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铁琴铜剑楼——记藏书家瞿凤起先生的晚年

摘要：月白风清之夜，挥手抚弦，一曲高山流水，那铁琴可是声闻三十里呵。但他没多说，移步到书桌前坐下，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介绍函，跟着说：“凤起先生对牧斋的材料很熟悉，你去看他，对你研究虞山钱家是有帮助的。

瞿凤起（1907-1987），现代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凤起先生亡故后，我去过一次北京图书馆。在一间展览室中，我看到老先生他家那张铁琴。琴没上弦，静静地躺在一个玻璃匣子里。老先生那宏亮的声音：“虞山之巅，……月白风清之夜……一曲高山流水……声闻三十里呵……相见太晚了呵……”却仍在我的耳边萦回，萦回……

瞿凤起先生（1907-1987）逝世已有三十多年了。他是常熟藏书家瞿镛的后人。瞿家的铁琴铜剑楼，和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瞿氏的藏书，历一百五六十年然后开始失散，私家收藏，经营时间之长，仅次于范氏天一阁。从瞿家祖上聚书，到凤起先生为止，算起来，刚好是五代。凤起先生无子嗣，铁琴铜剑楼恐怕就从此随凤起先生的亡故而变成历史的陈迹了吧。

1985年夏天，我和内人带着小儿到沪上查阅上海图书馆藏的清初诗文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凤起先生。往后两百多个日子里，每隔一星期便去看他。那时，凤起先生孤身住在闹市中一间简陋的斗室里；老伴已于前数年逝世，日常生活靠一个五十多岁、目不识丁的女佣人来打点。又因为两腿在丙午乱中受伤，不良于行，已有十多年没有出门了。但每天仍勉力靠双手将身体从床上挪到书桌旁的藤椅上，坚持一丝不苟地读书、作文。他不理会外边的世界，外边的世界也不来打扰他。

和凤起先生的交往中，我除了体验到一般老人的孤单和寂寞之外，还亲眼看到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如何在一个急剧改变的社会中顽强地坚持手不释卷的生活；我看到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如何在身心都背负着生活给他的累累伤痕时，仍孜孜不倦地为传统文化留下火种。

这篇短文，一方面要追述我和凤起先生之间一段不比寻常的友谊，一方面要把他那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谆谆勉诱后学的精神记录下来，作为对凤起先生的怀念。

〖一〗

1985年在沪上期间，常常在周末和妻儿到苏州短住。内人的娘家在苏州，而我则顺道去看在那里教书的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和我以前通过信，也见过面，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过有关明清之际文学上的问题。那时，我正在整理钱遵王的诗集，也开始对清初人对钱牧斋评价的转变这一问题发生兴趣。钱先生原籍浙江吴兴，却从小在常熟的翁家长大，对虞山的掌故熟而能详。在一次闲谈中，又知道钱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随无锡国专迁到广西北流任教，我的父亲曾在那里跟他念过书。论起行辈来，钱先生应是我的“祖师爷”了。

大约是夏末秋初，钱先生向我提及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流散的往事。并说起瞿家的后人凤起先生正好住在上海，敦促我找时间去看看他。

关于铁琴铜剑楼，以前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看过一些有关的材料，但印象却已模糊。瞿凤起的名字倒并不陌生。廿多年前曾购得他所编的《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但自己对目录版本之学，本无慧根；凤起先生的书，虽也跟着我飘洋过海，但却从未细读过。因此，虽然自己立意要整理钱遵王的诗集，却没有想起凤起先生这本书来。

钱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对他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他没多说，移步到书桌前坐下，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介绍函，跟着说：“凤起先生对牧斋的材料很熟悉，你去看他，对你研究虞山钱家是有帮助的。”接着又说：“凤起先生两腿不良于行，他是从不出门的。你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在家。只是他的常熟话不易懂。可得带个翻译去。”

〖二〗

凤起先生住在北京西路1290号。我和内人按址找去，看见一幢古旧的西式楼房，想是以前租界时代遗留下的物业。房子的大门敞开着，里面却阴暗得很，甬道两旁摆满了杂物，楼梯的边上有人在生火烧饭。内人轻声对我说：“这四层楼的房子，可至少住有十多户人家呢。”

内人用上海话和烧饭人说了一阵话后，拉着我的手便往楼上走。那时该是下午四五点钟，屋外阳光普照，而我们却在楼梯上摸索前行，举步维艰。我把抽烟用的火机打亮，这才安心地一步步沿梯而上。

凤起先生住在三楼通往四楼间的一个亭子间。敲门进去，老人正在伏案写字。房间大约是十英尺见方，是卧室、书房，也是吃饭和接待客人的地方。进门右边有一张木板床，床头恰可放下一架书。床边摆着一张方桌、一张藤椅，对着两扇开着的窗，窗外是小巷，桌子左旁有三四张旧红木凳子，上面堆满了书籍。老先生的女佣人张罗了好一阵子，才找出两张椅子来让我和内人坐下。

