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的皇帝爲了加強自己的統治，各種手段層出不窮，而文人們的談論主題和文學作品主要是政治思想的傳播載體，這就使得許多朝代的統治者都選擇了加強對文人的統治，“文字獄”和“焚書坑儒”這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殘忍事件，不只是珍貴的文學作品被毀掉，就連無數文人的性命也無辜受到牽連。不過在宋朝卻並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因爲宋朝先祖留下了祖訓，任何皇帝都不允許迫害士大夫和言官，也就是通俗意義上的文人，這在史料《避暑錄話》中有過詳細的記載，趙匡胤在太廟中建立過一座石碑，也被叫做“誓碑“，每位新任皇帝都會來到太廟，身邊只能跟着一位小太監，而這位小太監還是不識字的，這樣一來只有皇帝本人知道石碑的內容，歷任皇帝都是這樣的做法。

可石碑的祕密並沒有被死守成功，在靖康之恥發生後，金兵佔領了皇宮，而太廟中石碑的內容也公之於衆，上面只是寫着兩條“禁令“，簡而言之，一條爲趙氏皇帝不能傷害柴氏子孫，即使是柴氏子孫做了過分的事，也不能以刑律處罰，可若是他們犯了謀反之罪，賜他們自盡，二便是不能殺害文人士官。若是有人違反這兩條禁令，那麼趙氏子孫一定會受到天罰。

寬待柴氏子孫，這倒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趙匡胤是從柴氏手中奪來的皇位，當初也是柴氏提攜了趙匡胤，讓他成爲大將軍，所以趙匡胤寫出這樣的禁令，想必是心中有愧。而這第二條大概是因爲他本人是武將出身，士大夫和文人的政治才學能夠好好輔佐趙氏江山，所以他希望後世子孫可以重視士大夫等官員。

不過也正是因爲趙匡胤如此的做法，寫下禁令，若是違反，那麼子孫必遭天譴，使得歷任皇帝都會看重文人，文人們受到的待遇也算是歷朝歷代中最好的了，也因爲輕易不賜死，宋朝敢於直諫的文官不在少數。這樣的制度可以說是很有效的了，沒有人會拿自己的子孫後代開玩笑，宋朝傳承了三百多年，而這禁令也被執行了三百多年，實屬奇蹟。

在《宋史》中曾經記載過一位敢於直諫的言官，名爲寇老西兒，在他與太宗討論政事的時候，意見不合，他竟然是扯着皇帝的龍袍，讓生氣的皇帝坐下，繼續聽他講道理，事後太宗也並沒有責怪寇老西兒。因爲太宗知道寇老西兒是一片忠心，雖然冒犯了皇帝，可也都是爲國家和皇室好，甚至是將寇老西兒認爲是唐朝的魏徵。

仁宗時期的包拯而已同樣以敢於直諫而出名，直言不諱，絲毫不怕得罪同僚，也不怕冒犯皇帝，不過也好在趙禎當真是一位好帝王，任人唯賢，虛心納諫，這才包拯能夠多次冒犯進言。比如仁宗的愛妃張貴妃想要讓皇帝給她的伯父賜職，仁宗也打算答應，可包拯認爲這樣做會讓外戚掌權，禍亂政權，所以直言其利弊，可仁宗並不看重，但包拯並沒有放棄，直言上諫，言語激烈，這樣挑戰皇帝的權威，一般下場恐怕就是被斬頭了，可宋朝的祖訓和仁宗的仁善讓包拯順利爲官幾十年。

仁宗去世後，不只是滿朝文武大臣和全國人民的悲傷之事，連遼國人民都爲其慟哭，原本是敵國，可趙禎的仁政卻使得兩個國家四十二年沒有發生過戰爭，兩國已經是兄弟之國，遼國耶律洪基爲其建立了衣冠冢，讓子孫後代對待趙禎就如同對待自家祖先一般，可想而知宋朝趙禎的影響有多大。

王安石改革是歷史上的一件變法大事，無論成功與否，此事引起的轟動不同凡響，當時改革派和守舊派在朝堂上形成對立之勢，神宗雖然想着任用改革派對政治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可守舊派堅決不同意。若是放在朱元璋的身上，恐怕違逆者都一併被處死，但宋朝的禁令不允許神宗這麼做，這便導致朝堂上形成了僵硬的局勢。

神宗不想再忍耐守舊派了，他想着殺一個人以殺雞儆猴，可大臣們不同意了，認爲宋朝從來沒有發生過誅殺士大夫的事例，皇帝不可以破例，所以神宗最終還是沒有處死那位瀆職的大臣，只是打算將他刺面再發配邊關，可誰知這樣做也引起了大臣的反對，認爲這是對士大夫的侮辱，惹得神宗大怒。

王安石雖然是改革派的領頭羊，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可守舊派也同樣頑固不化，一時間新政無法推行，所以幾個改革派的臣子想出了一個主意，殺掉幾個守舊派的大臣，這樣就可以威懾守舊派，削弱他們的勢力，爲了能夠推行新政，幾條性命的犧牲也是可以的。此主意一出，連王安石的兒子也同意，還說將韓琦和富弼的腦袋掛在鬧市，這樣就不會再有人敢幹涉新政了。

王安石聽到他們的話，並不同意，他認爲若是開了誅殺士大夫的先例，那麼日後士大夫文人的地位就失去了保障，朝廷上也不會再有人看重士大夫了，那麼朝廷上將會變爲屠場。也正是因爲宋朝的祖訓，使得文人在朝廷上的地位尤其重要。

有了士大夫的積極發言，才能保證國家的政治清明，宋朝發展繁榮，在歷史上的地位尤其重要，可即使這樣也不能抵擋蒙古人的鐵騎，一朝文明終究還是被摧毀了，三百年的傳承也還是斷了，從此以後沒有哪個朝代能和宋朝在文人優待方面上媲美了。

因爲趙匡胤立下的兩條禁令，宋朝子民的凝聚力還是非常強的，即使是國破後，也仍然有十萬多的軍民願意同國家共存亡，這樣看來宋朝確實是許多普通文人和士大夫的嚮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