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南京访杨苡——忆杨宪益先生

摘要：李晶：杨宪益先生最喜欢翻译哪一类作品。李晶：我看杨宪益先生在White Tiger里面谈到国立编译馆，说梁实秋扔下编译馆走了，杨先生他们又重新组织起来。

本文原载于2010年3月第2期《中国文学》，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特此致谢

南京访杨苡——忆杨宪益先生

李晶（中国国家图书馆）

内容提要：在这篇专访中，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从童年记忆出发，回忆了哥哥杨宪益先生的家世、启蒙、治学与翻译等诸多方面。杨苡先生认为，杨宪益先生的治学重点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同时对中西古代史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造诣。她认为，杨宪益先生的成就绝不仅限于翻译一事，尽管翻译是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合作半生的主要工作。要深入理解杨宪益先生，还必须关注他翻译工作之外的各种兴趣与成就，包括中西文学研究、诗歌创作和社会活动，等等。

杨宪益（右）同戴乃迭（左）

访谈者按语：杨宪益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翻译家、学者、作家。他生前与夫人戴乃迭主持英文版《中国文学》多年，译著甚多，主要有《红楼梦》、《史记选》、《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熊猫丛书”等等,涉及中国文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体,造诣之深为海内外翻译界、汉学界所公认。他的工作,对于中国的翻译事业、对于中西翻译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介绍和推广,都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杨宪益先生也是外国文学、尤其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专家,曾将多种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包括《近代英国诗钞》、《萧伯纳戏剧两种》、《牧歌》、《阿里斯托芬喜剧两种》、《地心游记》、《奥德修纪》、《罗兰之歌》、《卖花女》、《古罗马喜剧三种》、《古罗马喜剧选》，等等。杨宪益先生还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能直接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成中文作品的专家，也因此，他对荷马史诗等西方经典的理解与阐释具有独特而宽泛的学术视野、缜密的考据功力和开放的文化心态。

杨宪益先生去年（2009年）十一月去世后不久，笔者即受《外国文学》编辑部委托，专程赴南京对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先生进行采访。杨苡先生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作家、《呼啸山庄》经典译本的译者。她对杨宪益先生的生平和事业的回顾与理解，于今已具有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刊出, 以此表达我们对杨宪益先生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李晶：杨宪益先生去世，海内外无不痛悼。今天有幸拜访您，想请您谈谈杨宪益先生生前种种。对于这个话题，没有人比您更合适了。况且您也是外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前辈学者，除了杨宪益先生的生平,您对他的工作和事业也自然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那么,我们不妨就从您自己谈起，比如可以先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您是怎么译起《呼啸山庄》来的?相信许多读者对此都很感兴趣。

杨苡：一是喜欢，二是当时年轻，思想感情和作品内容比较契合。但我不喜欢《简爱》，这和大家有些不同。我们中学很鼓励我们看书，图书室里英文书非常多，能见到《简爱》，却没有《呼啸山庄》。《呼啸山庄》我还是从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博朗（Merle Oberon）主演的那部电影知道的，米高梅公司出品。我们习惯看原版电影，在天津时就看原版。我们的英文是从电影和歌曲中学来的，当然还有学校。

李晶：您为什么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杨苡：因为我觉得《呼啸山庄》里的爱情才是爱情。

李晶：这里是不是还包括这么一种意思：家庭背景，包括幼年时的经验对人的一生影响还是很大的。

杨苡：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关系。有些事情需要特定的时代背景来解释，除了经济地位之外，文化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呼啸山庄》我先是在天津看的电影，最早的名字是《魂归离恨天》。书是在重庆看的，我当时在中央大学借读，在那里上三年级和四年级。我原来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因为要到重庆和母亲团聚，就在中央大学借读了两年。刚看书的时候并没有翻译，开始翻译是毕业后的事了。我毕业后在北碚教书，我哥哥当时也在北碚。我和哥哥谈到这本书，他就说有译本，梁实秋翻的。我看了一下，说怎么能叫“咆哮山庄”呢?“咆哮”!如果一个山庄门匾上挂着这么个牌子，那么谁敢去做客呢?这大概就是翻译这本书的最初动机吧。

李晶：您和杨宪益先生年龄相差不大，最早在天津念书的时候是什么情形?您和杨先生上的是一个学校吗?

