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中國人口發展的歷程進一步證明了“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2017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數雙降折射出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的巨大威脅。低生育和少子化已成爲人口新常態，人口生態失衡是中國面臨的新人口問題，年輕人口儲備不足已經形成大國復興的戰略劣勢。跳出“低生育陷阱”的路徑是從人口控制轉向人口優化。

人口生態失衡是中國面臨的新人口問題

一、中國的人口轉變及其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近四十年急劇的人口轉變，中國今後面臨的人口危機已經不是人口增長過快過多的人口總量問題，而是人口少子化背景下的人口萎縮問題，以及人口老齡化和人口非均衡發展的人口結構問題。

低生育和少子化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人口萎縮和虧損的過程，少子化就是0－14歲的少兒人口增量減少、比重下降的過程，15年、20年以後會導致少勞化，即新增勞動力人口供應萎縮。從1980年代初我國開始初始少子化，0－14歲的少兒人口比重從1982年的33％下降到1990年的22％；進入二十一世紀，演化爲嚴重少子化，2000年少兒人口比重爲18％，2010年下降到16．6％。長期低生育和少子化嚴重削弱了人口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黃金年齡段的勞動年齡人口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青壯年人口的規模和比重是展現一國“人口實力”的敏感指標和重要指標。自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以來，截止2017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六年減少，減少總量達到2500萬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新生兒人口在1990年代快速減少，從1990年的2800萬直線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萬。從2015年開始，22－31歲女性在十年內將減少超過40％。

長期的低生育率將導致人口雪崩、人口坍塌、人口內爆。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預計中國人口將出現倒“V”型反轉，在低生育率狀態下到21世紀末加速下滑跌破10億至6．13億。早在2015年7月底，聯合國人口署發佈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就有相同的結論，預計至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數預測值爲6．13億，即相對於2016年中國將消失50％以上的人口。在不到百年時間裏，中國將從人口大爆炸反轉爲人口大坍塌，人口危機日趨深化。中國人口大雪崩之根源在於持續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繼而引發勞動年齡人口的持續減少。無論是高、中、低三種生育率參數的假定，人口大趨勢都是減少的，區別只是人口下降的幅度不同。未來的人口趨勢肇始於當下和過往的生育狀況。

中國人口已經接近14億左右的歷史峯值，看起來卻是風雪迷霧。未來10年內，人口的爬坡和下降都會非常緩慢，這個特性更讓人迷惑，很可能無所察覺、掉以輕心。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數雙降引人注目，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減少200萬，折射出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的巨大威脅和潛在風險。出生數據似乎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提升生育率的後續效應難以寄予厚望，2017年很可能是二孩出生可遇不可求的最高峯，因爲生育母體和生育意願大轉變的事實警示我們，“嬰兒潮”（Baby boom）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十八世紀社會學之父、法國思想家孔德說過一句名言：“人口即命運”。顯然，低生育目標的實現並不意味着人口問題的終結，而是人口問題的轉型，即從人口總量問題轉向了人口結構問題。人口問題的轉向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關乎人口政策和社會政策未來走向，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人口大國正迎來史無前例的人口萎縮的大變局

當下，新的有關人口和生育問題的社會共識正逐步形成：

首先是中國生育率確實是很低而且過低，平均生育水平大致在1．3以下，現在處於全球最低水平。根據很多調查推算，我國育齡人口平均生育意願在1．6－1．8之間，但由於生育成本和其他條件的約束，實際生育水平低於1．5甚至1．3。1990年代初，其時中國已經掉入“低生育陷阱”，其時社會平均生育水平開始低於更替水平（TFR＝2．2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來，所有全國人口調查結果都一致顯示總和生育率一直處於1．5以下的低水平。世紀之交時，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一步掉入“超低生育陷阱” （TFR＝1．22），迄今持續時間已經很長，2010年跌至1．18，2015年只有1．05。

