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上海郊遊達人都是怎麼玩的?
（原標題：葛駱：100年前的上海郊遊達人）
摩登上海的郊遊愛好者的心中願景是路程短，人不多，歷史豐厚，還能親近自然，光隨意走走就很舒服，最好隨處可喫農家菜。其實，100年前的人就已經這樣幹了。
雖然那時候還沒城際軌道交通和小汽車，但他們有船。那時的“上海都市圈”水道縱橫，耐心地划船幾乎可以去任何地方，只是有點慢。
葛駱，1859年來滬的英國人，就是這種慢生活的資深玩家，孩提時代來到上海，成年後進入海關工作。1879年的《字林西報行名錄》記載他是九江海關的三等鈐子手，即海關驗貨員。之後，葛駱創辦了戒酒會刊物《戒酒新聞紙》並擔任主編。若是網絡時代，他無疑是大號自媒體，一邊宣傳戒酒知識，一邊介紹江浙滬“船遊”休閒。
1897年5月17日《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葛駱的來信，署名頭銜是虹口第二救火車隊領班救火員。6年後，葛駱擔任工部局火政處總機師（處長），算是租界消防機構的負責人。這位小領導喜歡攜一兩位好友，帶隨從，僱兩三個中國船伕，慢悠悠地逛郊野，看橋、廟、樹林，跟最普通的中國人聊聊閒天。大概是他玩法自由、眼光獨到，又很會寫，他是那個時代的旅遊達人，在西方世界頗有名望。
一個多世紀後，中國讀者得以從再版的《環滬漫記》和《中國假日行》裏看到他的旅遊散記。愛好攝影的葛駱一路出遊不忘拍照，書中配有大量當時他拍的照片，從風景、物品到中國人的生活場景，放到如今也是珍貴的歷史資料。2013年杭州西湖博物館辦過一個展覽“天堂之城印象——西方人眼中的近代杭州·西湖”，裏面還用了葛駱在《錢塘江觀潮指南》一文中配發的18張照片。
初版於1905年的《環滬漫記》是上海郊區縣鎮遊記，比如川沙、松江、奉賢、嘉定、金山這些地方，當然船順着水走，寫到蘇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地也很正常，旅行終究是興之所至，不會受行政區劃所限。1895年由《戒酒新聞紙》社首次出版的《中國假日行》涉及的範圍稍遠，包括三趟出遊：1887年10月從上海、杭州到寧波；沒有寫明具體年份只說是五月某日到六月一日，從上海、蘇州、江陰、無錫、宜興、常州到溧陽，以及在某一年的七月份從九江到蕪湖。只有九江到蕪湖這段是坐輪船遊長江，其他都是從黃浦江走，放到如今，這是隻能腦袋裏的幻想而已了。
當時的上海郊區是怎樣的呢？葛駱不可能參觀野生動物園，也不可能去生態農家摘草莓，但就是在盪舟閒看村莊時，找到了很多樂趣。當時許多宗教場所，從寺院、教堂、天后宮到土廟，葛駱都饒有興趣地去裏裏外外看一遍，聽陪同或自願上前交談的中國人講點兒故事。
在川沙，葛駱看了一個供着華佗的廟，“當地人稱他作明目伯”。他寫道：“據說這是因爲他能像X光一樣觀察到人的身體內部結構。華佗是郎中的保護神。”華佗廟裏居然有一個玻璃罩，裏面放着華佗坐騎綠眼羊的雕像，有眼病的人會去拜塔。爲了看到川沙以東的海面，葛駱連走了三塊海塘，累得到一位老者家裏喝了會兒茶，才終於看到東海上行駛的汽船吐出的煙霧。
葛駱好奇心很強，在遊玩途中，他仔細記錄了魚梁、水車等中國農業生產工具的樣子和來歷，跟這些工具的傳說逸聞更吸引他。
他經常不惜筆墨地順手記錄這些中國故事。比如在奉賢的高橋，他看到一排中國婦女整齊地在河邊淘米，就寫了關於民間信仰敦促中國人不要浪費水的傳說，“有民間信仰說他們在下輩子會喝這輩子浪費的水，所以每到節日，人們會燒化很多紙馬或其他動物的紙質形象，來幫助他們喝掉哪些浪費的水。”
