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二月初十，一個春寒料峭、北風凜冽的日子，《南山集》的作者、“欽犯”戴名世，在京師被處斬刑。這位文章大師、桐城派的先驅，用頸項中噴出的鮮血，爲其年滿花甲的生命，畫上了一個觸目驚心的句號。

山環水抱的桐城，真可謂人傑地靈，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即以此地爲搖籃。桐城一帶，大山連環，犬牙交錯，又瀕臨長江，乃是江淮間山水名區。

戴名世就生長於這桐城的佳山秀水之間。他生於清順治十年（1653年），字田有，又字褐夫，號藥身，還有個別號叫憂庵。學者們又稱他爲潛虛先生。又因姓氏書上說戴氏出於宋姓，所以又稱爲“宋潛虛。”

桐城戴氏一族，約在明初洪武年間從婺源遷來桐城，到戴名世之時，已是三百餘年。其祖上一直以“孝悌力田”治家，世居於南灣。戴家在名世高祖戴南居時曾爲桐城顯族，“以資雄鄉里，”但到他父親這一輩時，戴氏久已式微零落了。

名世的父親戴碩，字孔萬，號霜巖，一號茶道人。戴碩是個清貧而厚道的讀書人，於詩於文都頗有造詣。他寫文章不打草稿，在庭前階下徘徊數日，然後就落筆而成，不改竄一字。尤喜爲詩，詩中所發多悲思悽楚之音，共有詩稿一百餘卷。戴名世成爲有清一代的文學大師，是與乃父的家學薰陶難以分開的。

戴碩有學問，有才氣，卻一生坎坷，只以開館授徒爲業，收入微薄，家境清寒，時常缺米斷鹽，家人兒女依依啼號。戴名世小時候身體多病，家又甚貧，6歲前未嘗從塾師學習。但他又酷愛讀書，從小養就了一種耿介孤傲、不通時務的性格。父親望着他，慨然嘆道：“這孩子將來還是一個‘我’呀！”

戴名世6歲開始從塾師受學，其中因爲有病未能專讀，但他極爲聰穎，五年之內，就精通了《四書》、《五經》。以後經史百家無不鹹通，極善於寫作古文。

到了20歲時，戴名世繼承了父親的事業，也當了一名鄉村塾師，授徒養親。同時，他又遍訪名師，多有請益，手不釋卷，學問大有長進。他向當地一位學者潘江請教，又經常從潘先生手中借書來讀。

康熙十九年（1680年），戴名世28歲，入縣學當了諸生。這年冬天，父親戴碩客死於陳家洲。

康熙十八年（1679年），戴碩授徒於舒城縣山中，到夏秋之際便打點行裝回到桐城家中。忽然，腳上生了瘡，疼痛難忍，過了一個多月稍稍好些。又過了一段時間，覺得足瘡大有好轉。這時，陳家洲的吳家來請父親去做館，戴碩便應允前去。

臨別時，名世送父親到城郭之外，依依惜別，未曾想到此行竟成永訣。戴碩到陳家洲五十天便去世了。戴碩在陳家洲不到兩個月，與洲人相處極善，他死時，洲人都掩面而泣：“老天不長眼睛啊！”名世對父親之死痛徹心脾，他在《先君事略》寫道：“嗚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窮死、憂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爲終天之恨，沒世而不能已者也。”

又過了四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戴名世的人生道路出現了轉機。這一年是從全國選拔優秀生員入國子監學習的例年，派到安徽來的督學使者李振玉早就聽到戴名世的文名，有心成全他，於是，便推薦他入國子監學習。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冬天，戴名世便到了京師。在京師這段時間裏，他交結了許多天下名士，在一起討論文章，排議時政，臧否人物，越發磨礪了思想鋒芒，也看到了京城紅塵中的種種醜陋世相。

