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四川文藝出版社）提供了更清晰、更完整、更深刻的歷史認知，俄國專制統治的殘暴和罪惡也暴露得更充分。

在俄國沙皇的專制體系中，流放制度是其懲罰罪犯，維護專制秩序的重要手段。流放的本質是驅逐，它將一些人認定爲帝國肌體的毒素，因此必須被清除。從彼得大帝開始，俄國的專制體系就以“公民權死亡”或“政治死亡”，剝奪罪犯的司法權力並沒收其土地和財富。1753年，伊麗莎白女皇利用用在西伯利亞服苦役，以代替絞刑。這意味着，可能被判死刑的人此後將“政治死亡”，並終身服苦役。從此，死罪犯人被宣判爲“公民權死亡”，並且在市場上被公開鞭打。這既讓人羞恥，也使人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被流放

在俄羅斯，君主權力是流放制度的基石。它不僅體現專制權威，在17世紀、18世紀還有經濟目標。自從1592年烏格利奇起義者被驅逐後，源源不斷的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亂者被髮配到西伯利亞。在1662-1709年間，近兩萬名男性和近9000名女性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彼得大帝在位時，苦役犯參與了聖彼得堡等地的大規模建設項目，這一方式推廣到西伯利亞。大約2萬名戴着鐐銬的瑞典戰俘，被分配到西伯利亞各地城鎮和村莊。除了利用囚犯在西伯利亞各地勞動場所開採原材料，國家還努力將移民遷居到這裏。到1811年，移民超過60萬。

18世紀60年代，莫斯科到雅庫茨克的西伯利亞大驛道開始修建，爲此花費了大量的盧布，很多罪犯和農奴爲此喪生。儘管它改善了車輛通行條件，但是，穿越西伯利亞旅程仍然是一項嚴峻考驗：在春季和秋季，車軸會陷入軟泥，在夏季，塵土幾乎讓旅客窒息，蚊子和馬蠅成羣。只有在冬季路面被凍住，西伯利亞大驛道才便於通行。隨着道路的增多，路況逐漸改進。到18世紀末，從聖彼得堡到鄂霍茨克10500千米的行程，政府信使騎馬18周時間可以趕到。從首都到西伯利亞東北部的雅庫茨克需要100天，

隨着貿易和農業發展，一些西伯利亞邊疆定居點變成了繁忙的城鎮，託博爾斯克因四周土地肥沃變成了貿易中心。葉卡捷琳娜大帝1775年將西伯利亞劃分爲東西伯利亞和西西伯利亞，伊庫爾茨克也像託博爾斯克一樣，變成了一個地區首府。經濟繁榮和行政權力的建立，使得一些西伯利亞商人聚集了財富，他們與俄國官員家庭通婚，形成地方文明。儘管如此，到19世紀初，超過1萬人的城市僅有託博爾斯克、託木斯克和伊爾庫茨克，大多數城市的人口不到5000人，沒有一座城市超過15000人。

西伯利亞的冬季極其寒冷

西伯利亞氣候惡劣，土地荒涼，讓生存條件極差的流放者在這裏從事強制性勞動，是一種嚴厲的懲罰。18世紀的俄國加強了中央集權，對社會的控制也日益增加，很多此前無罪的活動如砍伐橡樹、採鹽、流浪、乞討等都變成了罪行，並且可以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新的法律讓刑罰殖民而發展起來，欠債者、宗教異見人士、罪犯陸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俄羅斯歐洲部分的城市，妓女、竊賊、醉鬼和乞丐經常會遭到圍捕，然後被髮配到西伯利亞。

而“行政流放”制度，使得沙皇的各級政權可以不顧法律細節和公衆管理，人們被悄悄逮捕，在沒有上訴權的情況下被直接驅逐到西伯利亞。1736年，政府向工廠、礦山和冶煉廠的私人所有者和國有工廠的經理授權，他們可以流放“表現不當的工人”。1760年，俄國參政院頒佈法令，地主和修道院可以將其農奴交給國家，然後這些人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作爲額外的獎勵，超過15歲男性可以替人入伍，頂替農奴主必須爲國家徵募的士兵。俄國政府此舉可謂一石二鳥：首先，它將令人討厭的農民逐出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其次，爲東西伯利亞的工業場所提供大量勞動力。在屠格涅夫自傳體中篇小說《普寧與巴布寧》中，敘述者的祖母（受到屠格涅夫母親啓發）認爲一個年輕農奴不夠尊重自己，於是讓他流放到西伯利亞。

但是，俄國農民並非專制制度的被動受害者。農民社區經常勾結農奴主，將殘疾人和精神病患者行政流放。1835年初，97000名流放者中，有28500人被標示爲“沒有工作能力”。按照1669年訂立的法律，農民和商人社區可以像農奴主一樣拒絕接納刑滿釋放人員。這也意味着，哪怕因爲很輕的違法行爲而社區拒絕重新接納，他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顯然，農奴主、工廠主、村民會議和商人行會可以利用行政流放，清除一些惹是生非者和生產能力低下的成員。而這一權力也必然會遭到無限的濫用，這導致19世紀上半葉行政流放的人數激增。

到18世紀後期，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專制政權已經將流放制度主導發展成爲一個成熟的西伯利亞殖民項目。葉卡捷琳娜大帝執政的前20年，就有大約6萬名叛亂分子、宗教異見人士、、政治犯、妓女、行政流放者和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葉卡捷琳娜大帝與狄德羅、伏爾泰等法國啓蒙運動的代表人物有過多年的通信往來——顯然，她對啓蒙運動張揚的個人權利只是葉公好龍。

進入19世紀之後，政治家米哈伊爾·斯佩蘭斯基對流放制度進行了合理化改革。犯有重罪的流放者被判處不同年限的苦役，之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某地區定居點；罪行不嚴重的罪犯被直接判處不同年限的刑期，在特定地區服刑。期滿之後，可以離開官方指定地區，在西伯利亞任何地方居住。若要返回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則必須拿到當局授予的明確許可及一種國內通行證，並得到所屬農民和商人社區的同意。顯然，這些精心設計的障礙，就是爲了確保大多數人最終留在西伯利亞。到18世紀中期，因爲西伯利亞婦女短缺，國家鼓勵妻子跟隨丈夫同行到西伯利亞。但是，它產生了更嚴重的問題。

在《國家爲什麼會失敗？》一書中，作者認爲，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經濟制度才能獲得成功。對沙皇統治下的俄國而言，壓榨性的政治制度和壓榨性的經濟制度使之不可能獲得長期的成功。但是，統治者總是習慣性地以爲，自己的權力無所不能。因此，沙皇政權在政治上壓迫民衆，將大量的俄國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在經濟上，統治者以暴力剝奪民衆的基本權利，使之成爲西伯利亞的廉價勞動力。但是，政治壓迫使得統治者徹底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民衆的反抗越來甌越強烈，革命隨之興起；在經濟上，極端的壓榨並不能導致經濟的繁榮，反而導致了道德的徹底敗壞和人性的普遍沉淪。最終，暴戾充斥社會，在革命爆發之後表現出血腥、冷酷和驚人的殘暴——一定程度上，革命的烈度等級，與統治者的壓迫程度成正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全部被殺害，或許就是歷代沙皇專制和壓迫持續培育的“惡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