呷了一口茶，再细看房内的摆设：桌上有笔墨纸砚，有热水瓶、茶叶罐，还有几只青色的小苹果。墙上挂着一张年迈妇人的照片，想是老先生死去的妻子。房的左边另有一道门，通往另外一间面积更小的房间，里面有几个木箱子、一张床，大概是女佣睡觉的地方吧。也许是因为房间位于两层楼之间，天花板很低，使人有说不出的局促之感。

内人用上海话向老先生说明来意。老先生细细地听，偶然向我看一眼，脸上却木无表情。

内人把话说过了，老先生朝她说：“我和钱老不见面已二十多年了。他的身体应该比我强吧？”语气有感叹，也有点自怜。却不是容易接口的话。我和内人相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房内的气氛便更局促了。最后还是我先再开口的，我向老先生请教有关钱遵王的诗集，并向他打听常熟图书馆所藏的《遵王诗辑》。

老先生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内人只好用上海话再说一遍。

好一阵子，老先生才对内人说：“请转告谢先生，我解放后没去过常熟。那边的情况我不熟悉。我以前编过一部《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他的诗我没研究过。”

我向内人看了一眼，示意她我听懂了他的话。这时，我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朝房里看。房里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我站起来告辞。把带来的一篇刚发表的有关遵王的短文送到他手里，说了些请指正的客气话，准备离去。

这回，老先生却像听懂了我的话。他说：“请再来。”但表情却仍然是木然的。内人在旁笑着对他说：“他下星期便再来看你老人家。”

回程上，心里很不是味儿。怎么老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而且老是一问三不知？我于是开始怀疑起钱老先生和他的交情来。但内人不同意我的推测。她的看法有二：一是老先生的记忆力也许是衰退了。二是我究竟是从外边回来的，只凭一封私人介绍信便去看他，这是不符合“内外有别”的原则的。内人又说，谁知道那个突然在门外出现的中年人是何方神圣？看来老先生对他是颇有顾忌的。

〖三〗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终于鼓起勇气再去看凤起先生。老实说，我对常熟图书馆藏的那部《遵王诗辑》仍然没有死心。而且，还决定独自去。心想：老先生的家乡话我是可以对付得

来的。要是真听不懂，以笔代舌也可解决。

老先生的房门是敞开着的。像上回一样，他正在伏案工作。

“是谢老吗？请进来！”

我比老先生小三十多岁，他怎么竟称我为“老”?但声音却是温和的。

“不是约好一个星期便来的吗？这好像已经有十几天了。你那位翻译呢？”

我连忙解释那位“翻译”是我的内人，并打诳说她有事，不能同来。

老先生呵呵大笑起来：“原来是尊夫人。我以前听说回来的人都带着外办指派的翻译一同出入的。我弄错了。”老先生把我上回送给他的文章找出，指给我看他在文字上改动了的地方。然后说他大体上赞成我对遵王诗的看法，但关于遵王在明朝取得科名、入清后不仕、应视为遗民一点，老先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我记得在一本清初修的《常熟志》里，遵王的科名是在清朝取得的。手头无书，待我以后替你再查。”

老先生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内人的第一个推测是不确的。

从遵王自然便谈到他的族曾祖牧斋。老先生把一篇他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关于现存牧斋文集外佚文的文章送给我。文章的首页已题了我的名字，可见他是等着我再来的。

“关于牧斋的诗，钱先生比我内行多了。他整理过《初学》《有学》两集，我只提供了材料。他才是专家。”老先生的语气是诚恳的。他对钱老先生究竟是极佩服的。我自己先前的怀疑，也自是不必要的了。

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偶然有言语不通的地方，便用笔谈。第一回出现过的中年人也来过一两次，每次站在门外两三分钟。他一出现，老先生便面呈不悦之色，并且示意我不要开口。

直到半年之后，我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这位中年人原来是凤起先生的一位远亲，凭了凤起先生的关系，住进了这幢房子，却把原来分派给凤起先生在二楼的住房给占用了，让老人住到亭子间里去。每次有人来看凤起先生，这个中年人都会出现，一来看看客人提了些什么礼物来，一来看看凤起先生是否把所藏的书物赠给来客。

〖四〗

铁琴铜剑楼极盛之时，藏书超过十万卷。瞿家历代对书籍，都抱着书贵流通、“化身千百”的态度，不像有些藏家不轻以书示人。1919年后十数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筹印《四部丛刊》，铁琴铜剑楼的主人便慨出家藏，玉成其事。这件事的先后在凤起先生所撰的《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中有详细的记录：

