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保卫■

内层保卫工作在中共中央驻地村落及周边地区开展，主要分为：中央警卫团时刻进行着警戒活动，警卫人员在首长身边贴身保护，这是保证毛泽东等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地方群众组织和政府公安保卫机构为中共中央提供食宿，支持配合保卫工作，确保毛泽东等安全万无一失。

■中央警卫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被胡宗南部穷追不舍，转战尚不足一月，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中央部队一定要精简，否则目标大、转移慢，极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1947年上半年，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将工委和后委派到其他地区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则留在陕北，代表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包括指挥机关和军委二局、三局以及新华社共四个大队。为方便在陕北地区开展工作，人员组成尽量选择政治上可靠、素质有保证的陕北本地人。由于党中央深陷敌后，身处一线，风险最大，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决定让中央警卫团兵分三路，保卫党中央和工委、后委，其中1、2、3连和骑兵中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参谋长古远兴、副参谋长汪东兴率领。为了保密，每位首长都起了代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叫史林，陆定一叫郑位。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组成支队，称“中央纵队”，对外几易番号，改称过“三支队”“九支队”“亚洲部”，有时偶用“中央前委”，中央警卫团对外称“九团”“三团”“亚洲部三团”。

为了队伍精干，利于隐藏，中央警卫团在分配兵力时，毛泽东曾指示不要留太多人。为此，朱德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向警卫团领导发出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在临行前（率领工委赴华北工作），再三嘱咐不能出半点差错。李克农、师哲和其他公安人员也跟随党中央转战，最终党中央部队连机关带部队加起来还不足千人，警卫部队只有1个手枪连、2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仅300余人。更艰巨的是，警卫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前线淘汰下来的，十分落后。彭德怀曾偷偷送给警卫团一批缴获的美式卡宾枪，但数量十分有限。蟠龙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提出，从前线部队抽调一些好的枪支充实中央警卫团。但毛泽东坚持，“最好的枪支必须留在前线消灭敌人，只有前线大量歼敌，才会有中央机关的安全”。按照当时中央警卫团的兵力和装备，遇到小股敌人还能抵挡一阵，但遇到强敌就难以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可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敌军围追堵截中，做好了来去自如的保险措施。

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阻击敌军，或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后边打击、袭扰，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从而保障安全。出于上述思路，这支警卫部队很快有了一个指挥人选——汪东兴。周恩来曾指示，中社部要在党中央留专人负责保卫，汪东兴当过中社部二室主任，有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而且为人细心，军事素质强，负责这项保卫任务再合适不过。于是，汪东兴调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担负警卫党中央的重任，并率领一小支警卫部队充当“眼睛”，在党中央周围开展警戒工作。

通过汪东兴的警戒，党中央尽管能够“看”到敌人，但也得小心翼翼地躲着走。为了隐蔽，部队往往昼伏夜行：白天行军，所有人戴柳梢草帽，防止敌机发现扫射；夜晚行军则摸黑前进，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到达驻地后，“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和汪东兴与当地党政机关、治安机构、警卫部队负责人及时取得联系，开展保卫工作。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和警卫团团长刘辉山带人为首长和机关选择办公住宿地方，具体要求是：地形高、有大门围墙、出路好、便于通信和疏散。同时，警卫人员要快速了解驻地情况，如道路地形和交通路线，防空设施，老百姓居住环境，周围反革命嫌疑分子情况，以及群众对驻村部队的反应。情况大致了解后，立即开展警卫工作。

■贴身警卫

在毛泽东身边，还有专门的警卫小组负责贴身保护。毛泽东的警卫员性质特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点也马虎不得。

在一张毛泽东转战陕北行军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警卫人员积极火热的工作状态。照片中为毛泽东牵马的是警卫战士王振海，毛泽东左右分别是警卫员石国瑞和孙振国，走在毛泽东马后的是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再后面戴草帽的也是一名警卫员。毛泽东一人身边，就围绕着五名警卫人员。转战路上，毛泽东的警卫员还有很多，如李银桥（毛泽东卫士组长）、贺清华（警卫参谋）、王荣、马汉荣、朱明旭……他们都在黄土高原上书写着一段段保卫传奇。

毛泽东在枣林沟期间，身边有许多从延安带出来的重要文件，为了保密，需要立即转移隐藏文件，于是毛泽东找来警卫员马汉荣转送文件。马汉荣是绥德本地人，熟悉路况。他冒着危险，悄悄把文件箱驮到延家沟，藏在姐姐家里。后来，敌人进攻绥德，他又带着文件箱穿过敌人封锁线，东渡黄河，将文件完好无损地转送到三交镇。毛泽东看他成功完成了任务，赞赏地说道：“小鬼，很能钻。”

警卫战士王振海号称毛泽东的“马前卒”，专门给毛泽东养马牵马。1947年4月4日晚，毛泽东连夜冒雨行军前往青阳岔。山道崎岖，路面全是石头，毛泽东的马不停颠簸打颤，屡次失蹄。王振海为了毛泽东安全，摸黑用脚踢开路上的石头，鞋烂了就用光脚踢，一直踢得两脚血肉模糊，连指甲盖都不见了。为了不让毛泽东分心，他还忍着疼痛不告诉别人。毛泽东后来还是知道了，既感动又心疼，叫人给王振海包扎，还送了他一双新鞋。据王振海回忆，他跟随毛泽东共转战105天，光穿烂的新旧布鞋就达30多双。1947年6月，毛泽东渡葭芦河时，突遇山洪，连人带马险些被冲走。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带了两个警卫员迅速跳到水里，在激流中把毛泽东拉上岸，脱离了危险。

