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年龄还是学术辈分，胡适与周汝昌都属于两代人。1918年周汝昌出生时，27岁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已“暴得大名”。从在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来看，周也远远不能与胡相提并论。此外，二人籍贯、家庭出身、教育经历也决然不同。胡父胡传曾做过清廷小吏，胡适本人在上海接受了几年新教育之后，1910年留美。周则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7年又回燕大就读。也就是在战后的燕大时期，周汝昌开始了《红楼梦》研究生涯。

胡适

周汝昌

胡、周之渊源，即缘于“红学”。在周汝昌之红学起步阶段，胡适对周之帮助与指导不遗余力，而周汝昌也最终成了红学大家。研究六十余年来的胡、周关系，尤其是周汝昌对胡适的继承和超越，不仅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更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

《懋斋诗钞》把胡适、周汝昌联在一起

胡适1921年开创“新红学”时，查到八旗诗人敦敏（号懋斋）有《赠曹雪芹》诗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又查出敦敏的诗集名《懋斋诗钞》。”胡适据此推断：《懋斋诗钞》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于是，乃想尽办法苦觅这本诗集，却一无所获。但26年之后，也就是1947年，《懋斋诗钞》却被一个叫周汝昌的年轻人发现了。

1947年12月5日，《民国日报·图书》发表了周汝昌根据《懋斋诗钞 东皋集》所写的报告：《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周氏所以会关注《懋斋诗钞》，缘于其四兄周祜昌读胡适著作时，知道胡适曾寻觅此诗集而未得这一偶然之事。周汝昌得乃兄提示，很轻易就从燕大图书馆查到了。诚如胡适推断，《懋斋诗钞》果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有六首诗是直接咏曹雪芹的。周汝昌还对诗作排序加以严格研究，以确定其写作时间。周文公布了这六首诗，并据新材料对胡适的成说加以重审。他据《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年份提出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这是继胡适“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后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又一新说。他针对“壬午说”指出：脂批虽可靠，“但他说是壬午除夕，乃是因为从癸未到甲午作批时已是十二个年头，日久年深，不免误记了一年，却不能据执此一条以推翻敦诚、敦敏二人的诗，诗究竟是早于脂批，焉能两人全弄错了日子，胡先生的考证，还是要改定的。”此外，周文还首次提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显然，周之新发现、新结论是对“新红学”更进一步的后续研究。自此，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就成了曹雪芹研究的热点之一。

周汝昌的报告当然引起了胡适的关注。他于12月7日致函周：

得读大作……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

胡适虽对周之发现给予了热情肯定，但对周之结论，却“一半同意，一半否定”，周乃于3月18日复函胡适，就曹雪芹是否赶上繁华及其生年问题商榷辩论。这样，胡适、周汝昌，这两位最能代表“新红学”的研究家，因《懋斋诗钞》建立了联系。其时，胡适是北大校长，周汝昌是燕大学生。在随后的半年多，胡、周主要通过信函往还（胡信6通，周信9通），有了一段为时不长的师徒关系。

胡适引导、帮助周汝昌走上“红学”之路

1947-1948年是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奠基期，这期间胡适对周之指导与帮助，成了周汝昌红学生涯的关键因素。恰如周汝昌曾说，胡之六信不仅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引导他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胡适的“指示途径”，使其“红学”的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较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

(一)胡适与《红楼梦新证》

奠定周汝昌在红学史上地位的，是其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一书。此书是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胡、周往来信函表明，无论该书写作缘起，还是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帮助，都与胡适密切相连。

1948年6月4日，周汝昌致函胡适云：

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红楼梦……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

所谓“小册子”，即《红楼梦新证》。据此函可知，是书缘起于胡适的奖勉。周函还请求胡适给以“指导与帮助”，并向胡借阅“甲戌本”、《四松堂集》、曹寅的集子等书，又希望胡适介绍藏书家并提供资料、线索等。