杨苡：不是一个中学，两个学校教会不同。都是基督教的教会，但他是英国安利甘教会的，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在英租界。我是美国美以美会的，叫中西女子中学，不在租界。他没上小学，他原本是在家里念书。我们教会学校，学生在学校里得跟那些女教士说英文，风气如此。也有中国老师，教别的课，但是上课也都得拿英文教。我们“中西”的老师都是沪江、燕京来的，尽可能都是女的。

李晶：一般读者都知道杨宪益先生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从少年时起，还在天津的时候，就对此有所涉猎。他最早看古希腊文学是在中学吗?

杨苡：是的，那当然是从英文开始的。事实上真正开始学，是在天津自学的，自己看书。老师叫Sarah，中文名字叫徐剑生，也是“中西”毕业的，我们叫她先生。

李晶：私人的英文教师?

杨苡：是的，家教。她是广东人，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嫁给了池石青大夫，人很帅，上海医科大学出身。两个人结婚以后都各有经济负担，她就坚持要做家教。

李晶：当时就是这个池太太主要教杨先生英文吗?

杨苡：是的。我们不叫她池太太，我们叫她先生。另外一个叫老先生。

李晶：老先生就是教杨先生对对子的那位魏汝舟老先生?他到您家里时杨先生多大?

杨苡：他还很小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小学呢，是一九二几年的事儿。他七岁老先生就教他写诗。他很顽皮的，老先生把他弄服了。老先生成天写诗，读书，人非常好。我第一次看见我哥哥流眼泪，就是老先生死了以后。他拿本儿书在那儿看，但是我看到他的眼泪慢慢儿流下来。我就小声儿跟我姐姐说，哥哭了。老先生的诗稿叫《自宽诗稿》，才找着。我建议过给他出版,但是没人给出版。

李晶：魏老先生不是在您家里去世的吗?

杨苡：有病了就让他走了。不是我哥哥不要他，是上面弄的，看他老态龙钟了就让他走了。我哥哥不知道，放学回家一看魏先生走了，非常难受。家里人说你喜欢老先生再给你请一个，他就摇头，不要!老先生死时好像是1933年。

李晶：杨先生小时候就很用功啊，他又要跟老先生上私塾学写诗学古文，又要看那么多外国翻译过来的书，尤其是小说。

杨苡：小说起头儿不看，后来大一点了才看。家里有一套林琴南搞的《说部丛书》，我父亲买的，他都看了，看完了。

李晶：就是说，杨先生最早接触外国文学是从这套书开始的?

杨苡：可以这么说。

李晶：杨宪益先生对家里的书籍，包括旧书，从小就感兴趣?

杨苡：他看。他因为文言特别好，所以他都看。

李晶：杨先生自传里提到的秀鹤书局是卖英文书的吗?

杨苡：是的，“秀鹤”是卖英文书的。还有个世界书局，卖中文的。我跟他逛世界书局和天祥市场，还有一个中原公司。出来还逛马路，看电影儿。

李晶：杨先生在自传White Tiger里倒没提到这个世界书局，秀鹤书局提的很多，说是他买英文书主要是在那儿。

杨苡：那是后来高中时候的事情，他写White Tiger时没给我看过。White Tiger我哥哥自己翻译成《白虎星照命》，不过现有的译本没使用这个名字。后来他希望让我看一下,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可以给他补充。可是我也补充不了太多。

