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式在這新舊世界更替的關鍵時期，鄧小平肩負爲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爲民族謀復興的歷史重任，從1949年底至1952年7月，坐鎮重慶主政西南，不僅帶領廣大人民羣衆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建立起社會新秩序，更在執政環境下探索黨領導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和自身建設等方面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偉大實踐，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觀點和主張，爲西南地區根除舊社會之沉痾，打牢新社會之根基作出了巨大貢獻，開創了西南地區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向西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進而坐鎮重慶全面領導西南地區進行了大量開創性工作，提出並踐行“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爲人民的”執政理念，爲解放初期有效改善西南人民羣衆生產生活狀況，奠定西南地區穩定發展新局面盡心竭力，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爲我們黨長期執政積累了寶貴經驗。

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正值我們黨從奪取、建立政權向鞏固政權、治理國家轉變的關鍵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從百廢待興到恢復發展的起步階段。爲了儘快實現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執掌政權，鄧小平勇擔歷史重任，揮師大西南順利解放了包括西藏在內的廣大地區，拯救西南人民於水深火熱；進而坐鎮重慶全面領導西南地區進行了大量開創性工作，提出並踐行“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爲人民的”執政理念，爲解放初期有效改善西南人民羣衆生產生活狀況，奠定西南地區穩定發展新局面盡心竭力，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爲我們黨長期執政積累了寶貴經驗。

揮師大西南，爲人民謀解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人民解放戰爭尚未完全結束。國民黨還有100多萬軍隊在西南、華南和沿海島嶼負隅頑抗。蔣介石更是親自督戰重慶，精心部署西南防禦，妄圖憑藉這裏的險關要隘和90萬部隊作最後掙扎。在這場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戰略決戰中，鄧小平受黨中央和毛澤東重託，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的身份，擔負起解放和統籌經營西南的歷史使命。

10月中下旬，開國大典的禮炮聲猶聞在耳，鄧小平早與劉伯承一道遵照部署，率領第二野戰軍在第一、四野戰軍各一部的配合下作好各項準備，對西南形成夾攻之勢。11月1日，西南戰役正式打響。按照中央制定的“大迂迴、大包圍”戰略方針，解放大軍在北起湖北巴東、南至貴州天柱的千里戰線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突破烏江防線，打開川東門戶，進而突襲黔東、解放貴州，揮師川南、輕取重慶，激戰成都、解放川西北。加強軍事打擊的同時，爲爭取分化敵人，加速戰爭勝利，鄧小平和劉伯承軍政兼施、恩威並重，先後多次發出忠告，敦促和感召西南國民黨軍政要員起義投誠，以減少流血犧牲。雲南、西康相繼和平解放。作爲全國解放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南戰役的勝利，不僅以殲敵人數多、起義投誠數量大、我軍代價小的重大勝利彪炳史冊，更是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向全面勝利大大推進。

西南戰役後，面對中外反動勢力勾結制造“西藏獨立”的陰謀，毛澤東於1950年1月再次授命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鄧小平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明確提出“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基本方針，指揮十八軍進藏部隊從西藏實情出發，緊緊抓住一個“穩”字，關心瞭解藏族同胞思想生活狀況，重視上層人士統戰工作，切實執行共同綱領，贏得了廣大藏族人民的信任。與此同時，西南局也清醒地看到，西藏地方政府中親帝國主義勢力肆意進行的分裂活動，果斷髮起昌都戰役“以打促和”，叩開了和平進藏的大門。此後，鄧小平親自起草解決西藏問題的“十大政策”，爲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奠定了堅實基礎。10月，人民解放軍進抵拉薩，五星紅旗插上雪域高原。

建設大西南，爲人民謀幸福

西南地區深處祖國內陸腹地，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欺凌壓榨，這裏反動勢力強大、舊社會遺毒深重，工農業生產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少數民族衆多、社會關係複雜。尤其是國民政府潰逃後，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重重困難。肩負建設西南、發展西南的重任，鄧小平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人民”。他反覆強調“我們黨是依靠勞動人民，替勞動人民謀幸福的”，明確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爲人民的”執政理念，並始終把這一理念貫穿於工作的方方面面，把羣衆利益與政權鞏固、經濟發展、民族團結、黨的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

