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美國舉國上下關於農藥危害性的爭論，是由生物學家、科普作家卡遜1962年出版《寂靜的春天》開啓的，該書譴責濫用農藥引起環境破壞（書名指的是農藥濫用導致大量鳥類死亡、春天沒有鳥聲）。爭議一開始，科顧委得到肯尼迪總統授權對此問題進行調查。科顧委在1962年任命了一個小組，成員主要是一批生物學家[包括當年因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分享諾貝爾獎的沃森（James Watson）]，而不是農藥專家，來討論卡遜提出的問題。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科顧委認爲農藥專家在該問題上有利益衝突。而科顧委研究報告《農藥的使用》（The Use of Pesticides）的第一個結論就是，當時沒有人在研究農藥長期的影響，單從這點上來說，卡遜拉響警報是對的。

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及其著作《寂靜的春天》

這個例子也說明在科技諮詢過程中，科學顧問獨立性的重要。我在研究這份科顧委報告的出爐過程時發現，報告的撰寫過程中爭論非常激烈，背後農業部和內政部意見相左——農業部極力推動農藥的使用，而內政部的職責是保護環境。最後，科顧委的報告得出結論，農藥確實在農業和公共衛生如控制蚊子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濫用，最重要的是人們不清楚它對環境的長期影響。肯尼迪在這件事上表現也非常好，他聽從了獨立專家的意見，基本上擺脫了利益集團的干擾。當科學顧問把科顧委報告提交給總統，總統馬上就說，我要提交法案給國會通過，開始改革。科顧委在《農藥的使用》裏把科學家的定位講得非常好。它說，科學家不能代替政府和公衆來制定公共政策，不能剝奪民衆和民選官員的決策權，但是科學家要給公衆提供信息，讓公衆在好的信息的基礎上做出明智的決策。如何能保證科學家提供的信息是公正的、不受或少受利益集團影響的呢？報告認爲，要公開化、透明化，這樣不同的意見都能得到反映，公衆才能做出明智的決策。比如，科顧委報告提出，所有關於農藥監管的數據應該公開，以便讓數據的假設有效性和可靠性接受公衆和科學共同體的嚴格審查。而且報告提出，以科學爲依據的決策，也不能等到所有科學問題都澄清了纔來做決策。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面要以最新的科學根據做決策，一面又要根據更新的科學改善決策，這也是很明智的做法。從歷史、哲學角度出發，卡遜認爲，農藥和其他環境問題的一個主要根源，是我們的科學與技術發展之間的不平衡。我們的技術可以非常發達，比如農藥就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技術，但是我們相關的科學研究，比如從生態學和其他學科出發對農藥的長期環境影響進行的研究卻非常少，當時幾乎沒有人去研究。卡遜作爲一個女性，一個海洋生物學家，一個科普作家，在當時她屬於科學共同體中的邊緣人物，但她對爭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科顧委贊同卡遜的意見，提出要加強環境問題的多學科基礎研究，而且與卡遜一樣，指出農藥問題只是衆多環境問題的冰山一角。到了1964年、1965年，科顧委做了第二個環境報告《恢復我們的環境質量》（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這個報告從系統工程的角度出發，全面檢討了當時美國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非常有價值。中國現在也像美國1960年代一樣，正面臨工業化帶來的多方面環境問題，非常需要從系統科學、系統工程的角度來提出應對措施。值得一提的是，這份科顧委報告在美國政府文件裏第一次提出溫室氣體排放會引起氣候變暖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後來很長時間沒有受到重視，可能是受到越戰分散政府注意力的影響，以及當時大家都認爲總有一天會找到技術解決措施這種思維有關。

（節選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王作躍在國家天文臺的講演：冷戰時期到奧巴馬時代美國科技決策諮詢研究》，刊2016年9月30《文匯報·文匯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