第二年，他離開了京城，應山東學使之聘，遍歷了齊魯之境。到康熙二十八年（1690年），他又入京師，住了三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他的元配夫人李孺人去世了。後來他又遍遊江浙一帶，來往於金陵、京師之間，他的足跡，踏遍了江浙山水名區，遊覽了爛柯山、雁蕩山、大龍湫、赤城山、天台山等名勝，寫下了許多遊記妙文。

這期間，他在金陵的弟子門人尤鶚，把平時所藏先生的古文百餘篇整理出版，題書名爲《南山集偶鈔》——也就是後來惹下殺身之禍的那本書。當時，戴名世已在故里南山買宅，以爲日後隱居之所，故此把文集叫做《南山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戴名世應順天鄉試，一舉成功，中了舉人。第二年的會試，他卻被黜落第，於是，又從京師再到吳中、淮上等地。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戴名世忽然時來運轉，會試中獲了第一名，殿試又欽點一甲二名進士，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榜眼”，被授予翰林院編修的官職。

戴氏一族，幾代也沒有人這麼“出息”過，連戴名世也覺得這幸運降臨得很是突然。但他這一年已是57歲了。快滿花甲的老人，頭上早已華髮皤然了。——活生生一個“范進中舉”。又過了二年，戴名世以《南山集》而獲罪，又過了二年，戴名世被康熙帝下令處死。

戴名世性情狂放孤傲，憤世嫉俗，在國子監時被人指爲“狂生”。對於世俗的齷齪，他難以忍受，常在文中加以抨擊指斥，因而，很多人說戴名世“好罵人”。他與人交接，極有原則，對於一二奇偉魁特之士，他願傾心交往，相與談論古今成敗得失，喜而相歡，悲而相泣。但他覺得這樣的人太難得到。於是，對一般的俗人，他拒絕交遊，自甘廢棄。

戴名世的名氣越來越大，很多人願意和他交遊。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十四歲的錢名世正是才華橫溢之時，他一連寫了《響雪亭記》、《意園記》、《范增論》、《錢神問對》、《金正希稿序》、《左忠毅公傳》、《竇成傳》等有名的文章，在士林中享譽甚高，人們交相傳閱。

這年秋天，有一個上午，平素幾位相熟的朋友敲開戴名世的門，來拜訪他，手裏還提着酒餚。賓主落座，彼此寒暄了幾句。客人中一位年齡與名世相彷彿的秀才開口說明了來意。這位秀才，面色白皙，眉目清朗，坐在名世對面的椅子上，稍稍欠了欠身，對戴名世拱手而言：“名世兄才高八斗，滿腹經綸，江淮士林，誰人不知，誰人不曉！況且吾兄不惟文章蓋世，學識淵雅，兼之人品高潔方正，也是人所共知的。

我們數人平素與兄多有往還，心甚仰慕，多蒙兄之教益開導，時如醍醐灌頂。惟恐交之不誠，誼之不久，於是，想與吾兄義結金蘭，重以盟誓，不知吾兄肯否俯允？”說罷，走下椅子，彎腰欲拜，另外幾位年輕的士子也都起身欲拜。

戴名世卻不冷不熱發了一大通議論，他也拱了拱手，對諸位士子說：“豈敢！豈敢！我獨處慣了，不願相聚熱鬧，自古以來，人們因爲彼此不相信任，方纔結盟，所以，真正的君子是不屑爲盟的。況且，諸位君子也知道交友之道吧！交友之道，其初慎之又慎，纔會沒有“不終”之患；而交情過密，反倒是疏遠的萌芽。

現在，一些鄉曲之士，因爲習氣相近、年齒彷彿，於是便忽然而聚，呼兄呼弟，用不了多久，便各奔東西，視同路人，甚至於反目爲仇，也不在少數。所以我越來越與世隔絕，而寧願與鹿豕爲羣。諸君之美意，名世當面謝過了，只是難以領受。”這幾位士子滿腔熱火而來，沒想到被戴名世潑了一盆冷水，十分尷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無言以對，只好說：“告辭！告辭！”便悻悻離去了。