己未(1919)之秋，上海商务印书馆同仁，以神州多故，国学寖微，创议影印古籍，欲网罗巨帙，以成学海之巨观，以便学者。董其事者海盐张菊生、无锡孙星如两先生由沪假道昆山，驾扁舟至罟里见访，道使命，商请发棠，共襄盛举。先父素抱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私志不谋而合，遂被推为发起人，相计就地取材，豫约次年派员来吾家摄影，借以付印。越三载，至壬戌(1922)告成。颜曰《四部丛刊》，所收凡三百二十三种，出之吾家者二十五种，其数为采自私家所藏者之冠。

甲子（1924），齐卢构衅，闾阎杌陧，吾家移书沪渎，商务馆以世多故，古籍销亡，国学起衰，相需尤亟，以《初编》为未足，故有《续编》之议。先父继承旧志，尽出家藏，请选所需，俾成美备。期年告成，全编凡七十五种，出吾家所藏者逾半，达四十种。

次年，又赓续《三编》之辑。共七十种，吾家占十六种。

瞿家对私人“欲假善本影印或复刻，亦有求必应。而于乞求传录者，每为之代觅写官，付之精缮。数十年中，未尝间断，累计在千卷以外”。可见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在近代书籍文献的流通上，曾经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

1949年后，瞿家的藏书全部归北京图书馆。

〖五〗

从认识凤起先生时，他的亭子间里仍堆着一包包用旧报纸包好的书。桌上、杌上、床头、床底下都有，而且堆得也颇整齐。包外没有标记，别人是不知道他藏有些什么书的。我在想：这些也许就是铁琴铜剑楼的劫余之物了吧。但究竟有多少，是些什么书？我始终没问过他。

从1985年秋到翌年7月，我几乎每周必在那个亭子间里坐上个把小时，陪他老人家喝茶、聊天。

每当我和他谈到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总约我下次来看书。如我偶然因故没去，老先生便会寄一封类似这样的短柬来催促：

别又数日为念。累室粉刷，业已竣工。

亟将约看之书，分别检出，乞安排时间，别前得以过目，想必乐从。恭候驾临，余容面谈不赘。敬请暑绥。弟瞿凤起。

那八九月里，我在老先生那里浏览过很多书籍，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记录下来，实在是一件愚蠢至极而又永不能补偿的憾事。在看过的书中，印象较深的是一批有关柳如是的材料，因为凤起先生好几次提及陈寅恪先生晚年著书岭南，无机缘读到他所藏有关钱柳的一些资料，言下不胜唏嘘。

除此之外，令我难忘的是一册极珍贵的抄本。

记得那是因为一次老先生小恙初愈，和我谈起养生，又谈到食疗，便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用黄绫包好的册子，是他以前手抄的一种宋人著述，书名是《养老奉亲食治方》。抄本后有他亲笔写的跋文三篇。跋文道出此书的价值和流传经过；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他对书籍的那份狂热：

此册从杨毓斯表弟藏本传录。其原出宋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双鱼尾。避讳至慎。字为孝宗时所刻，但无年岁。当在隆兴至淳熙间。据毓斯云，原本为我家旧物，渠从伟堂伯处借抄。伟堂为我姑丈。此书或以药食相合，已非纯粹医家之属，故不载我家书目，为祖辈所投赠。姑丈无后，以毓斯之胞兄应潮二表兄为嗣。兵燹之后，城西程家巷杨氏旧宅，大部被毁。宋刊原本《养老奉亲食治方》当亦化为灰烬。此书未见别家著录，人间已无第二本。亟从其传录一册，并记其原委如右。

此册传录，尚系若干年前事。毓斯亦早退休，居苏城已十余年。追忆所及，再记于后。乙丑小寒，瞿凤起识。时年七十有八。

册中书眉文字，疑为后人所加，非原书所有。册尾行在云云，当为杭州所刊行。橘园亭郭十郎书铺掌故，容俟续考。是日严寒，北窗冰冻，至午后始解。

那段日子里，他一边替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作校补，一边整理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都是工程浩大，而又必须是心细如发的人才能胜任的研究项目。除此之外，他还抽空写些短文。据我记忆所及，我和他交往的八九个月中，他至少完成了《重校本〈万卷堂书目〉跋》《虞山毛氏汲古阁图题咏》，和一篇讨论两宋版本的文章。

〖六〗

老先生的亭子间里还有不少他戏称为“小玩”，实际上世不经见的东西。他珍爱这些东西，也如同他珍爱书籍一样，却也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豪情。记得1986年农历春节，我和内人带着两岁的小儿去给他拜年，事前是约好的。坐下不久，凤起先生便指着桌上说：“今天为你们全家都准备点小礼物。就照洋人的规矩吧，可以在我的面前把礼物拆开。”送给小儿的是一件白玉挂件，送给我的是一叠宋纸。“我们上星期不正好谈过宋纸吗？”送给内人的，是一方颇有来头的墨。墨上刻有几行字：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祷之像也。词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其性长生，子孙无边。