此后，周汝昌把胡适视作最信任的导师，时时报告写作进程。7月25日函称：“……我现在所写的小书，暂称之为《红楼家世》，觉处处基于材料，尚不甚空疏。写毕一定先求正于先生。”由此可知，“红楼梦新证”这一书名，在1948年还未有，而是被冠以“红楼家世”之名。9月11日又函告，两月间一力写《红楼家世》，完成了不少，但距脱稿，尚须有待。“只恨一人耳目所知所及，十分有限，况有些书明知其中必有材料，只是看不到，这是无法的。至于所用的方法，大致还正确……希望早日写完，奉阅求教，那时务乞先生勿吝一序，庶几见重于世。”这期间，鉴于胡适曾对周之《跋脂本》一文给以颇为严苛之批评，周汝昌表示：“将来把《红楼家世》稿本呈去时，还要求先生更严苛地加以批评指正。因那个东西材料较多，用的方法精密与见地正确与否都须要先生指摘，或印可的。我现在准备修葺已写的部分，计划要写的几章，我一定听从先生，处处以材料充实他，决不多说一句废话，以求洁净，而避拖沓。”10月23日，周又表示：“由于先生的指示，使我对《红楼家世》一草，更不敢率尔从事……”拟将写成的一章待充实后呈给胡适看，“但又想，这个半成形的初草也无妨使先生一见，因为可以使先生知道大概我是怎样作法，因而可以通体的指导我、帮助我、教正我……”

胡适不仅把“甲戌本”、《四松堂集》等珍稀文献借与周，还提出具体建议：劝周暂时把“年表”搁起，“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7月20日函），又建议周常亲近小说研究专家孙楷第（10月24日函），又帮周修改论文（详下文），又告知关于戚蓼生、刘铨福、曹寅父子等人的传记材料（7月20日、9月13日、10月24日函），又就具体问题如北静王是否永瑢等与周讨论（9月13日函）。

以上史实表明：周汝昌撰著《红楼梦新证》时，向胡适请教何等频密，而胡适的指导、帮助又何等具体！

（二）胡适、周汝昌与“甲戌本”《石头记》

胡适慨借“甲戌本”与周汝昌一事，早已被视作一段“佳话”。1948年6月某日，周汝昌经赵万里引荐，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谒了胡适，这是胡、周交往中唯一的一次晤面。晤面时间颇短，胡“单讲”，周“恭聆”，“不太活泼”。周在这次谒胡时当面借走“甲戌本”，其最有力证据是7月11日周函：

前造谒，蒙不弃款谈，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

显然，周之感动、感激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半世纪过后，周忆及此事，情绪依然不能平静：

这部书……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周汝昌初步研读了“甲戌本”之后，即“准备要写一篇专文，叙论脂本的价值”。两周后，周便将《跋脂本》一文寄胡，“请求指正，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胡适专门复函云：

你的见解，我大致赞同。但我不劝你发表这样随便写的长文。材料是大部分可用的，但作文必须多用一番剪裁之功……你的古文功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洁净，力避拖沓，文章才可以有进步（此文中如驳俞平伯一段可全删，俞文并未发表，不必驳他）。

我的评语，你不必生气，更不可失望。（8月7日函）

后又于百忙中专门修改此文：

我今天花了几个钟头，想替你改削这篇长文，但颇感觉不容易。我想，此文若删去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当可成一篇可读的小品考据文。

全篇之中，只有“异文之可贵”一章可存，余章皆不必存。故我主张你此文主题可以改为“脂砚斋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的特别胜处”，即以“异文之可贵”一章为主文，而将其余各章中可用的例子（如“赤瑕”）都挑出搬入此章。（9月12日函）

对此，周汝昌一方面表示：“那篇跋文确须遵从先生所嘱，须要重加精密的好好写一下”，同时又表示了敝帚自珍之意：“该文虽然有欠洁净，但自觉废话的无有”；若痛删，一则颇感觉不易，二则“意见皆被牺牲。”但因迟迟未收到胡适的删改本，周又函催：“先生前信所说欲费些工夫替我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先生若有此空闲，有此兴致时，千祈仍照原函所说一作，至幸至盼！”这篇经胡适亲自删改的《跋脂本》，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曾刊出其二页照片，可参考。

