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 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雄才大略，公元1260年继承大蒙古国汗位，同年击败了争夺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公元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疆域之广，远迈汉唐。但最让人诟病的是，它实行的是歧视汉人的四等人制度，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商人），汉人（原辽地、金地的汉人）及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忽必烈也算得上一代雄主，早期的崛起也多靠汉人的出策出力才得以成功，那为什么后来却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其实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公元1251年，元宪宗蒙哥继承汗位，因为忽必烈精通汉文化，了解中原事务，所以命他以皇弟、亲王的身份在金莲川（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附近）建府开衙，统领漠南汉地军民事务。“帝（指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忽必烈胸怀大志，想要有所作为，所以开府后，广揽人才，“问以治道”。这其中就有出自金末的汉人高僧海云和尚，和金朝官宦世家出身的汉人刘秉忠。刘秉忠系一儒生，但精通儒、释、道学说。他与忽必烈纵论古今历朝历代的治乱之道，建议忽必烈以周公为例，虚心延揽人才，以孔子为师，参照儒家思想治理天下。

于是，忽必烈大受启发，开始大规模招揽四方人才，天下名士。这其中有金朝的亡国之臣，如张德辉、李治、元好问、郝经、姚枢等几十名汉人。也有熟悉程朱理学的大儒，如许衡。还有是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士，如史天泽、许国桢等。当然也有少数西域人，比如畏兀儿人、大食、回回人等，像廉希宪即是畏兀儿人，但也是名儒生。所以忽必烈深受儒生的影响，接受儒家思想，支持汉化，行汉法治理汉地。在忽必烈的治理之下，其统治区邢州（邢台）、河南、陕西“大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由于忽必烈重用汉人儒士，以汉法治汉地，并参照中原城池修建了开平城（以后成为元上都），这些做法遭到了蒙古高层保守派的攻击，引起了蒙哥汗的猜忌。他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并派人到其统治区进行严查。后忽必烈听从了汉人谋士的建议，主动入见蒙哥。兄弟对坐宴饮，相对泣下，终于解除了怀疑。

公元1256元春，蒙哥汗三路攻宋。结果于1259年6月，崩于钓鱼城下。忽必烈于1260年返回开平城，召开选汗的库里台大会，在各路宗王、贵族的拥戴下，继承汗位。诏书由汉人王鄂撰写，刘秉忠宣读。开篇即写：“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就是说开国以来，国家长于武力，缺乏文治。以后要变通祖宗之法，多以文治治天下。并且改变了大蒙古国不设年号的传统，建元“中统”。即中华正统之意。

忽必烈继位以后，大规模任用汉人做为中央官员和各路宣抚使，中书省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史天泽右丞。8个丞相副丞相中，只有三个是蒙古人。掌实权的是汉人史天泽、王文统。而其它参与决策的亲信大臣，象刘秉忠、姚枢、郝经等这些都是汉人。

由此可见，忽必烈从金莲川开府直到继承汗位，都是尊重儒学，重用汉人的，反而是蒙古人、色目人受到压制。但是随后汉军万户李璮的叛乱及重要谋臣王文统的被诛，使忽必烈的思想受到很大打击，逐渐改变了政策。

李璮之父李全，潍坊人，本在金国的统治之下。在蒙古灭金时，也聚众起兵反金，后来投靠南宋，之后占领益都（今山东青州）。蒙军围攻时，又投降了蒙古。公元1231年，进攻南宋的扬州，兵败身死，其子李璮就继承了其益都行省的职务。

王文统为金末的进士，据说懂兵书战策、奇门遁甲，后来与李璮结识，成为其谋主，并将其女嫁给李璮。所以两人为翁婿关系。

之前名将木华黎治理华北以来，把不少北方汉人地主武装封为“万户”，治军管民，利用他们来和当时的金和南宋对抗，并且允许他们世袭，这就是当时的“世候”。他们成为蒙古帝国统治北方，进攻南宋的重要力量。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得到了汉族万户的支持。这些汉人万户有时也是与蒙古统治集团阴奉阳违、互相借重，以壮大自己的实力。李璮就是其一。

蒙哥攻宋时，所有汉军万户基本都参战了，但征调李璮，李均“诡辞不至”。忽必烈继位后，因为立即开始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所以对李璮也只能暂时姑息迁就，并加封其为江淮大都督。李借机多次以抗宋为名，向忽必烈索要钱粮。

公元1261年冬，即中统二年，阿里不哥再次反叛。忽必烈将蒙军主力及几大汉军万户均调到北方平叛。李璮认为时机成熟，于是起兵反蒙。他一方面策动山东、河北的汉族世候一起反叛，另一方面联络南宋，希望得到南宋的支持。同时，秘密联系其岳父，已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王文统，让其里应外合，推翻忽必烈的统治。

当时忽必烈对王文统非常信任，掌握中书省的实权，在朝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文统并没有实际参与和支持李璮的叛乱，但是写了一封三个字的回信，“期甲子”。初期，李璮的进兵非常迅速，很快攻下济南。他立马大明湖畔，踌躇满志，以为天下即将唾手可得。

此时阿里不哥的复叛已被平复，忽必烈转而南下，调集20万蒙汉大军，平定山东之乱。大军围定济南，李璮几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城破，李璮被杀。有人告发王文统，忽必烈亲自审问。后拿到了他与李璮的几封往来书信。王文统无话可说。忽必烈征求了各位大臣的意见后，以“李璮之同谋”“负国恩而谋大逆”的罪名，处死了王文统和其子王荛。其实王文统自获忽必烈重用以来，出谋划策，尤其在财政方面，出力颇多。史书说“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

平叛之后，忽必烈感觉到汉族万户世候的离心离德，威胁到了自己的政权的稳定。经与谋臣商议之后，采取了多个措施。一是将兵、民之权分开，由人分头负责。二是撤世候，取消世袭制。三是制定易将法，军队将领定期轮换。四是撤封地，削减土地民户。

李璮王文统事件平息后，本来被压制的色目人（西域商人）纷纷向忽必烈建言：“回回虽时盗国财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就是说，色目人虽然擅于经商，更重钱财，但是不会象汉人一样敢于起来造反。忽必烈受此影响，遂改变了用人制度。从此以后，蒙古人在各级机构中均居于长官地位，副职则用色目人，而汉人包括后来加入的南宋故地的汉人则只能担任更下一级的官员。忽必烈重用色目人，一方面认为他们较早被征服，文化程度较高，也可以管理国家，另外他们没有根基，不会造反。同时也可以用他们来压制汉人官员。这就是终元一朝的四等人制度。

其实历史上是有个机会可以拨乱反正的，那就是如果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后来能继位的话，可能会改变这个制度。真金是个汉化程度很深的太子，从小就跟随汉族儒生姚枢、窦默等学习儒家著作，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随后发生一个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一进程。公元1282年，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上书忽必烈，说皇帝“春秋高，宜禅位与皇太子，皇后不宜预外事”。忽必烈非常震怒，对太子有了猜忌，向太子索要御史的奏疏。太子真金本来体弱多病，结果受惊吓而死。

忽必烈也没想到这个结果，但是没有办法，只好立真金之子铁穆耳为太孙，后来继承皇位，这就是元成宗。自成宗以后，各位元朝皇帝的汉化程度都不够深，有些人汉语都不会讲。而且再也没有出过一个雄略之主，所以歧视性的四等人的制度就再也没有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