李晶：杨先生那时喜欢看什么书?中外文都算上。

杨苡：他什么都看。记得有H.G.威尔斯的《月球旅行记》，这一类的；还有“人猿泰山”、福尔摩斯。最喜欢《三剑客》。那时候不叫《三剑客》，叫《侠隐记》。

李晶：他好像对大仲马很感兴趣。

杨苡：他喜欢。他们三个：七叔家的沪哥，生在上海所以叫沪哥，大排行就是五哥，我祖父这一房的。还有八叔家的四哥。我哥哥行六。他们仨都迷上了《侠隐记》。四哥非常漂亮，我们就叫他阿托士。五哥又笨又胖，我们就叫他颇图斯。我哥哥最小，就叫达特安。他们又问谁是密里迪呢?我姐姐才不当，密里迪是坏人。我就大叫，我是密里迪!因为密里迪好看。①我那时候还没上学呢。于是他们就大叫, 都觉得太可笑了。

李晶：杨宪益先生也有点骑士的味道。

杨苡：他当时确实喜欢丁尼生的诗，尤其是关于亚瑟王的长诗，都是关于骑士文学的。我们当时都读这些诗，有这个印象。

李晶：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互相怎么称呼?

杨苡：乃迭叫我哥哥Coon，给我们写信也Coon如何如何的。后来有了孩子就叫他“阿爸” , 她喜欢“阿” 字儿。哥哥叫她Gladys。叫阿爸是亲热，五十年代还叫，后来就不叫了。因为那些折腾，不愉快，不叫了。后来就叫他宪益。年代不同，心情不同，称呼也不同。

李晶：这个Coon是怎么来的一个昵称?

杨苡：我问过，他不记得了。后来也不大叫了。

李晶：杨先生最早做翻译都译些什么?似乎他最早翻译的就是莎士比亚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

杨苡：是这样，他十来岁就开始翻译，在新学书院的时候，他古文学得早。可惜，那东西都没有了。其实家里都留着，在书橱里都整理得好好的，后来都给毁了。只有廉士聪还保留一些。

李晶：这就太可惜了。

杨苡：可惜的多了。比如家里的一些照片。有我母亲带着我哥哥坐在照相馆的汽车里头照的，很珍贵的照片。还有一张我哥哥的照片，骑着小木马的，镶在一个银镜框里面，后来也没有了，都烧掉了。我哥哥的东西毁得太多了。毁东西也没什么，但有些都是文物啊。

李晶：杨宪益先生一生与翻译结缘，除了兴趣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杨苡：我觉得他寂寞，没事做。翻译也是一种玩儿法。

李晶：从我认识杨先生，他就一直强调自己不爱做翻译。但我想，他如果不爱做翻译，怎么解释从年轻一直翻译到老。他在牛津时就译，一直没有中断过。像杨先生这样的大翻译家，享誉中外，国内有这么大翻译成就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因此我想，他是爱做翻译的，也许只是另有苦衷?

杨苡：他喜欢翻译，他喜欢自己想翻什么翻什么，而不愿意受人之命。可有些外行，只把他当个翻译匠，把他当个翻译机器。外行管内行这种事且不提吧，就说最简单的，比如大跃进，翻译和大跃进有什么关系?可那时偏多赶任务的翻译，他不喜欢，也不愿意搞应景儿的翻译。还有，随便一个什么人，一时有名了，变成热门人物了，就有人说，杨宪益你把他的东西给我翻译成英文。我哥哥说过：“什么都不了解，也不认识这人，这怎么翻?可也没办法，只好翻。”

李晶：我最早认识杨先生时曾问到他关于沈从文的翻译，因为我发现他们1962年有两期连着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沈从文作品的翻译，是《边城》。杨先生那时不但记忆清楚，也愿意说话。我问他当时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发出来的呢?他就笑，很得意地笑，说那两年宽松啊，我们翻了就发了。

杨苡：有一个阶段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摘帽嘛，道歉嘛。广州会议以后，知识分子无不额手称庆，我想，我哥哥翻译这些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李晶：杨先生和夫人戴乃迭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翻译《红楼梦》的?

杨苡：大概是64年，不过65年他才提到这事。65年的春天，下着雨，他忽然到南京来，住在南京饭店。我们约着去看范存忠和陈嘉等几个朋友，也约定去看张士一先生。

李晶：这几位先生和杨先生当年都是中央大学的同事、朋友?