其次是當下中國的低生育率有一種自我固化和強化的特點，是在低生育文化形成背景下出現的意願性、穩定性和持續性低生育現象，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觀察到的中國低生育現象有四大特點：一是內生性。所觀察到的低生育可以看做是現代低生育的文化自覺，已非政策性、強制性和外生性，而是觀念性、意願性和選擇性的。二是內卷性。低生育文化已經形成某種自我強化和深化的機制和慣性，生育率將持續低迷和更低。三是穩定性。既然目前我國的低生育已經是一種文化現象和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慣習，也就不難理解它的穩定性。四是長期性。嚴重的問題是低生育在我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也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或者當下還是將來，都表現出常態化、長期化的特徵。這四個特點說明了我國低生育狀況的嚴峻性和挑戰性。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經濟社會長足發展導致家庭的生育成本急劇上升，因爲中國生育文化在一孩化政策的擠壓下發生了畸變，有子萬事足，無後萬事空，家庭資源富集於“獨生子女”身上，造就了很多“小皇帝”和“小公主”。無論窮達，幾乎所有家庭都怕虧了孩子，怕輸在起跑線上，無一例外地在富養和孩奴模式中寵溺孩子，我們不禁爲爲人父母者的辛苦備嘗而感慨，也爲獨生子女政策所衍生的諸多可見和不可預見的問題而擔憂。始料不及的是，從懷孕到生產再到撫養孩子的生活成本、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機會成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等紛至沓來、逐年攀升，導致中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此外，長期以來限制生育政策下形成的少生光榮、超生罰款和多生違法的計生文化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國人的生育態度及其選擇。

再次，從全球經驗看，超低生育率的出現有百弊而無一利，除了美國保持了適度的生育水平和豐沛的人口活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清醒覺知到了低生育的諸多問題、風險並嚴陣以待，通過“鼓勵、補貼和獎勵生育”的種種福利性措施加以回應。在日本和韓國的調查中，理想孩子數都超過2，但實際生育率近10年來都在1．05到1．45之間徘徊。

第四，各國經驗表明，“下山容易上山難”，降低生育率比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卻要難得多。只有當多生育從“負擔”和“擔心”變成“權利”和“福利”，鼓勵生育措施才能發揮出應有的效果。

第五，中國的低生育現象與計劃生育政策關係密切。計生政策主導下的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和現代人口轉變破壞了人口生態的平衡性和人口結構的協調性，人口大國早熟的低生育現象具有某種隱蔽性和欺騙性，使得一個表面上人口總量還在增長的國家忽視了內在的人口平衡（population balance）問題，人們對持續多年的低生育危機不敢相信也不願承認，從而延誤了低生育治理的寶貴時機。顯然，只有在意願生育水平高於政策生育水平，生育政策放寬纔有實際意義。

人口大國正迎來史無前例的人口萎縮的大變局。全面二孩人口新政實施以來，短期內可見的變化是出生人口構成中二孩佔比有所上升，一孩佔比則相對下降，這是二孩生育政策權限擴大效應使然。這種相對的升降變化撲朔迷離，難以一言以蔽之。生養孩子的確是很大的負擔，需要很大的勇氣，“一孩都不敢生不願生，何談二孩？”這樣的零生育觀念正在中國的90後新生代育齡人口中蔓延，這是細思極恐、釜底抽薪、人丁不旺的革命性生育文化變遷。

計劃生育需要回歸和轉型

二、計劃生育需要回歸和轉型

我國的計劃生育需要取消的是對生育行爲的行政管控，同時完成計劃生育的自我變革和重新定位。低生育時代鼓勵生育需要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改善生育條件和生育環境，增進生育福利，鼓勵獎勵生育，讓生育成爲社會福利。

中國的低生育問題積重難返，需要綜合治理、長期治理和重點治理，路徑選擇是：尊重生命、共築信心、增強責任，增加福利、減輕負擔。“綜合治理”是指運用經濟槓桿和文化力量創造一個生育正能量、孩子正價值、促進家庭發展的社會環境。“長期治理”是指低生育不會是短期現象，而是人口的新常態，應該作長遠的考量與打算，就像日本一樣，需要制定類似《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2003）和《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2004）的法律。90年代初日本就托幼政策和降低女性就業和育兒的雙重負擔推出應對少子化對策，1994和1999年分別提出“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努力目標是完善社會福利，營造成家立業、養育兒女的良好社會環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鼓勵生育的計劃宣示了一箇中心思想，即育兒不僅是家庭和父母的責任，也是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這給同屬儒家文化圈的中國有重要的啓迪，即生育是家庭的“有限責任”——夫婦是生育的決策人、家庭是生兒育女的具體場所，卻是國家的“重大責任”——國家和政府有保護人口生態、促進民族繁衍以及本國人口永續發展的歷史責任，和社會的“共同責任”——生育不僅是家事而且是國事，在生育高成本時代，爲維持人口再生產，有必要動員全社會力量、通過社會協作的方式來降低和分散家庭的生育養育的壓力。中國需要開放胸襟、開拓視野，向發達國家學習，汲取教訓，借鑑經驗。“重點治理”是指要降低家庭預期的生育成本和不確定的生育風險、減少每一個家庭對於生育的焦慮、壓力和擔憂恐懼，走生育社會化、減負化和福利化之路。

