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宋方金：电影是电影人和时间的一场对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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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11日，第三届中国（宁波）影视编剧高峰论坛在宁波慈溪开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主题演讲环节，十余位知名编剧、业内人士做了精彩而深刻的演讲。本期微信带来中国电影学学会副会长、编剧、作家宋方金的现场演讲整理稿。

正如宋方金所说，剧作，应是一部剧集，或一部电影的基本法；而现实主义则是创作所有题材都必需的世界观。“天使不在，魔鬼即来”，无数的历史在告诉我们，中国影视业的未来在需要创新、迎新的同时，也仍然需要坚守品质，扎好根脉，需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我们生活的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比失去更令人痛心的了，因为电影是“电影人和时间的赌博”，最终评判我们的是人心，也是漫漫的时间长河。

电影是电影人和时间的一场对赌

文 | 宋方金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参加第三届宁波影视编剧高峰论坛。

第一届的时候，我也有参加，当时做了一个演讲，叫《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甲方乙方》。今年我出了一本演讲集，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当年那个演讲，主要批判的是“大IP”、小鲜肉和无良资本带来的恶劣影响。

两年过去了，我跟汪海林、余飞老师等人的批判落地生根。今年的“大IP”无论用了多么鲜的小鲜肉，多么大的大导演，多么大的名演员，多么大的大投资，就扑了多么大的街。

“大IP”让我们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和动力

在两年前，“大IP+小鲜肉”的“影视创作公式”就开始一一失手，但是没有人愿意从中汲取教训。

因为无节制地使用和利用“大IP”这个伪概念，一批处于当打之年的专业和职业编剧失去了创作的阵地；一批处于当打之年的骨干演员失去了表演的机会；一批处于当打之年的导演失了手。

我们看到了，一些导演晚节不保；一些导演一脚踩空。我们同时也看到，大量的观众对本土的影视作品失去了信心和兴趣，他们去追韩剧、美剧、日剧；我们更看到，印度电影在我们的市场上风头一时无量；我们还看到，大量的影视公司和平台开始从美国、欧洲、印度甚至泰国买版权改编。一句话，我们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和能力。

王兴东老师一再强调——剧作，是影视行业的芯片。但是这个芯片，这几年却被大量的业余人士和业外人士把持着。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无效的叙事、蹩脚的台词、架空的情节。

从2014年“IP”这个概念出现，短短的4年间，我们毁掉了一批编剧，毁掉了一代演员，赶走了大量观众，目前即便是留在现场的观众也都开始两倍甚至四倍速看剧。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审美事故。这是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人心是一个美丽又危险的领域，天使不在，魔鬼即来。

我想，多年以后再回首，“大IP”的这4年会是个苦涩的笑话，所有人都在失去，但竟然没有人在意。对于创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了。

现实主义是良方

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创作者开始夺回了一些阵地。首先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在《人民的名义》中，没有“大IP”，也没有小鲜肉。出人意料的是，这部作品不仅吸引了中老年观众，还吸引了社会上大量的年轻观众，中年戏骨吴刚老师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

而且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这部作品创作之初，周梅森和李路老师为了吸引年轻人而设置的那条年轻人的故事线反而是这部剧中最不受欢迎的部分。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迎合不如引领。

去年，电影《战狼2》爆红，拿下了50多亿的票房。今年春节档的《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各自都取得了30亿以上的票房，在刚刚结束的暑期档，《我不是药神》以其对现实的精准剖析和观察，拿到了30多亿的票房。

我之所以提票房，并不是提钱，而是因为在每一张电影票背后，都站着一位观众。王兴东说：“电影是用脚写出来的”。我们的观众会用心去投票。在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品里，没有一部是“大IP”，全部是原创。这体现了原创的力量。虽还不能说明我们夺回了原创的阵地，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几年，我跟汪海林、余飞、谭飞、李星文等影视界同仁一直在探寻复兴影视行业的答案。从对“大IP”和小鲜肉的批判，到对假收视率假数据的鞭挞，到对行业自律和行业某些领域立法的呼吁，我们逐渐接近了准确的答案。