戴名世文名愈大，愈遭世俗之妒，加之爲人耿介狂狷，得罪了許多人，甚至於桐城人在京師的，都相戒不道戴生之名。而戴名世堅持自己的做人原則，不阿附取容，不趨炎附勢，自有其風節。爲此也得罪了一些達官貴人，如他指斥吏部侍郎趙士麟假借他的名字爲文作序一事即可見之。

趙士麟乃是當朝的吏部侍郎，手握予奪大權，聲勢煊赫；戴名世是一代名士，文名貫耳，趙士麟常以風雅自命，以“好士”爲面具，他拼湊了一部文集，覺得應該找一位名家作序，這樣才似乎提高文章的“檔次”，擴大自己的影響。找誰合適呢？他想了一下，覺得戴名世爲他寫序，最能抬高自己。

於是，便託了一位與戴相熟的朋友，爲之說項，請戴爲趙氏文集作序。戴名世從未和這位趙少宰接觸過，卻也風聞過其好士善文之名，於是，便答應了爲之作序。後來戴名世因事離開京城，回安徽家中，趙士麟親往送行，這也頗令名世感動。趙士麟讓大轎停在一邊，命人拿過酒盞，爲名世餞行。他對名世再三說：“仁兄此去儘快回京。在下文集刊刻殆將完成，專候仁兄大序爲之生輝增色了！”

名世應允：“我當速去速來，以拙序爲公之大著盡一分綿薄之力。”名世走了二十幾天方纔到了桐城家中，家中有許多事情待他處理，名世往返奔波，心緒不寧，也就把作序的事暫且放在一旁了，無暇爲之。趙士麟等不到戴名世的親筆序文，很是焦急；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因爲序文沒到，文集便無法刊行問世。

趙士麟實在有些等不及了，便另請了一位文人“捉刀代筆”，以戴名世的口氣寫了一篇序，然後署上戴的名字，付之刊刻。趙士麟爲此事特地寫了一封信告訴戴名世，說序文不及等待，已請人代作了，請仁兄原諒，等等。

戴名世收到趙的來信，一讀之下，十分氣惱。他對這種行爲不能接受，不能默認。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就是皇帝老子也不能假冒我的名義。於是，他援筆作書，辛辣地挖苦了對方，並責其馬上把那篇“假冒僞劣”的序文撤下來。這就是有名的《答趙少宰書》，信的大意是這樣的：

我戴名世不過是個江淮鄙人，在朝中無官爵，在天下無聲譽，而閣下乃朝中大員，出持節鉞。爲閣下之文作序者都是公卿大夫，而閣還是勤勤懇懇要求在下之文，難道不是因爲在下人雖微賤而言有可取嗎！

立言之道以《易》爲著。《易》中說：“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修辭立其誠”。立誠方爲言之有物，如其不然，雖是文采絢爛，工麗可喜之作，也無非如《中庸》所說“不誠無物”，這乃是君子所不取的。代人作文，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也非他的意思，我的辭語也非他的辭語。這種“捉刀”之文，是剽竊，是假冒，是欺謾，誠望閣下把此代作之文削而去之。

此信一出，已使趙士麟極爲不快，戴名世又把它收入《南山集》中，公開刊行，更使趙大丟面子，當然，兩個人的關係也就徹底破裂了。諸如此類的事，非止一件，無怪乎世俗之人多以“狂怪之士”以目戴氏了。

其實，戴名世與世俗的衝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當日士風、科舉時文的詛咒抨擊，這惹得許多人大爲反感。比如他在《四家詩義合刻序》中指斥當日士林對於經典斷章取義，僅僅爲了應付科舉考試。“當大比之年，輒取其所治之經刪而閱之，擇其可以命題者，爲雷同腐爛之文，彼此抄襲，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入格，……士風之苟且至於如此，而五經之不蕪沒也幾希。”這是深中時弊的。

