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90岁生日，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界纷纷隔空为其祝寿，继罗素和杜威之后，极少有海外学者能获得这样的待遇。知识界对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的致敬，既是对其体大思精的知识体系的叹服，更是对其始终关注时代疑难、拒绝犬儒化的人格操守的敬意。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借助其庞杂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宏大而完备的话题体系，成为公认的“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自从24岁崭露头角以来，他便以极富冲击力和争议性的话语，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论战的方式影响着知识话语和公共议程。他的批判理论不仅影响着学术话语，还不断地在公共领域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通媒体之道的哈贝马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不断地以激辩的语气，向时代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调戏”，思考着如何深化民主的事业。

本周书评周刊，我们推出了《“世界公民”哈贝马斯：用理性拓宽公共边界》专题，在这位毫不妥协的公共知识分子90岁生日之际向他致敬。6月18日我们已经推送了本专题第一篇文章：《90岁生日快乐，哈贝马斯！》，如果你对哈贝马斯还不太了解，可以先看这篇再来看今天的推送。文章细数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成长史，通过他的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今天要推送给大家的三篇文章，也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他们对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正在衰退，公域和私域之间不再有明显划分，如今大家都对公共事务避而不谈，我们该如何理解“公共性”？哈贝马斯如何成为天才的对手？哈贝马斯如何看待分裂的西方……以上种种，都能从今天第一到第三条推送中，找到一种解答。

在这条推送中，我们将与你分享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的讲述和哈贝马斯译者、研究者童世骏的专访。他们讨论的是——在“公知”被污名化的今天，阅读哈贝马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中国为什么会掀起“哈贝马斯热”？中国学术界在接受哈贝马斯思想上有哪些问题和不足？

口述与修订 /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整理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反思德国二战罪孽

始终警惕极端右翼复辟

哈贝马斯在中国的读书界、理论界和官方都有极大影响力，他处于极左与极右之间，是一个中左派人士。我并不特别欣赏他的理论，但是我很崇敬他。“不欣赏”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选择，而“崇敬”则是因为他从自身立场出发构建的知识系统，在当世哲学家里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深切地关注社会大灾难过后人类应该怎么办，在刚刚大学毕业时，他就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即德国人该如何面对二战中纳粹的责任？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发现那些在纳粹时期特别受欢迎的老师辈的知识分子，战后摇身一变，居然再次成为德国知识界的名流。他觉得他们太轻易地原谅了自己，于是立志要与德国屠犹历史，以及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进行切割，进行深刻地反省和系统地批判。

哈贝马斯。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对哈贝马斯来说，二战灾难的亲身经历其实是如过眼云烟一般，因为他当时太年轻了。1945年他才中学毕业，直到1958年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前，哈贝马斯的理想还不是成为学者。哈贝马斯与这段历史保持着距离，这样才能对纳粹德国采取终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他始终警惕德国的极端右翼复辟，这也导致了哈贝马斯在理论研究上的遗憾：相对而言，他对德国左翼发展的批判还不足够。但哈贝马斯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人生理想和学术进路的自我规划，与他的主要批判对象，即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德国有着密切关联。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作为德国复兴的重要推手，在右翼眼中简直就是个神话，但哈贝马斯对他口诛笔伐，因为阿登纳与纳粹历史切割得不清楚。哈贝马斯的社会警惕性之高，于在世的著名学者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批判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的同时，哈贝马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理念，这对转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现实引导意义。实际上，哈贝马斯对自由理念的关注，远远不及他对民主理念的重视。

1986年，哈贝马斯发明了一个重要概念：“宪法爱国主义”。承认立宪民主的建构，使得哈贝马斯稳定地站在了中左的位置。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在观念上最重要的是中左和中右能够团结起来，去抗拒极左和极右。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批评哈贝马斯没有清算苏联，但哈贝马斯认为，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后来，战后德国稳稳当当地落定在立宪民主政治的平台上。正是哈贝马斯对极左和极右的同时拒斥，使得他成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理论分析者、制度设计者和实践支持者。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实践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式导向，才使得哈贝马斯对全球的转型社会都有重要的指引意义。这也切中当下中国的时代议题：我们怎样才能建构一种健全的社会思想？或许欧盟是一个现实方案，但我们根本无从去遥想一个亚洲联盟。尽管实践差距如此之大，但哈贝马斯的指引意义，就在于要通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稳健的现代民主之路上。

2000年6月23日，哈贝马斯（右）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歌德大学大讲堂中。

法兰克福学派

毫不妥协的批判传统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批具有雄心壮志的思想家，他们试图对现代社会作出整体的描述和谋划。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的马尔库塞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和颠覆者，那么哈贝马斯就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温和派与反思派。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在几代学者之间保持着一贯性。也正是在多个维度上的一贯性，让法兰克福学派成为左翼社会理论的庞大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从左翼理论的来源看，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联，但又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差异。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批判，通过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法兰克福学派更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他们认为需要从政治批判和阶级批判转型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霍克海默从筹建社会研究所开始，就对社会批判理论有一个总体谋划。当然，霍克海默直到去世前都非常愤慨，因为尽管他把一群天才笼络在一起，但几乎没有成员响应他的想法。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人的一致性，还表现为对当世社会的批判态度，他们有一个理性的、普世的未来愿景。像哈贝马斯那样在全球性的大事件上，比如对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非正义举动，以及对萨科齐、默克尔、特朗普等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始终保持着一致的批判态度。正是他们对不健全社会的指证和批评引起了我们内心的共鸣。