杨苡：对，中央大学，分校的。还有叶君健，都在一起。要说比起联大来，中大外文系还是头一号儿呢。那时没处玩儿，我们就到莫愁湖去，外面下雨，我们三个人坐在茶馆儿看雨。哥哥就告诉我：“正在翻一个很讨厌的、很讨厌的活儿，我在翻《红楼梦》。”我就哈哈大笑。可近来我有一个疑问，好像说是杨宪益翻错了。前一阵子，老有人批评他，损他，挖苦他。说他翻译黛玉，翻成什么Black Jade，你知道吗?

李晶：我知道。这种说法有些靠不住。

杨苡：说他翻错了。说是外国人怎么翻得好。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李晶：是这样，一直以来，不是有个霍克斯的译本，又有个杨先生他们的译本么。中国翻译界有很多人特别喜欢说霍克斯的那个译本翻得好，说杨先生他们翻得不好。

杨苡：霍克斯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李晶：但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讲，黛玉翻成Black Jade也不能完全说错。而且这是早期有些节译本中的译法，并不是杨先生他们的翻译。杨先生和霍克斯的两个译本里，主要角色的名字都是采取的音译。杨先生的译本里， “黛玉”的翻译是“Taiyu”；霍克斯的译本里，是按照汉语拼音的拼法，译成了“Dai-yu”。我想，有人批评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的译文，和时代风气有关系。我们眼下对外国的东西相对更加宽容一些。平心而论，也有一些翻译大家，比如已故北外的周珏良教授，他们说得比较公道，就是两个译本各有优点。而且如果一定要比较译本对错的话, 那应该说杨先生这个译本错误相对要少，因为杨先生毕竟中国文化的背景远较外国专家更为深厚。

杨苡：我觉得谁译都不可能没有错儿。但是不要嘲笑人家。

李晶：杨宪益先生最喜欢翻译哪一类作品?

杨苡：与历史有关的一类作品，比如《儒林外史》、《史记》、《资治通鉴》，这一类的。

李晶：还有鲁迅吧?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翻鲁迅，到80年代还在出版自己翻译的鲁迅作品。

杨苡：鲁迅是喜欢的，赶任务时就说不好了。不赶任务，他当然有翻译的乐趣，不独鲁迅，比如说译沈从文的《边城》，他们夫妇俩会一同反复推敲。推敲是一种快乐啊，翻译中的推敲最快乐。我译《呼啸山庄》也很得意呢，嘴里念念有词，天天在那儿想 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一边儿听着外面的雨声。

李晶：您翻《呼啸山庄》的时候，跟杨宪益先生推敲过吗?

杨苡：没有。

李晶：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文革时工作被迫中断，《红楼梦》都没有翻完，只翻了前面八十回的草稿。他还说Gladys喜欢《红楼梦》，说她一直喜欢中国古典小说。

杨苡：是这样。喜欢是喜欢，但是她不像黛玉。

李晶：那当然。有谁说像了吗?

杨苡：是香港报上乱写一气。我觉得她喜欢中国的任何东西。

李晶：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您都看过吗?

杨苡：没看过全部，只看过一些。比如《宋定伯捉鬼》，是《不怕鬼的故事》里头的，还有高玉宝的故事，等等。

李晶：您如何评价他们的翻译工作?

杨苡：有的非常出色，无人能比。有的呢，怕只是当作任务来完成吧。他们夫妇工作速度很快，质量也高。比如翻译鲁迅、沈从文等人的作品，非常用心。但有的作品他并不喜欢，又不得不译，那就不免有随意的时候。

李晶：我知道他是喜欢鲁迅的。他从前给自己取过一个名字，叫“鲁退”。

杨苡：“鲁退” , 就是从鲁迅来的。他喜欢鲁迅那一代人，中学时候就读。还读胡适、王国维等人。还有吴宓，他有一本儿大本儿的《吴宓诗集》，原来就在我手里。后来是烧了还是交了，不记得了。

