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特務機關，這個日特機構現在很少出現在史說中了。其實，這是一個建立很早的日特機構，成立於1930年。其危害之深，幾乎貫穿於整個日本對中國的覬覦時期、侵華時期（太平洋戰爭之前）。

今天的溧陽路（原狄思威路）

其位於狄思威路(今溧陽路)1177號（抗戰勝利光復後，此地成爲管理、遣返上海日僑的上海日僑管理處），隸屬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情報部，首任機關長是田中隆吉少佐。時任日本陸軍駐日本上海公使館附武官。

​這位田中隆吉在日本陸軍以及侵華史上也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生貫穿了陰謀與出賣。只可惜，因爲在戰後東京審判中，因爲成爲了污點證人，作爲戰犯，作爲一個手上沾滿了中國人鮮血的戰犯，他卻最後被免罪，逃脫了歷史的懲處。嘆也，罪也。

穿中式服裝的田中隆吉

如下，便是其人的年表，對其罪行可窺一斑。

1893年(明治26年)-現在的鳥根縣安來市的商家生。進入鳥根縣立松江初級中學。

1907年(明治40年)-廣島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入學。

1910年(明治43年)-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入學。

1913年(大正2年)3月-陸軍軍官學校炮兵科畢業(26期)。野戰炮兵第23聯隊(岡山)上任。

1914年(大正3年)-陸軍炮兵少尉任官。

1917年(大正6年)-陸軍炮工學校畢業。

1918年(大正7年)-陸軍中尉上任。成婚。野戰炮兵第26聯隊(朝鮮)上任。

1919年(大正8年)-陸軍大學入學(34屆生)。

1922年(大正11年)-陸軍大學畢業。野戰炮兵聯隊回到任地。

1923年(大正12年)-陸軍大尉任官。參謀本部上任。

1924年(大正13年)-參謀本部支那班（中國課）。其時，與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關係密切。

大川周明

1927年(昭和2年)7月-參謀本部付・支那研究生北京・張家口駐在(特務機關任務)。其時，與裏見甫（滿洲‘鴉片王’，中國化名李鳴。全面侵華後，以鴉片交易毒害中國人劇甚，並以此爲日本軍隊籌集了主要的軍費來源）關係密切。

裏見甫（化名李鳴）

1929年(昭和4年)8月-陸軍炮兵少佐任官。參謀本部支那課兵要地誌班調動。

1930年(昭和5年)10月-上海公使館附武官。遇到川島芳子，成爲其情人。

1932年(昭和7年) 1月-上海事變（第一次淞滬抗戰）。在關東軍參謀部及土肥原賢二的授意下，其與川島芳子合謀了‘紫色計劃’（日僧事件）引發上海事變。8月-野戰炮兵第4聯隊的大隊長。

1934年(昭和9年)3月-陸軍中佐。野戰重炮兵第1聯隊付(市川，聯隊長下村定)上任。

1935年(昭和10年)作爲3月-關東軍參謀部第2課(信息課)兵要地誌班長(蒙古工作擔當)的參謀滿洲上任。

1936年(昭和11年)8月-德化特務機關長。進行對蘇戰略的最重要的一環‘蒙古工作’。與德王聯合引起‘綏遠事件’。

綏遠抗戰示意圖

1937年(昭和12年)8月-陸軍大佐任官。第19師(朝鮮)山炮兵第25聯隊長上任。

1938年(昭和13年)8月-參與挑起‘張鼓峯事件’。

1939年(昭和14年)在1月-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長上任。

1940年(昭和15年)3月作爲駐中國第1軍參謀長進行閻錫山工作。 12月-陸軍省軍務局長。

1941年(昭和16年)6月-陸軍中野學校長。 10月，被免除兼職。

1942年(昭和17年)9月-東部軍司令部付時調動。11月12月以老年憂鬱症進國府臺陸軍醫院住院。

1943年(昭和18年)3月-被編入預備役。

1945年(昭和20年)3月-被召集擬任羅津要塞司令官，被阿南惟幾以其神經衰弱復發解除職務。

1946年(昭和21年)出版《敗因》。道出了一些日本陸軍的內情，作爲戰犯及證人進入東京審判。

1948年(昭和23年)11月-東京審判結束。

1949年(昭和24年)-回到戰爭時期開始住的山中湖畔隱居。 9月15日-短刀的自殺未遂。

1972年(昭和47年)6月5日-直接因爲腸癌死去。享年78。

位於乍浦路和平大樓的另一個日諜機構“滿鐵駐上海辦事處”，便是這個上海特務機關存放情報資料和謀略策劃的密室。

1940年4月，汪僞南京政府成立後，上海特務機關改稱上海陸軍聯絡部。

上海特務機關曾在日本世紀大諜土肥原賢二（侵華罪大惡極之戰犯）的授意下，直接指揮女諜川島芳子(金璧輝)在上海廣泛蒐集軍政情報，拉攏腐蝕民國高層官員。川島芳子‘男裝麗人’的外號由此名揚中日諜報界。

最著名的便是1931年（民國21年），與關東軍參謀部、川島芳子共同策劃了“第一次上海事變”(即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8年3月起，該機關又指使侵華日軍上海派遣軍動用軍隊及特工人員進一步蒐集南京的公私圖書。

在1986年8月17日，日本《赤旗報》曾刊登了《日本侵略軍進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殺”》的一文，作者是當年的親歷者，住日本東京國分寺市，已經77歲的青木。作者回憶了那年那場駭人聽聞的對中國人血肉大屠殺背後，更爲嚴重的‘文化大屠殺’的真相。上海特務機關的九名人員接到日軍上海派遣軍特務部長“立即檢查南京市歷年的重要圖書，準備接收”的命令，他們乘坐三輛汽車在南京四處奔走，檢查了可能有重要書籍和文獻的地方共70處，其中有外交部、國民政府文官處、省立國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

日本《赤旗報》舊樣

日軍費時一個月時間，動用軍隊，以“接收”名義，將搜來的圖書裝上卡車，每天搬入十幾卡車，在強徵來的地質調查所主樓一二三層的樓房中，堆起200多座書山。珠江路地質調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層大樓，每個房間裏堆放的圖書都堆到了天花板。據當時造冊統計，劫奪圖書、文獻多達88萬冊。他們在圖書雜誌上標號分類後，然後再搬到指定地方並分批運送回日本本土。參與“文化大屠殺”的人員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動用卡310輛次。（當時最大的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藏書是85萬冊，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書25 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極爲珍貴，其中不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公報，而且還有3000多冊清朝歷代皇帝《實錄》。至今仍有大批文獻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