法兰克福学派还保持着德国传统的系统理论思考习性。哈贝马斯曾与当代自由左派的领袖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哲学杂志》上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论战，这场争论其实是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肯定立宪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分歧在于，立宪民主需不需要有哲学基础。

在1971年出版《正义论》时，罗尔斯还在追究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基础，等到1993年出版《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他已经认为不需要完备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来支撑仅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哈贝马斯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不就成了实用主义者里查德·罗蒂毫无根基和来由的自由主义了吗？他认为，只是对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来建构论说还不够。我们不能只强调“交叠共识”、公共理性、权利优先于善，还需要重视善优先于权利，也就是要重视政治自由主义的形而上论证。作为一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批判志向。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指向，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保持着默契。

哈贝马斯部分著作中译本《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9月）书封。

捍卫公共领域

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贝马斯的一辈子是“斗”出来的，他从博士毕业之后就开始写文章，真是“怒向刀丛觅小诗”，跟鲁迅先生一样剑拔弩张。他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简称为“公知”。尽管“公知”的概念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但它最初所涵盖的意义，无非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在专业关注之外去评论公共问题所抒发的个人意见。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在于知识渊博、宣示真理，而是有介入公共讨论的意愿，促成大家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

哈贝马斯能够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与德国哲学的传统密切相关。德国哲学绵密复杂，专业壁垒极高，但内在隐藏着的却是深刻的社会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它秉承了深厚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在古希腊，如果要谈家政，你是会被人嗤之以鼻的，家政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哲学必须在公共领域发声，介入公共生活，才能够实现人生荣耀。直到今天，哈贝马斯还在严厉批判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顽强狙击知识界的哲学王求告，可见其秉承这一传统的韧劲。

他们这一代哲学家曾经非常敬仰海德格尔，在正式加入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哈贝马斯所写的很多评论都在谈论“存在”的概念，谈论它在现实社会的影响，这些文章可以被看做是海德格尔式评论。在撰写教授论文的时候，哈贝马斯的写作题目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为公私划分是公共领域存在与运行的第一个前提。因为有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才有了公共领域的古代形态，再到文学领域公共形态的现代萌芽，进而演进到资产阶级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最后由公共议政产生了政治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作者: [德] 哈贝马斯；

译者: 曹卫东等；

版本: 学林出版社 1999年1月。

公共领域在近代以来一直在衰退，这让哈贝马斯忧心不已。新媒体的介入是病源所在。电视和报纸的泛滥使得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公域和私域之间不再有明显划分。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背后根源与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象不谋而合，最可怕的是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大家对公共事务避而不谈，因为我们对之理解得非常褊狭，以为评论公共事务就是要宣泄公共真理。

汉语学界出版过一本文集《文化与公共性》，对中国人讨论公共性有巨大的影响。但“公共性”与“公共”在概念上千差万别。“公共性”是不分中外、古今和政体差异，任何没有严格公共制度建构的国家都有的共同底线形式，再专制的政权都有底线意义上的公共性。而“公共”则需要有一套严格的公共哲学和严格的制度建构，或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或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最终诉诸公共理性讨论。公共理性讨论的指向是公共权利，而不是指向我们的个人趣味。在这一点上，我们捍卫“公共”的热情，应当要超过我们捍卫“公共性”的热情。因为“公共性”背后的假设，可能恰恰在剥夺我们的“公共”。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一点不弱于他的代表作《交往行动理论》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由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人士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误导，使得中国在今天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功用和价值，甚至根本无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如此贴近中国现实生活，成为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又一重深厚的理由。

专访童世骏

哈贝马斯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掀起了又一波“西学东渐”的大潮。在那时，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被当时的中国学界所了解。

但是，中国的“哈贝马斯热”并没有随着80年代“文化热”的消沉而退潮，因为其思想的庞杂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给了许多中国学者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这场“理论旅行”当中，哈贝马斯的思想最早是如何被中国学界所了解的？中国的“哈贝马斯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哈贝马斯的思想资源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发？

我们采访了哈贝马斯的译者和研究者童世骏，为我们分析了哈贝马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童世骏。

1958年9月生于上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曾译有哈贝马斯的专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并著有《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就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你能谈谈哈贝马斯的思想刚进入中国的情况吗？

童世骏：当时，哈贝马斯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的。在上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在德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在当时的德国乃至其他国家，研究哈贝马斯的专著也已经出版了好几本。