今年上半年，我们20多位影视界同仁奔赴山西右玉，经过两天的讨论，我们给影视行业开出了两个良方，这就是答案。这两个答案，一个是剧作中心制，一个是新现实主义冲击波。

当我们向社会公布这两个答案的时候，引发了一些歧义。很多人认为，我们提出的剧作中心制是编剧中心制。剧作其实并不等于编剧，剧作有时候等于编剧，有时候小于编剧，有时候大于编剧。剧作，是一部剧集或一部电影的基本法，这个基本法并不是编剧一家独大。

我在西宁影展采访了《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他告诉我，《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定稿以后，在拍摄中，除了因为场景的个别变动带来的剧本修改以外，剧本是绝对不改的。这就是剧作中心制。一言以蔽之，剧作中心制，就是遵循以创作规律为中心展开一系列的制作过程。

之所以在提出剧作中心制的同时提出新现实主义冲击波，是因为剧作中心制是方法论，新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世界观。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悬浮架空的作品，我们需要回到现实主义，需要回到生活的现场。

“新现实主义”的新，指的是创新、迎新；至于“现实主义”，它不是一种题材，而是一种创作态度。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需要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法，创作历史题材、科幻题材乃至于偶像剧、恐怖片，都需要现实主义的世界观。

前段时间，我去了西宁影展，在那里，看见了剧作中心制和新现实主义的生命力。陆庆屹导演用1500块钱拍了一部电影叫《四个春天》，大家应该很快会看到这部电影。这个影展有着不凡的现实主义态度，走出了文牧野、忻玉坤等新生代力量的导演。

导演永远不应为特定观众拍电影

上周，我陪汪海林老师去威尼斯电影节走了一趟。到达威尼斯的那天晚上，我们挑了一家非常著名的家族经营的米其林一星餐厅，第二天一早，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家米其林一星餐厅刚刚被降级为米其林推荐，不再是一星餐厅了。

我们问为什么，当地人说，因为这家餐厅的经营方式非常灵活，他们经常会因为照顾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而略微调整自己的口味。而真正的米其林餐厅，它的菜品必须是独立并坚定不移的。为顾客的口味而调整自己的口味固然可以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失去了美食的标准。

当听到当地人这么介绍以后，汪海林思考了很久，然后非常感慨地跟我说，这个米其林一星餐厅降级的案例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去宁波演讲的一个生动案例。

迎合观众，也许会获得一定的商业回报；一味迎合观众，一定会适得其反。而创作者跟观众的关系是平等的。品质来自于追求，来自于坚持，来自于独立。

在威尼斯我们参加了中意电影人论坛。意大利《完美陌生人》的导演保罗参加了论坛，有中国观众向他提问：他拍电影，是否会考虑观众的口味。

保罗的回答非常精彩，他说，对于电影人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电影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和观看，在某种意义上，导演是为观众拍电影的，但是导演永远不应为特定观众拍电影。

电影，是创作者和时间的一场赌博

在世界影视行业里都是细分作品类型，只有到了我们这儿是划分观众类型。男观众、女观众、青年观众、白领观众、长江以南的观众、长江以北的观众、“90后”观众、“00后”观众……我们却没有去想，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都拥有一样“垂直的”人性。我们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之所以能够共守这一片文明，之所以大家都喜欢莎士比亚、黑泽明，都喜欢那一方神奇的银幕，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我们拥有不同的表征，但内心息息相通。中国人喜欢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意大利人也喜欢中国电影《霸王别姬》。意大利人贝托鲁齐喜欢中国“末代”皇帝这个人物，所以拍出了至今最为中国人认可的《末代皇帝》。一切都不一样，一切又都一样，只要你敢于诚实地面对艺术和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