他從少學爲作文，就深惡趨時之作，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作文字不悅於世俗。戴名世早年科場失意，原因蓋在於此。後來，他也學乖了一些。明白了沒有“時文”這塊“敲門磚”不用不行；再加他的文名越來越大，終至在57歲時高中金榜。但他平素爲文，仍都是峻潔頓挫的古文。他的特立獨行，必爲世俗所不容。

戴名世志在修史，並以良史自期。他的最大願望是修一部明代的信史。康熙朝從莊廷史案，後考數十年內沒有大的文字獄，文網較松，戴名世忘乎所以，想把有明一代全史的真面目反映出來。於是，他平時就注意蒐羅、考辨有關史料，尤其是南明幾個小王朝的史料，更是他注重蒐集的目標。

他在《南山集》中採錄了方孝標《滇黔紀聞》中一些關於南明的史事，並用了南明的年號；又寫信給其門生餘湛，讓他提供從僧犁支那裏得到的見聞，以便互相勘對，這些，都在尤鶚爲他刊刻的《南山集偶鈔》中留下了痕跡，也就埋下了災難的種子。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戴名世高中榜眼，鴻運當頭，但他已是兩鬢蒼蒼了。

儘管如此，他仍然是欣喜萬分的，戴氏一族幾代都沒有過這樣的幸運，如他自己所說：“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如今一旦高中，可謂門楣生輝。雖然已近花甲，畢竟功名得遂啊！

不久，戴名世被朝廷授以翰林院編修這樣的顯要職務。戴名世走馬上任，容光煥發，他還是那種孤高耿介的體性，對於一般苟且取容的庸官俗吏，他是不屑一顧的。即便是見了宰輔大臣，他也是合手一揖，再無他話。

常與幾位友人飲酒縱談，旁若無人。那種“狂士”的派頭，並沒有因爲身着官服而收斂多少。在一班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的官員眼裏，戴名世真是個怪人；而那些善弄權術、慣於整人的朝臣，更是伺機羅織罪名把他扳倒，再踏上一隻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的一天，左都御史趙申喬向戴名世發起了“突然襲擊”，——其實是蓄謀已久的，趙申喬據戴氏《南山集》參劾，指斥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爲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所據的“罪證”主要是《南山集》中《與餘生書》一文。文中提到南明的小朝廷年號“永曆”。

這個“餘生”，是戴的門生餘湛。餘湛認識一位叫犁支的僧人，犁支其實原是永曆小朝廷的宦官，自然瞭解永曆朝一些事件的內幕。犁支曾對餘湛談及過一些南明史事。餘湛自然也就對老師提到此事。戴名世有心修治一代明史，對這些史料尤爲留意。而戴的友人、同鄉方孝標曾有《滇黔見聞》一書，寫的內容也有南明永曆的史事。戴名世兩相參照，發現互有異同，於是便請餘湛幫助查問覈對。趙申喬在《與餘生書》中找到了把柄，便把戴名世告了個“大逆”，並且引出了方孝標案。

趙申喬平素爲人道貌岸然，官聲不錯，但此人城府幽深，難以測度。趙申喬想對戴名世捅刀子，已非一日，其中另有隱情。原來戴名世在會試時是第一名，殿試時得的卻是第二名，頭名狀元被趙申喬的兒子趙熊詔得去。趙熊詔的名氣遠遠不及戴名世，之所以能高中榜首，據說是乃父趙申喬的“幕後功夫”起了作用。

