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九次特赦。

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2019年6月29日之前先后实施了八次特赦，分别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和2015年。

在前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七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

1957年1月29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对原国民党少将刘焕东等12名病患战犯处理意见的报告。2月2日，毛泽东作出批示：“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他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1959年国庆十周年来临，为正式实施赦免政策迎来一个良好契机。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杭州致信刘少奇：“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毛泽东的信表明三点：第一，借国庆十周年实施赦免是个重要时机，国内外影响较大；第二，这种赦免是特赦；第三，赦免对象包括普通刑事罪犯和战犯。据统计，当时战犯在在押罪犯中的比例是非常小的（约占0.04%）。把普通刑事罪犯作为特赦对象，不仅大大增加了特赦对象的数量，也让新中国的首次特赦具有了更广泛而典型的刑事政策意义。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该建议。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的意见。关于特赦条件，毛泽东说：“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关于为什么要实施特赦政策，毛泽东说：主要是又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自己站起来了，人民有神气了，问题是个人民问题”。实施特赦的条件业已成熟。

9月17日，朱德主持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当天，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宣布“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推动出台的新中国第一个特赦令。为了更具体地指导各地执行特赦政策，当天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对特赦的具体步骤、方法、宣传以及特赦后的安置等作出详细规定。首次特赦，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另有389名获减刑。

1959年12月4日，特赦正式施行。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

1961年12月25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等。

■第五次特赦

1964年12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等。

■第六次特赦

1966年4月16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等。

■第七次特赦

1975年1月中旬，全国四届人大召开。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2月27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3月17、18日，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名单。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新中国先后实施七次特赦，直至彻底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充分体现了中央“宽大政策一贯到底”的精神。

■第八次特赦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决定依据2015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对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决定自2015年8月29日起施行。

此次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链接|特赦的具体实施，还需经过哪些流程？

特赦的具体实施，都需经过哪些流程？

专家表示，特赦决定规定了法律程序，对于符合决定所规定的特赦条件的这些人，要经人民法院依法做出裁定以后予以释放。在特赦决定通过、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以后，根据决定和特赦令的条件有一个法律程序。

谈及特赦程序，专家表示，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后，还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

通过查阅发现，中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

专家表示，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后，监狱管理部门、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刑罚执行部门，将根据特赦决定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审核他们所在机构中哪些服刑犯人符合特赦条件，然后准备这些人的材料，提交到法院，由法院进行裁定。“法院裁定后，刑罚执行部门就可以根据法院裁定书，按照相关程序释放犯人了。”

专家强调，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整个特赦过程是由检察院全程监督的。（来源：新华网、中新网 马学玲 陈伊昕/文、《党的文献》王香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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