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学阵营同封建复古派文人之间的一场论争。这场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当时流行的各种文言旧体文学成为反对的直接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

1、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2、骈体文又称骈文、骈俪文或骈偶文；中国古代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唐代公文亦为骈文，即四六体。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首遭一挫；韩、柳去世之后，影响又起，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皆此中好手，三人皆排行第十六，故世称“三十六体”。入宋之后，在欧阳修等人率领之下，古文运动掀起第二轮高潮，散文大家迭出，而骈文自此渐衰。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闿运为最后一个作家。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见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

陈独秀认为的“十八妖魔”完整名单：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

唐宋派：归有光

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

清朝桐城派三祖师：方苞、刘大櫆、姚鼐

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更进一步指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的敝害（《新青年》3卷5期）。

当时，“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不仅成为脱离生活和口语的封建文学的工具，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同复辟帝制、祭天尊孔、复古读经等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

这一论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论争的酝酿

1917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不久，自附于“桐城派”的复古文人林琴南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进行反对。他只申明古文不当废除的主张，却说不出什么道理，“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1918年初，《新青年》发表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一文，第一次对“桐城派”古文给以较系统的批评。3月，《新青年》4卷3期以“文学革命之反响” 的标题，刊登了钱玄同、刘半农串演的“双簧信”。由钱玄同托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写信，集中了旧文人反对文学革命的见解，然后刘半农写《答王敬轩书》加以批驳。

刘半农在信中对于“桐城派”、“文选派”的复古论调以及荒谬的古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揶揄，特别是对复古派文人林琴南驳得更为着力。反对复古派斗争的深入，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使得复古派文人再也耐不住沉默，便起而反抗挣扎了。

第二阶段：论争的高潮

1919年初，复古派文人陈拾遗等出版了维护封建国粹的《文艺丛报》， 攻击白话文运动，说：“今则新体竟尚，吸欧糟而吹美粕，与国粹为大敌，贸然欲推翻之。”林琴南在该刊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鼓吹白话必须以古文为根底，“无古文安有白话”的论调。这样就拉开了复古派文人向新文化运动进攻的序幕。

同年2月，林琴南发表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编者，骂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3月，他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书》，愤愤于白话文运动“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接着又发表小说《妖梦》，影射攻击《新青年》同人。同时，“文选派”古文家刘师培等，创办《国故》月刊，鼓吹昌明“国粹”而重振“颓纲”，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北京上海等地报刊也刊登了《新青年》同人被逐出北京的谣言。

新文学方面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阵地，对于复古派掀起的反动逆流进行了激烈的反击。

蔡元培发表了《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发表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林纾的留声机》，鲁迅发表了《孔乙已篇末附记》、《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对遗老遗少的复古言论和卫道嘴脸，做了彻底的批驳与揭露。

鲁迅说这些复古派文人想用“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他们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到了1919年8月，化名思孟的守旧文人发表《息邪》（一名《北京大学铸鼎录》）ー文，以为《新青年》同人作传的形式，对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进行诬蔑和人身攻击，同样受到了鲁迅、钱玄同、胡运、孙伏园等人的有力驳斥。

这场文言白话之争的胜利促进了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据“有人估计，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第三阶段:论争的继续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脱离了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独立，获得了更迅猛的发展。进步的文学社团和作家对复古的逆流继续进行斗争。这就使得复古派的进攻不得不改换了方式。

1922年1月，留洋回国的东吴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辅、吴密创办《学衡》杂志，先后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论新文化运动等文章，引述西洋文艺理论为护身符，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一次同新文学运动发起进攻。

1925年7月，北洋军网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北京复刊专登文言的《甲寅》杂志。章士钊先后在该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术》和《评新文学运动》，重弹提倡“尊孔读经”和否定白话文价值的陈词滥调，又掀起一股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字革命的复古主义逆流。

“学衡”派和“甲寅”派的复古主张虽然比林琴南等人带有更多的买办知识分子理论色彩和封建官僚份特权势的特征，但在文言文已被白话文所代替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毕竟是强弩之末了。进步思想界文学界人士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也就充满了奚落嘲讽的战斗色彩。

鲁迅的《估“学衡”》、《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玄珠（沈雁冰）的《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成仿吾《读章氏<评浙文学运动>》等，都是在批判“学衡”派和“甲寅”派复古逆流斗争中写下的著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