趙申喬恐怕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實、羅織罪名，企圖置戴於死地，除去這個“隱患”。他在參疏上特意說明“臣與名世素無嫌怨”，恰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伎倆。戴名世性情孤傲狷介，很多朝臣都不滿於他，如今有了機會，正可以“投井下石”，於是，這些人積極行動起來，在《南山集》裏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刑部的審訊結果連同判詞，一起上報到康熙帝那裏。刑部文件中引《與餘生書》裏“吾鄉方學士有《滇黔見聞》一篇的原文上奏，康熙帝看了好生惱怒。作爲一個滿族的皇帝，對於任何否定清朝爲正統的言論都是頗爲敏感的，康熙算是頗爲開明大度的，但他看了刑部的報告和趙申喬的奏疏，也不免心頭火起：“朕親自擢你戴名世殿試第二名，又不顧吏部的非議，授你爲翰林院編修官，不曾想竟然如此狂逆！《與餘生書》中竟然直書什麼‘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這豈不是在否定順治朝爲正統？”

康熙帝又見“吾鄉方學士”，以爲是那個在吳三桂僞朝當丞相的方光琛的兒子方學詩。吳三桂在雲南稱帝造反，被清廷平定之後，方光琛及其子侄都被俘被殺，只跑掉了一個方學詩。在滿文裏“士”“詩”同字同音，康熙以爲這“方學士”就是“方學詩”，此事竟與“叛賊”有瓜葛，自然更加引起康熙的重視，他當即詢問：“是非漏網之方學詩耶？”左右無法回答。後來，再經審問，方知是桐城的方孝標。一個是桐城的方氏，一個是歙縣的方氏，雖同姓卻不同族，並無干涉。

說起方孝標，也是經歷很複雜的一個人物，這裏須略敘數語。

方孝標，原名玄成，字孝標，後因避諱以字行，別號樓岡，是少詹事方拱乾的長子。方孝標是順治六年（1649年）的進士，曾任內弘文院侍讀學士，並兩次被任爲會試同考官。順治十一年（1654年），世祖（順治帝）親自選拔了7個人“侍帷幄備顧問”，孝標即在其中。世祖呼其號“樓岡”而不稱呼他的姓名。一次，世祖對別人說：“方學士面冷，可以當吏部尚書。”可見順治帝對方孝標是很賞識的。

方孝標因順治十四年（1657年）的江南科場案而受牽連。這一年江南鄉試，正考官是方猶，副考官是錢開宗。方孝標的五弟方章鉞中了舉。外面物議沸騰，說此次考試，錄取不公，反響最強烈的是方猶徇私錄取方拱乾之子方章鉞。很快地，給事中陰應節參奏於世祖：“江南主考方猶等作弊多端，其中最顯著者如被取中的方章鉞，系少詹事方拱乾之子，孝標、亨成、膏茂之弟，與方猶聯宗，乘機滋弊，請皇上提究嚴訊。”

世祖覽此，勃然震怒，先把方猶、錢開宗及同考試官革職，並把中式舉人方章鉞等逮捕來京。順治十五年春3月，世祖親自複試丁酉科江南舉人，先將本科準作舉人75人，其餘罰停會試二科24人，文理不通革去舉人14名。到11月，案件處理完畢，世祖親定方猶、錢開宗處斬，同考試官均即處絞，方章鉞等八人都責打40大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併流放寧古塔。

過了兩年，世祖每見到方孝標的舊講章，每每稱道爲“才人”。孝標的兒子方嘉貞上書訴冤，於是，世祖傳旨，詹事方拱乾，學士方孝標父子釋歸。

轉眼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方孝標有位好友在貴州貴陽府爲官，孝標一直嚮往滇黔山水風光，於是便動身赴黔，一是往訪好友，同時也藉此遊覽一路上的山水景緻。

不久，吳三桂在雲南造反，貴州巡撫附逆，於是，外間來的遊客在雲、貴者都被扣留。方孝標當然也在其中。方孝標爲了逃離此處，於是假裝發狂。正在喫飯時，忽然嚼碗，把牙都硌掉了。他把自己弄得滿臉烏黑，然後，對着別人齜牙咧嘴做鬼臉，無論下面是污泥還是屎溺，他都隨便坐臥，弄得身上臭穢難聞。這樣，過了一個多月，看守者以爲他真的瘋癲了，對他的看管松多了，於是，方孝標瞅個空子逃了出來，他剃髮爲僧，取法號爲方空。