1947年10月，毛泽东趁着重阳节上葭县白云山看戏赶庙会，结果戏场人越聚越多，警卫人员十分担心。当时参加保卫的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回忆：“当时哪顾得看戏，一心盼着戏早点结束，一切为主席安全着想。那时候别说拿枪，就是用刀也很容易接近主席。我用身体紧紧贴着主席，但被主席用力一把推开。”中央警卫科科长慕丰韵回忆：“毛主席严肃而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一要保卫首长的安全，二还不能割断首长同群众的联系。毛主席这两条指示以后成了警卫工作的基本原则。”

■地方保卫

陕北是共产党发展最好的革命老区，群众基础良好，党政组织健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地方党政机关、警民组织为保卫党中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支前工作。

1947年，陕北地区春旱秋涝，灾荒严重，再加上国民党军无节制地“扫荡”“清剿”，“胡祸天灾”肆意横行，陕北人民面临着空前的浩劫。陕北群众对国民党军恨之入骨，而对解放军则大力支援，宁肯自己吃糠咽菜，忍饥挨饿，也要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解放军。

由于粮食紧缺，公粮还要尽量支援前线，党中央也面临吃不饱的处境。转战前期，中共中央为躲避敌人，日夜奔波，驻足吃饭是个大问题，好不容易停下休息，还不敢开灶点火，害怕暴露位置。清涧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泽东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难受得直流眼泪，把备好的麦种、豌豆种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给毛泽东。秋收后，缺粮问题虽稍有好转，但一般的小村庄还是经不起几百人的吃粮消耗。为此，很多支持革命的村寨地主就主动将庄园和粮食贡献出来。

除了粮草，党中央在住宿方面也得到了大力支持。每到一处，不管晴天雨天，不论白天黑夜，老百姓只要看到是共产党的队伍，就主动把窑洞让出来，像对待亲人般热情。党中央在大部分村庄驻留时，老百姓并不知道这就是中共中央的部队，更不知道平凡朴素的“李队长”就是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群众看到这支队伍秩序井然，就觉得不一般，不仅没人向战士打听部队的情况，还积极配合保密工作，坚决不透露部队的去向。王家湾的薛老汉被刘戡抓走后，虽遭毒打折磨，却不肯透露半点消息。

陕北广大群众为了支援解放军和重大战役，不断把自己的优秀子弟送去参军参战。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屡战屡败，兵越打越少，越打越厌战，而解放军则接连获胜，兵越打越多，越打越积极。人民群众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运输部队，他们经常运送粮草、军火、伤病员、机器物资等。除此之外，还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军情，传递情报，赶制军鞋。为此，彭德怀说过：“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自卫战争开始后，边区地方党政机关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各个机构，尤其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系统，扎实开展了一系列严密有序的保卫工作，巩固了西北战场后方，为党中央安全转战陕北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动员群众发挥力量，坚壁清野、赶制军备，提供物质保障。陕北各地党政团体在预计敌军可到之处，疏散群众，动员军民进行坚壁清野，挨家挨户指导帮助掩藏粮食。敌军所到之处，遍地无粮，只能饿肚皮，睡野地，疲态尽显，士气沮丧。而在共产党“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从1947年3月到1948年1月，全边区共动员随军担架6633副、临时担架1.55万副、牲口（马、骡、驴）5400头，缝制军鞋58.4万多双，充分支援了前方作战。1947年底，边区地方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西北野战军的后方得到了巩固。

加大情报侦察力度，监视敌情，封锁消息，提供信息保障。在情报方面，边区各地保安机构提前布置好了外勤力量，敌人进攻占领后，仍能突破封锁，传递消息。同时，我方在敌内部秘密开展红色宣传，发展力量，瓦解敌军。在侦察方面，地方积极组织群众、民兵、游击队，建立固定哨、流动哨，在山头要道监视敌情，每遇敌人进犯环境吃紧，侦察员就挺进到敌军附近，跟踪搜集情报，并将所获消息及时上报。在掌握敌情的同时，我方还要做好防止情报泄露的工作，党中央和重要作战部队转移后，地方在沿路立即开展保卫工作，对行军消息进行封锁，避免被敌人掌握。

深入开展锄奸肃反，清理检查，排除隐患，提供环境保障。自卫战争中，部队频繁转移，人口大量流动，环境十分复杂，为了避免投敌反叛行为和敌特破坏暗杀活动威胁首长安全，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密的清查工作，积极镇压土匪恶霸，肃清敌探特务，打击内部暗藏的反动分子。在城镇和农村地区，严格进行户口检查，排查外来人员。1947年5月1日，边保为加大检查力度，专门更换了新版的边区通行证，邮检、查店力度也得到了加大。陌生人如果没有路条，根本问不到政府、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情况。同时，地方政府对待叛逃人员和特务刺探，一边严肃处理，达到震慑作用，一边教育感化，为我所用。

全力配合中央警卫工作，保护中共中央驻行安全，提供警卫保障。中共中央每转战一处，当地县保安科，区、乡治安委员会，行政主任，村长都积极配合中央警卫团查看驻地地形、了解群众情况，同警卫人员一起为中央机关准备住宿办公的地方。警卫战士在修筑工事、站岗放哨、盘查控制等警卫工作中，样样离不开农村治安人员的帮助，地方还指派专人为党中央协调粮草、供给军需。

为了调动边区一切人力物力，尽最大努力保证党中央安全和自卫战争胜利，1947年9月9日，中共西北局下发《关于战争期间停止结婚的决定》的通知，要求“所有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之工作人员一律暂时停止结婚，将全部力量贡献给人民和爱国主义自卫战争，直至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

（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