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式在这新旧世界更替的关键时期，邓小平肩负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从1949年底至1952年7月，坐镇重庆主政西南，不仅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新秩序，更在执政环境下探索党领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主张，为西南地区根除旧社会之沉疴，打牢新社会之根基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西南地区繁荣稳定的大好局面，向西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进而坐镇重庆全面领导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并践行“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为解放初期有效改善西南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奠定西南地区稳定发展新局面尽心竭力，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正值我们党从夺取、建立政权向巩固政权、治理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百废待兴到恢复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了尽快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邓小平勇担历史重任，挥师大西南顺利解放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地区，拯救西南人民于水深火热；进而坐镇重庆全面领导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并践行“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为解放初期有效改善西南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奠定西南地区稳定发展新局面尽心竭力，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挥师大西南，为人民谋解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更是亲自督战重庆，精心部署西南防御，妄图凭借这里的险关要隘和90万部队作最后挣扎。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中，邓小平受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起解放和统筹经营西南的历史使命。

10月中下旬，开国大典的礼炮声犹闻在耳，邓小平早与刘伯承一道遵照部署，率领第二野战军在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作好各项准备，对西南形成夹攻之势。11月1日，西南战役正式打响。按照中央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解放大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乌江防线，打开川东门户，进而突袭黔东、解放贵州，挥师川南、轻取重庆，激战成都、解放川西北。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为争取分化敌人，加速战争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军政兼施、恩威并重，先后多次发出忠告，敦促和感召西南国民党军政要员起义投诚，以减少流血牺牲。云南、西康相继和平解放。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战役的胜利，不仅以歼敌人数多、起义投诚数量大、我军代价小的重大胜利彪炳史册，更是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全面胜利大大推进。

西南战役后，面对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毛泽东于1950年1月再次授命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基本方针，指挥十八军进藏部队从西藏实情出发，紧紧抓住一个“稳”字，关心了解藏族同胞思想生活状况，重视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切实执行共同纲领，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西南局也清醒地看到，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国主义势力肆意进行的分裂活动，果断发起昌都战役“以打促和”，叩开了和平进藏的大门。此后，邓小平亲自起草解决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为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坚实基础。10月，人民解放军进抵拉萨，五星红旗插上雪域高原。

建设大西南，为人民谋幸福

西南地区深处祖国内陆腹地，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欺凌压榨，这里反动势力强大、旧社会遗毒深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是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重重困难。肩负建设西南、发展西南的重任，邓小平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人民”。他反复强调“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并始终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把群众利益与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政权建设巩固中，邓小平尤其注意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他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建设新生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他通过组织工会和农会力量反对封建压迫，从而调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吸收包括知识分子、党政军干部、工商界、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妇女、青年等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人士表达诉求、参与政权治理，以此建立起各地党委、政府联系社会各界的桥梁和纽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真正实现西南人民当家作主。

在发展城乡经济中，邓小平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确立了“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城市一系列稳定物价、整顿金融、发展国营经济、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措施，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西南局进而提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奋斗目标，并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振兴。随着西南地区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也由此奠定了党长期执政的物质基础。

在开展民族工作时，邓小平根据西南实际“慎重稳进”，注意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他教育和告诫广大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他充分征求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上层意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他组织各族代表到内地参观访问，使其亲身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热情和关心，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他积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步，通过开办贸易机构、收购土特产、成立民族学院等措施，使少数民族真正得到了实惠。

在贯彻群众路线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在农村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在城市管理中，他不忽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小事，用高度的热忱给予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上的全方位关心和照顾；在整风运动中，他要求党员干部纠正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虚心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服务工农大众，并处处以身作则，赢得了西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主政大西南，开启执政新探索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从此登上执政的历史新舞台。“进京赶考”这场伟大征程能否顺利开局，并为此后长期执政打下基础，于中共而言至关重要。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正式在这新旧世界更替的关键时期，邓小平肩负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从1949年底至1952年7月，坐镇重庆主政西南，不仅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新秩序，更在执政环境下探索党领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主张，为西南地区根除旧社会之沉疴，打牢新社会之根基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西南地区繁荣稳定的大好局面，向西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回首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光辉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主张，不仅对半个多世纪以前西南地区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对于我们今天在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我们今天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关于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战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关于“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关于统战工作和民族团结方面的主张，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巩固爱国统一战线、抵制民族分裂、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并运用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正是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和思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为我们党的长期执政积累了丰富经验，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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