在政權建設鞏固中，鄧小平尤其注意廣泛發動和組織羣衆。他認爲依靠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建設新生政權，是由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決定的。他通過組織工會和農會力量反對封建壓迫，從而調動廣大工人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主張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充分吸收包括知識分子、黨政軍幹部、工商界、民主黨派、少數民族、婦女、青年等在內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各界人士表達訴求、參與政權治理，以此建立起各地黨委、政府聯繫社會各界的橋樑和紐帶，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增強人民羣衆參政議政的民主意識，真正實現西南人民當家作主。

在發展城鄉經濟中，鄧小平着力改善人民羣衆物質生活，始終抓住發展生產力不放鬆，確立了“圍繞着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併爲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戰略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農村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摧毀了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結束了幾千年的剝削制度，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城市一系列穩定物價、整頓金融、發展國營經濟、扶持私營工商業的措施，爲城市經濟注入活力。西南局進而提出“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的奮鬥目標，並以修建成渝鐵路爲先行，帶動百業振興。隨着西南地區經濟形勢的迅速好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斷提高，也由此奠定了黨長期執政的物質基礎。

在開展民族工作時，鄧小平根據西南實際“慎重穩進”，注意搞好團結消除隔閡，充分保障少數民族的利益。他教育和告誡廣大幹部要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樹立正確的民族觀。他充分徵求少數民族羣衆特別是上層意見，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民族雜居地區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他組織各族代表到內地參觀訪問，使其親身感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熱情和關心，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他積極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發展進步，通過開辦貿易機構、收購土特產、成立民族學院等措施，使少數民族真正得到了實惠。

在貫徹羣衆路線時，鄧小平反覆強調“黨與羣衆永遠保持着最密切的聯繫，是中國人民事業勝利的保證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要有一心一意爲人民服務不計其他的工作態度”。在農村減租退押和土改運動中，他堅決支持農民的“合理要求”；在城市管理中，他不忽略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小事，用高度的熱忱給予人民羣衆物質和精神上的全方位關心和照顧；在整風運動中，他要求黨員幹部糾正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作風，深入基層傾聽羣衆呼聲、虛心向羣衆學習，全心全意服務工農大衆，並處處以身作則，贏得了西南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

主政大西南，開啓執政新探索

歷史長河奔流不息。新中國的成立，開啓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中國共產黨從此登上執政的歷史新舞臺。“進京趕考”這場偉大征程能否順利開局，併爲此後長期執政打下基礎，於中共而言至關重要。正如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正式在這新舊世界更替的關鍵時期，鄧小平肩負爲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爲民族謀復興的歷史重任，從1949年底至1952年7月，坐鎮重慶主政西南，不僅帶領廣大人民羣衆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建立起社會新秩序，更在執政環境下探索黨領導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和自身建設等方面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偉大實踐，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觀點和主張，爲西南地區根除舊社會之沉痾，打牢新社會之根基作出了巨大貢獻，開創了西南地區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向西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回首鄧小平主政西南的光輝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鄧小平當時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觀點和主張，不僅對半個多世紀以前西南地區的建設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也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成的鄧小平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淵源，對於我們今天在新時代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例如，在解放和建設大西南的過程中，鄧小平堅決服從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堅決貫徹執行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於我們今天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他關於圍繞“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併爲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戰略思想，對於我們今天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基本路線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他關於“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爲人民的”執政理念，對於我們今天始終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他關於統戰工作和民族團結方面的主張，對於我們今天進一步鞏固愛國統一戰線、抵制民族分裂、處理各種社會矛盾，並運用於國際社會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他關於密切聯繫羣衆的黨建思想，對於我們今天夯實黨執政的羣衆基礎，全面從嚴治黨，永葆先進性，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這些至今仍然閃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觀點和主張，正是鄧小平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和思考，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爲我們黨的長期執政積累了豐富經驗，照亮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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