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大約是2016年3月份吧，筆者曾經應相關媒體之約，就一年輕白衣女子在某醫院怒斥號販子、醫院和保安的視頻在網上引發熱議的事情，寫了一個關於醫改不能被號販子牽着走的言論稿子。最近，因爲國務院督查組暗訪某些三甲醫院，羣衆所反映強烈的號販子即票販子問題再一次回到輿論的聚焦點之中——據國務院第一督察組有關人士披露：一醫院“在門診樓關閉的情況下，沿着這個門口，每一段就有人上來問需不需要號，並且說當天上午就有號，只要你交300塊錢就能拿到相關的號，另外還給我們留了一個名片，說隨時都能找到。名片上明顯寫着北京協和醫院的字樣，什麼號都能掛到，只要交錢就可以。”

票販子問題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爲什麼如過街老鼠斑人人喊打卻屢禁不絕？

下面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大都在筆者上面提到的文字中談到過。現在舊話重提，無意於機械模仿魯迅筆下“祥林嫂”絮絮叨叨的毛病，而是覺得醫改走到今天這個程度，更需要透過票販子這一獨特現象，探究背後值得高度注意和在今後的醫改中着力解決的問題罷了。

其一，真正的“痛點”，是高端醫療資源的稀缺。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只要存在資源稀缺和價格管制和價格信號遭到嚴重扭曲，在供需雙方無自由議價權和無法實行自由交易的情況下，就會產生藉機牟利的行爲，不論將從事這種行爲的這部分人稱作黑中介也好，黃牛黨也好，或計劃經濟時期的“投機倒把者”也好，都無法改變問題的本質屬性。在當年評論白衣女子痛斥票販子這一事件中，有論者認爲300元的號被號販子炒到4500元，是通過“議價過程”體現了“市場定價”，竊以爲這種觀點大謬不然——市場價格只有在充分、公正而又透明的市場競爭中才能產生，而不是靠號販子祕密接頭般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號”來形成的。換句話說，號販子將300元號倒騰成4500元，是通過私密渠道運作專家號所產生的畸形價格，而非正常的價格信號，其過程與市場經濟形態中的議價沒有半毛錢關係。

包括當年那位怒斥號販子的白衣女子在內的患者，爲什麼都捨近求遠、棄易就難，不僅千里迢迢跑到北京，還要無端忍受號販子甚至保安的窩囊氣？

對此，你可以說是患者的趨高性所導致，也可以歸咎於分級診療制度沒有落實到位，把這些觀點分拆開來進行解讀，大都似乎有些道理。但我們究竟想沒想過，如果患者用自己最爲珍視的生命去試錯，這代價也未免太高了吧？這太過昂貴的代價，恐怕是大多數人的不能承受之重吧？

而分級診療，其實質是醫療資源供需平衡和有效對接所形成的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而不是事先人爲設計出來，然後惡婆婆般讓醫患雙方去做“捆綁夫妻”的！

要知道，大凡具有強烈生命力和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制度，都有一個顯著的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具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逐步形成和演進過程。在此強調這一點，當然不是否定製度建設中的人爲設計因素，而是強調在堅持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的前提下，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接受檢驗這樣一個必經的過程，如果無視這一點而是熱衷於閉門造車，那麼就無法不在實踐面前碰壁。

其二、要將公衆注意力從票販子身上，引向造成問題的深層次原因。

筆者在前面提到的言論中談到，票販子所從事的，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經濟行爲。他們只是比其他人更敏銳地嗅到了醫療資源供需矛盾中所蘊藏的“商機”，從而悉心創造機會加以利用罷了。

這種遊走於灰色地帶的行爲，其最大的危害在於改變了患者就醫的排序規則，破壞了醫院的正常就醫秩序。是金錢的魅力，導致號販子藉以改變了患者就醫排序的規則，從而侵犯了患者的公平就醫權。事情充其量就是這麼一個事情，情況說到底就是這麼一種情況。

既然造成票販子猖獗的關鍵性問題，是高端醫療資源的稀缺和醫療資源供需之間缺乏有效的匹配與對接，那麼目前所需要的是，就是堅持對症下藥，就是下大力氣通過解除對醫生的約束來解放醫療生產力，就是採用寬進嚴管的方式吸納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衛生領域，就是通過釋放政策紅利來促進醫療衛生工作新業態的發展和壯大，就是還患者以自由就醫的正當權利......這些事情我們目前都一直在做，有的方面還做得越來越風生水起、有聲有色。只要堅持做下去，相信隨着醫療領域供需矛盾的逐步解決，那些藉機牟利的票販子自然會銷聲匿跡。由此看來，“不畏浮雲遮望眼”纔是最重要的，如果“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那就無異於“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其三，要着力防止有人利用票販子干擾醫改方向

首先，從醫療資源的供需矛盾看，號販子問題是發生在需求側的問題，而造成問題的根本原因則在於供給側。只有大力加強供給側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從許多地方的反應來看，號販子事件導致的，是一些主管部門的“救火”行爲甚至“危機公關”行爲，這樣做不僅會干擾對於醫改中主要問題的注意力，還可能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引到錯誤的方向去——比如動用行政手段限制患者就醫選擇權，強制推行所謂分級診療等。

其次，醫改要堅持正確戰略性佈局，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不能把問題導向變成被問題牽着鼻子走甚至被某些偶然事件牽着鼻子走。從根本上來說，行政管制管得過嚴和過死，從而嚴重擠壓“市場之手”發揮作用的空間，導致其發力受阻，一直是造成醫療資源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短缺和供需難以得到較好匹配的主因，因此重要的是對症下藥，而不能越渴越加鹽，不能用加強管制來解決由管制所積累的問題。社會輿論對此也要保持足夠的理性，否則很可能事與願違。

另外，公立醫院和醫生當然無法完全推卸維護健康的醫療秩序之責，通過加強內部管理來斬斷票販子牽拉的黑色利益鏈條，當然是醫院決策和管理團隊的職責所在，但打擊號販子問題畢竟主要是公安部門的責任，這就需要有關各方的緊密配合，僅靠醫院一己之力，恐將難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