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時期發生的新文學陣營同封建復古派文人之間的一場論爭。這場運動是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爲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對以孔孟之道爲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爲工具的封建文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當時流行的各種文言舊體文學成爲反對的直接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選派的駢體文。

1、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爲古文辭後，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
桐城派主張學習左傳、史記，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桐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

2、駢體文又稱駢文、駢儷文或駢偶文；中國古代以字句兩兩相對而成篇章的文體。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稱“四六文”或“駢四儷六”。全篇以雙句（儷句、偶句）爲主，講究對仗的工整和聲律的鏗鏘。
駢文起源於漢末，形成並盛行於南北朝。唐代公文亦爲駢文，即四六體。駢文由於遷就句式，堆砌辭藻，往往影響內容表達，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之後，駢文首遭一挫；韓、柳去世之後，影響又起，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皆此中好手，三人皆排行第十六，故世稱“三十六體”。入宋之後，在歐陽修等人率領之下，古文運動掀起第二輪高潮，散文大家迭出，而駢文自此漸衰。在元明兩代成爲絕響。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闓運爲最後一個作家。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宣佈，明代以來擬古派文學家前後七子（見前七子、後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歸有光、方苞、姚鼐、劉大櫆爲文學革命所要反對的“十八妖魔”。

陳獨秀認爲的“十八妖魔”完整名單：
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
唐宋派：歸有光
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
清朝桐城派三祖師：方苞、劉大櫆、姚鼐

錢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更進一步指斥“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與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的敝害（《新青年》3卷5期）。

當時，“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選派”的駢體文，不僅成爲脫離生活和口語的封建文學的工具，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同復辟帝制、祭天尊孔、復古讀經等活動密不可分。因此，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招致一班維護舊道德和舊文學的復古守舊派文人的竭力反對，從而釀成激烈的文言白話之爭。

這一論爭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論爭的醞釀

1917年初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後不久，自附於“桐城派”的復古文人林琴南發表了《論古文之不當廢》進行反對。他只申明古文不當廢除的主張，卻說不出什麼道理，“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1918年初，《新青年》發表傅斯年的《文學革新申義》一文，第一次對“桐城派”古文給以較系統的批評。3月，《新青年》4卷3期以“文學革命之反響” 的標題，刊登了錢玄同、劉半農串演的“雙簧信”。由錢玄同託名王敬軒給《新青年》編者寫信，集中了舊文人反對文學革命的見解，然後劉半農寫《答王敬軒書》加以批駁。

劉半農在信中對於“桐城派”、“文選派”的復古論調以及荒謬的古文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揶揄，特別是對復古派文人林琴南駁得更爲着力。反對復古派鬥爭的深入，白話文運動的勝利，使得復古派文人再也耐不住沉默，便起而反抗掙扎了。

第二階段：論爭的高潮

1919年初，復古派文人陳拾遺等出版了維護封建國粹的《文藝叢報》，攻擊白話文運動，說：“今則新體竟尚，吸歐糟而吹美粕，與國粹爲大敵，貿然欲推翻之。”林琴南在該刊發表了《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鼓吹白話必須以古文爲根底，“無古文安有白話”的論調。這樣就拉開了復古派文人向新文化運動進攻的序幕。

同年2月，林琴南發表小說《荊生》，影射攻擊《新青年》編者，罵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3月，他又在《公言報》上發表了《致蔡鶴卿書》，憤憤於白話文運動“必以覆孔孟，鏟倫常爲快”，“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接着又發表小說《妖夢》，影射攻擊《新青年》同人。同時，“文選派”古文家劉師培等，創辦《國故》月刊，鼓吹昌明“國粹”而重振“頹綱”，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北京上海等地報刊也刊登了《新青年》同人被逐出北京的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