周汝昌一面对“甲戌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在未事先征求胡适同意的情况下，就“冒昧”影抄了一个副本，事后才函告胡适，又表示：副本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胡适审鉴题记；若胡适不同意他们的擅自录副，就“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不想，胡适当函表示：副本归周所有，并允为之作一题记：

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9月13日函）

周汝昌归还甲戌本的具体时间尚未考出，但从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题记来看，当在周还书后不久（据10月29日周函，知道此时周尚未还书）。也就是说，甲戌本在周汝昌手中保存了5个月左右！周氏如此长时间的保存甲戌本，不仅有助于他本人从容研究，也有助于它的流传。周汝昌除写成《跋脂本》一文，《红楼梦新证》有专章研究脂砚斋，其他章节也多次引用脂批。1949年，周汝昌深入研究了甲戌本、大字戚本和庚辰本以后，撰成《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同年，周氏又将甲戌本录副本借给陶洙，供其与其他脂本互校，并过录此本的脂批。

（三）胡适、周汝昌与《红楼梦》校勘

胡适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始创者，也是《红楼梦》版本校勘的最早提倡者。1933年，胡适研究庚辰本时就倡议：希望有人用石印戚本作底本，把指庚辰本的异文校记出来。但十几年过去了，却无人响应。周汝昌从胡适处借得了甲戌本以后，即向胡适提出要以甲戌本、庚辰本、戚本等作底本，做版本校勘的工作，并希望得到胡适的帮助：

我觉得集本校勘，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我决心要做这件事，因自觉机缘所至，责无旁贷，不如此，此书空云流传炙脍，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依然朦胧模糊……

关于此事，先生斩荆披棘，草创开荒，示人以周行；然先生太忙，又岂能以此为专务？耕稼经营，正须要有人追踪先生，继续工作。先生若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先生肯不弃吗？

这是对胡适若干年前倡议的回应，故亦得胡适热情回应：“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7月20日函）胡允诺：将自藏大字戚本借与周（10月托孙楷第捎来），又谈及“庚辰本迷失下落”“程甲本”最接近原稿等。版本校勘首先要有好版本，而当时做此事，若没有胡适的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胡适的回复、帮助令周汝昌感激、兴奋，并坚定了力任此业的决心。自此，周汝昌与乃兄周祜昌便“力作全面大汇校”。学界对周汝昌在《红楼梦》版本校勘方面的贡献是评价不够的，当然，我们梳理这段历史时，也不应忽略对周氏工作给以指导、帮助的胡适。

1948年12月15日，胡适离开北平，自此，胡、周遂成“隔世”之人，交往遂中断。

当时，“新红学”虽创始二十余年，但甚少后续的深入研究。此外，吴宓、李辰冬、李长之、王昆仑等人纷纷用不同的文化、文艺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成绩斐然。这些都在说明：曾因痛击索隐派而名声大震的“新红学”，似乎已不再是红学史主流了。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胡适崇拜者”周汝昌，提出要在“新红学”领域继往开来，胡适自然备感欣慰。他常说，做学问既要有“开风气”的大气魄，还应具有拿得起“绣花针”的细密功夫。胡适长于前者。他开创的很多学术工作，都是他先搭起架子，吸引别人继续做“一针一线”的工作。如他考证《红楼梦》，离不开顾颉刚的帮忙，若没有顾到图书馆里“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是写不出来的。再如，他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分别做后续的工作，对其创始时的论断有修正、有补充、有引申，有提升，从而使此学继长增高。胡适认为这是“抛砖而引玉”，每遇有后续的新研究，总会令其高兴不已。因而，当周汝昌提出要继续“新红学”的研究时，他自然要给他“一切可能的帮助”了。 （上）

（宋广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