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短梦长 // 时代需要蓝博洲

文/毛尖

我是侯孝贤电影的粉丝，电影课上到台湾篇，总会选侯孝贤，不过，我没用过《悲情城市》，虽然我喜欢这部电影。

《悲情城市》一直有根刺在我心头。电影中后部，梁朝伟扮演的文清目送难友赴刑场，随后监狱里响起送行合唱，居然是用日文唱的。对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的左翼青年，选择殖民者的流行歌曲来结尾人生，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此我还看了一些相关评论，发现连日本学者都对牢房的日文送行曲“幌马车之歌”感到奇怪。

这首后来成为日本军歌的“幌马车”，在日本学者四方田犬彦、藤井省三的侯孝贤论述中，也都提到了，但也由此更加深了我的困惑，直到我读到《幌马车之歌》。看了蓝博洲的书，才了解了这首歌的悲情脉络和前世今生，也因此默默给《悲情城市》去掉了一颗星，因为电影对这首歌的征用是去语境的。

这么说吧，发生在蓝博洲著作中的这首歌，是集合了历史桑变、时代印痕和个人记忆的一个深渊。面子上，它是书中男女主人公，台湾抗日青年钟浩东和蒋碧玉之间的一首“情歌”，按蒋碧玉的说法，是她在帝大医学部当护士时，钟浩东教她唱的。当时他们都以为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唱的是乡愁。钟浩东喜欢这首歌，因为词曲让他想起台南家乡，和钟浩东一起被捕入狱的左翼青年林书扬后来回忆，钟浩东平时都是唱一些大陆左翼青年的歌，在处刑的早上大家一起为他唱幌马车之歌，只是因为他的夫人喜欢，“不是这样的话，谁愿意唱着日本的流行歌曲去赴死呢？”

林书扬说出了一个时代的难堪和愁痛，钟浩东和蒋碧玉的青春和爱情因此也就事关时代和历史。日本殖民台湾末期，台湾人听读写日语的理解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七，《悲情城市》中，日语就和闽南语、粤语、上海话混杂使用，钟浩东自己也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一代，按《幌马车之歌》中萧道应的说法，“我跟钟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所以，尽管钟浩东从少年时代就自觉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但日本和日文是普遍又日常的存在，理解了这层，钟蒋的日文情歌也就没什么意外，钟蒋一代的辛酸也更浮出地表，但是，《悲情城市》中，对“幌马车之歌”的挪用，没有钟蒋爱情的前情提要和日治政治描述，便莫名其妙美化了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搞得“幌马车之歌”成了一曲日式乡愁。

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则不至引发这种误会。整本书以高度的克制和简洁介入历史叙事，轮番出场的真名实姓人物，从历史的硝烟中返还，有的自白，有的告白，有的坦白，共同拼出了一幅以钟浩东为主线的20世纪前半期台湾左翼青年群像。就像侯孝贤的电影《好男好女》所描述的，钟浩东蒋碧玉和他们的战友萧道应夫妇一起，九死一生回到大陆参加抗战，还把他们各自的头生子送人为了继续前行，抗战胜利后回到台湾投身教育，钟浩东赶赴基隆中学任校长，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反动很快让他们转向“红色祖国”，地下斗争没几年，他们便被捕入狱。

作为国民党白色恐怖年代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个，钟浩东的历史，如果没有蓝博洲的打捞，现在应该还结着蛛网，甚至可能被彻底遗忘。而台湾20世纪历史，如果没有钟浩东们的剧照，就是断裂的。在政治境况更加复杂的今天，重新打开《幌马车之歌》，用序作者赵刚的说法，我们将“重又看到他们，以及看到他们身后的无穷前行者身影，于是这将鼓舞我们意识到今天的我们也并非全然孤独无助”，赵刚因此说，蓝博洲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这个挑战的价值，今天可能还不明晰。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幌马车之歌》完整了我对《悲情城市》的理解，也抚平了《好男好女》曾经带来的些许不快，换句话说，侯孝贤选了《幌马车之歌》中最凄凉荒谬的场景进行创作并且将之放大，而无论是“幌马车之歌”还是钟浩东蒋碧玉参加抗战差点被枪毙这个事，在蓝博洲笔下，都是有非常准确的语境和历史结构的。不知道侯孝贤有意还是故意，反正，看完书再去看《悲情城市》，看到结尾打出的字幕和《幌马车之歌》的时间表严重不符，我就几乎有些惊惧地感到，这么好的台湾导演，都在有意无意地涂抹历史，这个时代，实在太需要蓝博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