这方墨便叫作“九子之墨”。老先生把《文房四谱》一书打开，翻到卷五“墨叙事”一节，墨上刻的几行字，便正印在书上。

看过礼物后，内人和我相看了几眼，心里感激老先生这份盛情，但两人都一时不知说些什么。还是他先来打开僵局：“我年轻时是念会计的，也学过点洋文。原本想出洋留学的，所以也知道一些洋规矩。后来家父劝我守着家里的藏书，才取消了出国的念头。要是当年出去了，现在便不也像正光那样是个归国学人了吗？”说罢哈哈一笑。我却更不好说话了。

我那时正从师习古琴，他知道后，便替我找出好几册手抄的琴谱，为我详道虞山琴派的源流，并敦促我到常熟去找翁家的后人痩苍先生习虞山琴法。他说他的高祖荫棠先生当时因为家里藏有一张铁琴和一把铜剑，才把藏书楼这样命名的。铜剑早已流失了；铁琴则于1949年后上缴国家，现仍存在北京图书馆。“抗战以前，虞山琴社的一些琴人曾携我家的铁琴到虞山之巅开琴会。月白风清之夜，挥手抚弦，一曲高山流水，那铁琴可是声闻三十里呵！谢老，咱俩可惜是相见太晚了。”

〖七〗

1986年春末，我去了一次常熟在那里，和翁瘦苍老先生弹了半天琴、踏勘了几处钱柳遗迹、参观了曾国藩幕友赵烈文的一处庭园。然后试图到图书馆看那本《遵王诗辑》，但在门口便被挡了下来，原来那里是不对外开放的。那时，常熟县政府拨了巨款，正在重修瞿家原有的铁琴铜剑楼，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观光点。朋友怂恿我到罟里去看看。起先有点心动，但想起以前在其他地方看过的一些重修过的古迹，又想起凤起先生住的那个亭子间，我还是决定不去。

回上海后，我告诉老先生重修铁琴铜剑楼的事。他淡然，没说什么。我也就不提在常熟图书馆被挡驾的事。我们谈了一些有关钱柳遗迹的事之后，他从一个小盒子里检出了两粒红豆：“这是常熟产的，和钱柳他们当年所咏的红豆，同一来源。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末章所说的红豆，倒是五岭以南之物呵。” 说罢又是哈哈一笑。那爽朗的笑声，把我心里那股从常熟带回的阴霾气，一扫而空。

不久之后，我结束了在上海的研究工作。临行前，他来过一封短柬：

上次匆匆话别。记得说起周四过我，知诸事亟待小结，无暇可抽，亦意中事。但小别须五月，总望别前再得多谈一两次，并希将照相机带来，再为我多摄一次。劳动大姐(注：指女佣)亦有盼望。辱承垂注，特此奉恳。承示近著，当细细阅读。又承厚赠邮花多枚，谢谢。专此奉达，敬请撰安。教弟瞿凤起上。

我连忙赶去。

那天，老先生像是料到我要来似的：水果、蛋糕、清茶和香烟罐都让佣人摆好了。像往常一样，书桌上、短杌上，都摆满了用旧报纸包好的书，等着我浏览。

那天他给我看了些什么书，大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册《瞿氏四代忠贤遗像》，是1920年无锡孙毓修在上海刊印的。《忠贤遗像》中的第三像，便是那位明末殉难于桂林的瞿式耜。原来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竟是这位明代忠臣的后裔。这一点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书看过后，老先生照例问我要不要借去复印一份。我说不久便要离去了。待来年一月见面时再说吧。

一提起离别，老先生似乎有点黯然。彼此沉默了一阵。

他问：“回去后，要做的事很多吧？”

我笑笑，告诉他回去后便得准备申请升等的事了。我那样说，无非想让他高兴一下，以便把离别的话题扯开，老先生沉吟不语。好一会儿，才正色说：“在外边升等，著作一定很重要吧！我最近在写一篇有关版本的文章。写成后，你来把它翻成英文。这样，你可多一种著作，也可算是咱俩友谊的纪念。你看呢？”我笑而不答。心里在想：要翻译他老人家的文章，无论是就版本学的修养，或是翻译的造诣，我都万万不能胜任。再说，即使我费了力气把文章译成英文，现存的外国汉学家中，又有几人对版本学有兴趣呢？

但我没有告诉老先生这些话，生怕令他沮气。只说希望他及早把文章完成，让我来时好好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