在西太湖，葛駱和朋友們在喫魚的同時記下了很多捕魚方法，“中國人是捕魚專家，而且捕魚的方式多種多樣，創意十足。”比如十幾艘船像“鐵索連環”一樣地拉網，看到魚情就反覆收放網子，就能一網打盡魚羣；比如用石灰水逼迫魚遊進捕魚簍；用白漆板引誘魚從水裏直接跳到船上，坐等收穫；用帶蓋的帽狀簍子捉蝦；一些漁民甚至用訓練有素的鳥來捕魚，“我們數了一下，每艘船上會有22只左右的鸕鷀，每隻價值1000文~6000文銅錢，其中有些鸕鷀可以活到十年以上”，而鸕鷀的勞動所得只是可以喫到豆腐。
在蘇州和杭州就不一樣了，葛駱一行是先要“打卡”著名景點的。
在杭州靈隱寺，葛駱到處打聽馬可·波羅的像在哪裏，最後也沒找到，中國人都告訴他“這裏全是洋人的像。”西湖邊的雷峯塔、靜慈寺、岳飛墓、天竺寺、保俶塔和徐錫麟墓他都去看了，但他只爲城郊的塘棲多寫了幾句，那兒有一座教堂牆上寫着中英文的“神愛世人”。在旁邊的山上，葛駱看到塘棲附近河邊的魚塘整齊地排列成蜂巢的形狀。
在吳江，葛駱還看到了蘇州河和運河的分水墩，他分析認爲，蘇州河本來源頭挺寬，但是河水衝破河岸流入黃浦江，最終導致蘇州河的水越來越少，“最後成了一條小河”，黃浦江才變得比蘇州河更大、更重要。
葛駱給非常著名的蘇州北寺塔拍了一張照，“中國最大的寶塔，建於1000年前。”留園的奇珍異寶和假山也很吸引他，“相當值得一觀，遊客只要付十文錢”，“有人向我們介紹了一張桌子，不管它怎樣被傾斜放置，總是能回到原來的位置上。”
當時洋人到中國，對本土生活和文化形成了不小的衝擊。葛駱也談到了這些話題，他的態度相對比較公平，舉的事例也往往比較有趣。《中國假日行》中他提到了鱷魚，是1887年突然在上海出現的，“揚州人在一個山洞裏發現了它們，就帶到上海來賣。”外國人和中國人都有花錢買鱷魚的，外國人買了放在浴盆中玩，中國人則“把它們放生到河中，以示對喜愛游泳的外國人的反感”，看起來鱷魚的命運就像葛駱說的那樣“可憐兮兮”。針對鱷魚們悲慘的命運，有一位中國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寫了一本從科普和文化角度介紹鱷魚的書，賣得挺火，書裏寫鱷魚是水龍的顯形，守護着屬於中國人、當時卻被外國汽船佔據的河流水域。對這種做法，葛駱似乎是頗爲讚許。可能是因爲他了解許多中國文化傳說，因此並不覺得中國人的行爲和習慣很怪異。
上海到溧陽等幾趟較晚的旅途反映了當時上海附近內河航運繁盛的狀態。3周時間，500英里的行程，坐由中國人擔任船工和會說法語的廚師的汽船，葛駱覺得自己的旅遊心態是像美國人闖蕩西部一樣的。內河上海近郊有很多工廠，再向前方就是誘人的綠意了。
終於到這裏，葛駱才少寫了些故事傳說，多寫了幾筆風景，“沿河兩岸大部分是翠綠色的麥田，剩下的光禿禿的部分是準備用來種能夠提取藍染料的植物靛的。” 在崑山，橋多得數不清，“有些橋到橋頂要走37步”，葛駱把崑山比作威尼斯，“更確切地說威尼斯是第二個崑山。”無錫的九龍山也給葛駱留下深刻印象，“是我們所見的最高的山峯，曾經有出戏就是根據發生在這裏的故事創作的。”他還在山頂的廟裏求了個籤，籤文對長壽很有利，“不老仙丹已備齊，風回搖擺人輕鬆。若有人來問吉凶，放心前行名利榮。”
在旅行中，葛駱積攢了很多對中國人的瞭解。他認爲當時的中國人雖然很迷信，很害怕遭到不幸，精神世界大多被傳說故事所塑造，但普通百姓是充滿活力的。他更喜歡從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解中國。這種“旅行的意義”倒是跟今天流行的觀念很像：不管段子有多少，姑且聽之，但判斷一個地方是否有趣，還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