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首處《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說法，“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就意味着洞庭郡一件需要秦始皇親自批准的公事，需要至少44天的往返傳遞流程，還需要秦始皇本人絕無“遲留”。

正是空間距離這個無法逾越的技術困難，造就了“秦制”的第二規律：

條線分權。

具體來說，即在縣級地方組織中，形成鮮明的“責權分立”形態。

有人或許會質疑，行政程序的耗時過長，不是應該採取扁平化的管理以縮短時間成本嗎？爲什麼會造成“條線分權”？

因爲“秦制”中還有一個大“殺器”——連坐制。

技術上無法解決的問題，本身無解，卻不代表“國家”不能“壞事變好事”，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一文中，三解曾經詳細講述過“秦制”下刑徒羣體的經濟價值，即國家組織在“編戶民”和“吏”因犯法而“罰貲”和“階層墜落”的過程中充分獲益。

所以，秦律中對於行政責任的追究，體現出強烈的“條線分權”的導向。

絕對不能免責的肯定是具體的“責任人”，向上一級即“官嗇夫”，承擔最基層的“領導責任”，在此基礎上，還要對上級的“責任人”追究“領導責任”，沈剛在《秦縣令、丞、尉問題發微》（刊於《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七輯）一文中整理了“睡虎地秦墓竹簡”、“裏耶秦簡”和“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相關律文合成《秦律縣域官員連坐表》。

由表可知，在法律責任上，縣令、丞多爲一同連坐，縣尉則不在一起，對比“睡虎地秦墓竹簡”和“嶽麓書院藏秦簡”，前者爲秦統一前後律文，後者爲秦二世時律文，前者多爲縣令、丞連坐，而後者則多爲“縣令、丞、令史”連坐，與之相對的固定組合則是，“縣尉、尉史、士吏”的連坐。

也就是說，縣令、縣丞、令史往往是伴隨“官嗇夫”連坐，而縣尉、尉史則是伴隨着“士吏”連坐，當然，也有更廣泛的連坐，比如裏耶秦簡（8-297+8-1600）載：

傷一人，貲鄉部、官【嗇】夫、吏、吏主*、史主者各一盾。過一人，以人數*。

依表中信息所示，令、丞連坐的領域往往在民政和日常行政，如官營手工業和商業管理、官府物資儲存發放、徭役、日常行政、社會秩序和社會生活的管理等，而尉的連坐則主要在地方治安、發徭、發屯等方面。

令、丞與尉的連坐也有，主要是人口流動、徵發徭役、治安等方面，令、丞主要承擔的是連帶領導責任，在文書上，尉向丞的文書，也體現出“上行”的姿態，丞對尉的文書，卻採取“平行”的姿態，也就是說，尉在縣廷中的職能地位低於令、丞，但在法律地位上卻與令、丞並列“長吏”。

究其原因，在於“縣尉”的角色職能包括管理刑徒、戍卒、發徭、治安、人口流動，以及履行置吏、授爵程序，在縣廷之中，屬於直接管理“人”的角色，而非“令、丞”屬於“治吏”的角色。

所以，在職能地位上，縣尉近似於“諸官嗇夫”，但其所擁有管理“人”的權力，只需要與“令、丞”掌握的武庫、物資結合，就會自動產生“軍隊”，這種“合一”所可能導致的風險，對於“秦制”國家而言，需要極力迴避，所以，在法律地位上，“縣尉”被硬性確定爲“分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