在我的印象里，哈贝马斯最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文章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世纪80年代初江天骥先生主编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其中就选了尹大贻先生翻译的哈贝马斯的这篇文章。这本书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作概述的时候，也重点介绍了哈贝马斯。

在这篇文章里，哈贝马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文化批判，也是从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上进行的社会批判。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跟当时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评价主要是正面的。哈贝马斯其实也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正面意义。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从一种人对自然的控制方式变成了一种对人以及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的话，这会造成社会病态。

“意识形态”的一种通常理解是“颠倒意识”，尤其是把特殊的东西错当成普遍的东西。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意思倒不是说科学技术所代表的人类某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被普遍化了，而是说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诸多知识兴趣中的一种，那就是控制自然，但越出这个界限，假如我们把科学技术用于对人的认识和行动上、用于对自己的认识和行动上，那我们就把特殊的东西当成了普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三位老先生形成一个自我指涉系统……”1999年黑森州文化奖得主：于尔根·哈贝马斯、西格弗里德·温塞尔德和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哈贝马斯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童世骏：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对哈贝马斯感兴趣，至少是我之所以对哈贝马斯感兴趣，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首先，因为哈贝马斯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中国学界一开始是把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接受的。当然，有德国媒体最近在庆祝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的文章中也并不主张把哈贝马斯归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但哈贝马斯其实很重视马克思主义传统，并设法对此进行发扬。

在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之时，哈贝马斯曾写过一篇《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因此，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是不存在问题的，即便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强调的一些要素，未必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相符。

其次，因为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的价值。他批判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警惕这些在左翼和右翼中否定现代性价值，回到过去或可能误解未来的思潮。他要捍卫现代性价值，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等看起来比较自由主义的典型要素。哈贝马斯觉得，这些要素也可以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捍卫和发扬。

第三，虽然我们会觉得在哈贝马斯的思想里，他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做斗争，普遍主义倾向非常强烈，但是，他又有着非常强的欧洲意识和德国意识。在理论上，他对于普遍价值必须要和特定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从实践上来讲，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贝马斯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德国国内的公共讨论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依然频繁地深度地参与德国和欧洲的公共讨论，这些都表明他对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是有非常深切的认识的。

英译本姗姗来迟，反而有益传播

新京报：为什么哈贝马斯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会在当时的中国的学术界掀起热潮？是不是也正好对应着中国上世纪90年代传统媒体市场化的大潮和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互联网的兴起呢？

童世骏：可以说有点关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早期特别重要的著作。但是，在英文学术界里，这本书受到的关注却比较晚。在受到广泛关注的英文研究专著——托马斯·麦卡锡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里，麦卡锡根本没提《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直到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才有了第一版英文译本，麦卡锡为此写了长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的英文译本推迟问世，反而对此书的传播是一件好事。

这跟东欧剧变的关系非常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商谈等有关公民社会的理论，给观察当时的东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框架，还有人会用这种视角和框架观察当时的南欧、甚至东亚。

所以，当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文版问世时，此书很快在英语学术界的中国研究领域里掀起热潮。当时，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比较频繁，因此国内外都在讨论这本书。其实这个热潮的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哈贝马斯的研究跟他对欧洲和德国的现实关怀非常密切。若我们在学术上简单地把他的理论照搬、引申到中国来，这是很有问题的。不过，这本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很应时的概念和思想资源。

《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作者：童世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12月。

肯定市场经济的西方左翼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学术界在接受哈贝马斯的思想上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或不足？

童世骏：所谓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分工所带来的。有人会相当注重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地位。他们会把一些细节搞得很清楚，比如哪些理论比较重要、他的思想可以分几个阶段、他跟各种思想家的关系如何等。的确，做这种文本梳理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仅仅做这种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研究者使用中文译本或英文译本来做文本研究，因为翻译往往是不牢靠的。

我自己的兴趣更多在于，带着问题去理解他的哲学思考。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他的问题。我个人愿意把他的理论看成是他对自己的问题的一种回答。当然，我也想办法找他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之间的共同点。所以，我想办法在阅读他的作品、对他的工作做分析研究时，也能回答我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哈贝马斯的思想来说，你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更加关注他的哪些理论？哈贝马斯的哪些理论在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

童世骏：哈贝马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我们不一定要照搬，但是他给我们以启发。他是比较早肯定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的西方左翼。他仍然关注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和对人的尊严的诉求。这些都是他作为批判理论家很重要的特点。

哈贝马斯对于自己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着批判性的反思，这点也给我们以启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力，恰恰体现在有一批优秀的人，不断对过去作出面向未来的反思。

作为哲学家的哈贝马斯对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都很熟悉，他在他的思想中都有借鉴。他不是为了跨越学术传统而去跨越学术传统。他之所以会借鉴英美和欧陆的哲学思想资源，是因为他既有建立体系的冲动，更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他力图超越门户之见，借用各个学术传统的学术资源，与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话，与在世的哲学同行进行实时交流，不停地在进行交流，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本文原载于2019年6月2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6/B08版。撰文：李永博 徐悦东；编辑：徐学勤 董牧孜 榕小崧；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