他穿着僧服，從小路跑到了湖南衡陽，見到大將軍裕親王，親王對他的行爲十分嘉許，待如貴賓，又要把他推薦給朝廷，孝標力辭道：“在下家有老母，八旬有餘，日夜望兒歸，今日得以不辱之身歸見老母足矣。”親王稱讚他說：“方先生真可謂忠孝兩全啊！”

孝標歸來之後，便追記在雲貴一帶的所見所聞，寫成了《滇黔見聞》。戴名世與方孝標同鄉。孝標晚年聲名尤著，戴名世也是一時名世，兩人曾有往還。名世在方孝標處見到《滇黔見聞》，如獲至寶，後又聽餘湛說犁支事，便請餘湛進一步爲他採訪犁支，進一步蒐集南明軼史，這樣，便在《與餘生書》談到了“方學士”的《滇黔見聞》，使方孝標遭到了身後之辱。

與此案有牽連的還有戴名世的門生尤鶚，是他捐資刊刻了《南山集偶鈔》；爲戴名世《南山集》、《子遺錄》作序的汪灝、方苞、方正玉、朱書、王源等，再加上餘湛，除了王源、朱書已經病故外，一律都被逮到刑部大獄，戴、方兩家子弟都被株連逮捕。

刑部提出了判決方案，只待皇帝硃筆御批了。刑部的判決是這樣的：

審察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之語，應即行凌遲處死；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見聞》內也有大逆之語，應開棺剉屍，戴名世、方孝標兩族16歲以上男子，俱行立斬；其母女妻妾，發配功臣家爲奴。江灝、方苞爲戴名世悖逆之書作序，俱應立斬。等等。

對於刑部的判決意見，康熙帝再三躊躇。時值他花甲華誕到來之際，他不願大開血光，使全國籠上一層陰影；但是像戴名世這樣有能量不安分的士人，殺上一兩個，也可以戒懼黨社，使士人安分守己，尤其是讓他們記住，大清朝是萬不可非議的，誰敢稍有造次必有性命之虞！於是，他緩緩提起筆來，批道：

戴名世從寬免於凌遲，着即處斬。其他議斬人犯從寬免死，依律下獄。

一代名士戴名世，慘死在“文字獄”的鬼頭刀下。他的弟弟戴輔世，收拾了兄長的遺體，從京師扶櫬歸裏，腰中的白布帶，在悽緊的風中飄抖着，車輪吱呀，悠悠地唱着一曲悲傷的輓歌……

戴名世所以獲罪，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孤高耿介，憤世嫉俗，引起有些人對他的嫉恨，但更主要的不在於此。它仍然與清王朝根除抗清情緒的既定方針密不可分。《南山集》中並沒有詆譭當朝的言論，不過是採錄了一些有關南明的史事，保留了南明的年號。

戴名世在他的觀念裏自然是認爲應該給南明三朝以一定的歷史地位，這放在史學範疇來說，不過是一種學術觀點而已，何至於有殺頭之罪？但在清初的統治者眼裏，可並非如此單純，他們認定這是“大逆”之罪，因爲它與清王朝的大一統思想有所牴觸，承認了南明存在的合理性，就意味着對清王朝的“不敬”，甚至被認爲是潛藏着反清思想。所以，戴名世被處以重罪，也是可以想見的。

《南山集》案是康熙朝兩大文字獄之一，與莊氏史案相比，算是寬緩多了。此案只殺了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有牽連的人都從寬免死。康熙帝與雍正、乾隆相比，畢竟是較爲寬仁的。再說當時離康熙的六十壽辰僅有一個多月了，康熙也不想誅殺太濫，破壞了喜慶氣氛。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南山集》案的處理相對寬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