根據國際經驗，鼓勵生育就要走“生育福利化”的道路，讓多生多育成爲“家庭福利”而不是“家庭負擔”，低生育率才能回升。國家和政府要從樹立生育信心、減輕生育負擔等方面來鼓勵生育。首先，政府需要傳遞這樣積極的信號：生兒育女有任何困難，背後都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來支持，以此來化解父母的焦慮情緒和家庭的心理壓力。在現代社會，從孩子的撫養到孩子的成長，從入托上學和醫療保障，需要有一整套完備的社會服務和保障體系。其次，主要是要打通家庭經濟負擔和養育成本社會化的渠道。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嚴重缺乏兒童友好和家庭福利政策真金白銀的實質性支持，既缺位相關的政策和制度，也沒有相關的主管部門。“鼓勵生育”還沒有上升爲國家新的人口戰略和人口治理理念，要破除的第一道障礙就是限制性生育政策。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我國的出生人口數量會逐年下降，從低生育意願蔓延到低出生人口，從相對少子化過渡到絕對少子化，從人口正增長轉變到人口負增長，看來是難以迴避的大趨勢。根據國內外權威預測，中國人口負增長拐點的出現可能提前到來，時間節點落在2018－2027年之間。其中，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是低生育背景下持續的少子化進程以及最富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年輕人口的顯著減少，導致人口結構的劇烈畸變和人口社會生態惡化。在人口拐點到來之前，“加強和優化人口發展”應該成爲未來中國人口危機治理的國家戰略。構建全面放開且鼓勵生育的社會政策和制度體系，打造孩子友好－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三友好”社會環境亦將是歷史的必然抉擇。

統籌治理新時期的中國人口問題

三、統籌治理新時期的中國人口問題

中國早已掉入內生性低生育陷阱，生育模式已然從“強制少生或獨生”演變到“自願少生甚至不生”，目前觀察到的低生育現象具有自我演化、強化、固化的慣性和特點。從人口增長模式來看，中國屬於標準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模式”，類似於發達國家。從人口爆炸到人口雪崩，從人口膨脹到人口萎縮，從人口就業壓力到人口養老壓力的轉變是對我國人口形勢變化的重大判斷。

人口問題具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一個小人口問題會引發大人口問題，產生連鎖反應。人口問題與社會經濟問題互相交織、緊密聯繫，既不要人爲誇大，也不要熟視無睹。

人口問題需要積極治理（治理態度要積極樂觀），科學治理（治理方法要科學合理），統籌治理（對問題的認識要有系統觀）。人口問題既包括了人的問題，也包括了數的問題。人口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爲本，以數爲衡。一方面，“以人爲本”即以人的權利、健康、發展和福祉爲根本，視爲人口問題治理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另一方面，“以數爲衡”是對過去“以數爲本”的糾正，即以亞人口（sub－population）之間數量的協調和結構的平衡爲要求，防止極端少子化、過度老齡化、長期的男女性別失衡以及大面積的有聯繫的人口分離和國民健康、人文、創新素質欠缺和能力貧困等諸多問題的出現和蔓延，這也就是人口均衡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須及時擺脫以數爲本、以控制人口爲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方法，不斷探索建立科學人口問題的國家治理體系，彰顯以人爲本、以數爲衡，以民爲貴、以家爲重的理念，實施人文治理、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的融合。

首先，人文治理體現“以人爲本”，體現對生命的愛護，對人民的關懷，弘揚傳統生育文化的合理內核，建構適度生育和優化生育的文化，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解放和紅利釋放以及福祉共享。

其次，經濟治理承認生育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社會勞動。在低生育時代的經濟治理要讓家庭生育成爲一種社會福利，讓主流家庭成爲有2－3個孩子的合適之家，鼓勵和獎勵生育使之提升到適度水平，實現近更替水平生育率，跳出超低生育陷阱，力圖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再次，社會治理則認爲生育不僅是家事更是國事。中國需要構建起良好的優化人口發展的政策和制度環境，處處體現對生育鼓勵、家庭友好、人口優化的價值取向。人口控制可適時用於人口的流量、存量和增量控制，例如，要恢復良好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有時有必要控制和卸載人口流遷入甚至確保零人口分佈；對出生缺陷的優生篩查和控制；對旅遊名勝區人口規模的適當調控，等等。

綜上，中國只有將計劃生育轉向家庭計劃，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從控制人口轉向優化人口，纔是符合人口新形勢和大國復興需要的歷史抉擇。人口大轉折的戰略機遇期即將過去，中國需要居危思變，迅速回應低生育社會帶來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