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抗战时期国军的胸标与臂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西北军吉星文团长已经按照条例，佩戴胸章。

抗战时期国军的胸标与臂章样式，沿用于一九三五年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

其中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条规定：陆军官佐士兵及军属人员，均於军常服上衣左上口袋之内缀衔名符号一方，载明隶属、阶级、职务、姓名及年度。其制式如附图第三十四之规定。下图例：

蓝色边是尉官胸章。（本图来源于网络）

黄色边是校官使用。（本图来源于私人收藏）

红边为将官胸章。一九三九年度，十一师副师长胡琏佩用胸标。（丘智贤提供）

部队新兵入伍，班长一般都会教会他，站岗的时候，看见有人来，看见胸章镶黄边的人来，打醒八分精神，镶红边的人来了，屁股要撅起来，胸脯要挺高，打醒十二分的精神。

部队之番号，（以师及独立旅或独立团为单位。）以臂章表示之。臂章式样，依附图第三十五之规定。如下图：

第八路军的序列番号，二十年代粤军在使用。抗战爆发后，这个序列号给予改编的红军使用，但只使用了半个多月，随即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此图来源于网络，应是赝品）

第十八集团军士兵

第十八集团军臂章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第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图为陆军第十一师1937年佩用的臂章。（胡志杰收藏）

各部队臂章用白布缝制，横长十公分，纵长六点五公分。以蓝色印成，中留空白直径四点五公分椭圆形，上用蓝色书部队番号，下书佩用年度，四周留宽五公厘的白边。

士兵的身份凭证就是胸标与臂章。一般而言，胸标是注明官兵个人的身份信息，臂章是部队序列信息。

抗战酷烈，在日军的轰炸与炽热的炮火下，战场上各部队容易因为防空与躲避炮火造成建制紊乱，臂章有助于官兵在战场间隙快速找到自己的本部集结，进行下一步的军事动作。同时，胸标与臂章，也是辨认阵亡官兵身份的重要依据。因为很多时候收敛登记烈士遗骸名录的人员，并非由本部队操办。

蔣中正電重慶委員長行營，據稱前方各部隊因官兵符號內藏稽查不易幾成散兵游勇，軍紀掃地請仍恢復佩帶符號領章臂章等情已指令照辦及分電各戰區一體遵照。（台国史馆档案）

如果作战部队撤退转进匆忙，正常情况下士兵凭章证可以在沿途的兵站得到食物补给。如果情形危急，兵站撤走无补给的情况下，有些溃兵会把自己的证章藏起来，抢劫盗窃平民财物。

我采访过几个基层军官，都不约而同地说，平时训练驻防时，军纪没有问题。一旦打仗，尤其是打了败仗，军纪就会荡然无存。上面的电文，证实了这一点。

抗战爆发后，陆军的胸标长方形基本没有变化，而臂章与则多种多样，有扁平的长方形，也有椭圆型与三角形。图为陆军一九三八年，万家岭战斗后六〇师周万邦、黄保德团长合影，可以明显看见他们的三角形臂章。(本图来源于黄保德亲属李宣钊老师）。

此臂章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直属部队官兵所使用的臂章（本图由胡志杰先生提供）。

各部队年度佩用的臂章与胸标的样式，由各战区的各部门主管单位制定后附图下发直属单位。如作战部队由战区司令部X处制定下发、军需系统由兵站总监部制定，保安部队由省政府保安司令部制定……臂章所使用数字，均用大写的罗马数字1-Ⅰ、2-Ⅱ、3-Ⅲ、4-Ⅳ、5-Ⅴ、6-Ⅵ、7-Ⅶ、8-Ⅷ、9-Ⅸ代替。

如第三战区则是III，IV为第四战区，S代表兵站军需系统，第五战区用V代替……如此类推。

一九三九年底，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发给下辖各单位的胸标与臂章的规定样式。

抗战期间各部队一般作战、驻防的范围，在限定的地域内，所以数字序列以战区方面指定便不会与其他部队冲突，如上图臂章数字VIII样式，很容易让人误会为第八战区司令部直属部队。但实际上是广东省南路第八游击司令部1940年度所使用的臂章与胸标样式。

作战期间，臂章上标明部队序列番号不利于保密，抗战爆发后国民革命军开始使用各种代号给部队命名，如一九〇师的代号为“忠勇”（代号问题，另文铺述）。

但部队所使用的保密代号，不同辖区的部队，经常会撞车或使用了近似的代号。如1939年陆军第十四师使用“还我山河”，同年第五军的代号是“还我河山”……不留心，很容易便会混淆。

1940年，桂南会战期间的杜聿明，可以看见他的臂章写着代号“还我河山”，无第五军等数字序列，胸标上有其名字及部队“日月”的符号。

臂章与胸章的款式有悖常理，无法知道这两个不知名的小兵，是不是故意将胸标和臂章调了个位置佩戴。

1940年，正在往昆仑关参加作战的国军某部，可以看见他们的胸标与臂章尺寸比较大。

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轉知軍事委員會另補規定各戰區及各集團軍之旗幟信號臂章守密辦法。

图为1938年，武汉一名士兵。

但抗战后期的反攻作战阶段，很多作战部队，只是佩戴带代号的胸标，没有佩戴臂章。

1945年初，在广西接受陆军司令何应钦检阅的陆军第八师，该师士兵佩戴代号“党卫”的胸标，没有佩戴臂章。

抗战后期的反攻作战阶段，部分作战部队只佩戴胸章，没有佩戴臂章。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作战，指挥通讯系统比较顺畅，上级部门能掌握部队的具体位置。与其同时，士兵也无需再因为战场紊乱到处乱跑，需要根据臂章辨认本部队人员，快速集结归建。

1945年5月，在南宁列队集合的新一军官兵。没有看见士兵们佩戴他们独有的臂章。

1945年9月，行进在广州街头的陆军第十三军官兵。没有看见臂章。

1945年9月，第二方面司令部参谋人员的胸标上，只写着“镇南”的代号，没有佩戴臂章。

我一直在考虑，抗战时期的胸章与臂章问题，应该与部队的保密代号一起写，只是耽心问题缠绕在一起，更加复杂难以理清。下一步，说代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