台伯和卫青、霍去病，说他治陕与西征之功与这些古代大功臣相比，毫不逊色。

另一联“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更犯了雍正帝的忌。钱名世光知道为年羹尧“树碑”，却没有考虑到这是惹了雍正帝的恼恨。钱名世自己还有个注解，说：年大将军调兵攻取西藏，应该为他刻碑记功，和康熙皇帝的《平藏碑》放在一起。原来，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藏发生叛乱，康熙皇帝派自己最信赖、最喜欢的十四皇子允去平叛。允受定远大将军印，挂帅出征，果然不负父望，大获全胜。康熙本来就属意于十四皇子为太子，正好借机为之树立威望，于是，为允立了一块《平藏碑》，为其战功之永久纪念。

雍正帝一上台，允便成了俎上鱼肉，立即被剥夺了兵权，然后加以禁锢。

允在康熙末年是争夺太子的最有力者，此人文武双全，在诸皇子中秀出群伦，康熙两度废掉太子允礽，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从康熙对允的信任与厚爱中可以得到较有说服力的证明。允受命为大将军，统领天下兵马，这与康熙属意其为储嗣人选，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康熙对允不惟信任，且颇为喜爱。允成婚后，皇父仍让他和福晋破例住在紫禁城内，这当然也会加深他同皇父、生母的感情。

很明显，十四皇子允是雍正夺嗣的最主要对手。雍正当皇帝，别人本不该提起这个人物，钱名世却不知回避，难免蹈于祸机。

年羹尧被诛，钱名世因为这些诗，也自然被株连在内。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钱名世以为这回定死无疑了。不仅自己要被砍头，妻子儿女也不免罹难。唉，真是悔不当初！

雍正帝对钱名世的处置却极令人意外。一律杀头或凌迟处死未免乏味，皇上要玩一个出奇的花样。他不让钱名世去死，却让他比死更难受，让他无法见人，一直难受到死。

皇上亲手御书四个大字“名教罪人”，让钱名世原籍的地方官制成大幅匾额，挂在钱家大门之上，然后将钱名世革职逐回原籍。

雍正这一招真是够厉害、够刻薄、够阴损的了。读书人好面子，讲廉耻。这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之匾，真比一刀削去脑袋要难受多了，看你钱名世还哪有脸面做人？雍正帝笑了，笑得很得意，他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雍正随即又下了谕旨，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到钱家查看匾额是否悬挂。

不单如此，在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为他搞了独出心裁的“赠行”，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送”他，结果有385人奉诏作诗。对钱名世口诛笔伐。这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雍正帝审阅，然后再由钱名世出钱刻印、发行，这部诗集由雍正帝钦定书名《名教罪人诗》。

写诗讽刺钱名世的大臣们，有的因为诗写得刻薄，骂得狠，就讨雍正帝的欢心，因之而升官、受赏；有的虚与应付，讽刺得不“深刻”，就要丢官，甚至被发配。正詹事陈万策诗作得“够味”，有这样一联：“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措意尖刻，造句奇巧。受到雍正帝的欣赏。反之，如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而遭了厄运，发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雍正的这个“创造”，不啻是对钱名世精神上的“凌迟”。皇帝要借钱名世来整治天下读书人。

钱名世顶着“名教罪人”的御书匾额，度过了耻辱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