李晶：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曾邀请杨宪益先生他们去教书。杨先生在回忆中说，早先他还在天津的时候，吴宓先生正在编《学衡》，杨先生也看过《学衡》。他年轻时写的那些长诗，就是廉士聪先生后来交给吴宓先生的。吴宓先生看了那些诗以后，认为杨先生古文底子非常好，而且又是学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就邀请他上西南联大去教古希腊罗马文学。

杨苡：他非常喜欢古希腊罗马文学，所以给自己取名叫Julius，就是从Julius Caesar来的，他熟读过这方面的经典，比如萨福的诗作，他读了很多译成英文的这方面的著作。当然，这跟我们幼年的学习环境也有关系，我那时也读过很多这类作品。

李晶：我记得他说过，他那时候很喜欢古希腊罗马文学，但是天津又没人能教他，所以才决定到英国去学。这是否因为他对于古代历史特别感兴趣?他对中国历史也是如此，唐以后的东西他就不大看了。

杨苡：是这样，他特别喜欢历史。一切古老的美的东西，他都非常神往和欣赏。

李晶：他研究历史，也搞社会活动，也写诗，也做翻译，您认为所有这些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些?

杨苡：还是历史。

李晶：这是否和杨宪益先生的故家有什么关系?您们是大家庭，在前清和民国政界都出过很多显赫的人物，比如当过直隶总督的杨士骧，那时甚至有“杨门八虎”的说法。

杨苡：用我哥哥打趣的话说：“杨家败落了。没有意思。别提喽。”这些陈年旧事说来话长，评论纷纭，研究近现代史的人也许更有兴趣。我父亲喜欢戏曲、小说，家里的《说部丛书》都是他买来的。我母亲的教育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丈夫教妻子，我母亲当时才十七八岁，他喜欢我母亲。所以他死了以后，我两个姑妈都劝我母亲殉节。我母亲说, “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李晶：这和胡适的身世有点像。胡适就是父亲教母亲，父亲去世后，是母亲教育的胡适。

杨苡：邹霆说我母亲教我哥哥念书，就是从胡适这儿考据来的，可是事实上不是。我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识字，后来也练习写。那是守寡以后，尤其是我哥哥走了，我也走了，她需要写信。她写给我和我哥哥最多。我姐姐上燕京，写得有多频繁就不清楚了。

李晶：杨先生到英国以后跟您通信吗?

杨苡：跟我不通信。我写信给过他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离开天津的。他给我母亲写信，说静如和敏如不同，应该让她出去。

李晶：他在英国的时候读书交友那些情况您了解吗?

杨苡：我不很清楚。

李晶：如果想了解这些情况，应该去问谁?他当年那些老朋友还有在世的吗?

杨苡：也许没有了，都死了。

李晶：这很可惜，应该有人早点动手都写下来。

杨苡：我曾经想写我哥哥在南京的搬家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刚到南京那会儿很狼狈，就住到国立编译馆，跟难民一样。一家一家都住在办公楼里面，小孩儿都热得头上长疖子。那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我来照顾, 抱着杨荧去医院。后来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珠江路莲花桥的一个大院儿, 挺好的一个大院儿。外头是卖煤炭的，他们就住到后头院儿里。所以我说他跟煤炭有缘啊，最后也是在煤炭部去世的。在那儿住了一阵子，再找房子，后来找到后载巷，在中央路上。那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拆了，不然值得一去。那地方是平房，是46年47年前后。然后48年又搬，搬到百子亭，更宽敞点儿。那时我们照了个全家福的大照片儿，就是他住在百子亭那会儿。我母亲我姐姐他们从上海来，都住在后载巷。我们住在中央大学，从重庆回到南京的。我姐姐他们不同，是坐飞机回来的。最苦的是我们和国立编译馆。

李晶：我看杨宪益先生在White Tiger里面谈到国立编译馆，说梁实秋扔下编译馆走了，杨先生他们又重新组织起来。

杨苡：也不能说组织，就是有人回南京回来得早，有人回来得迟。他们还不如我们中央大学回来早，都是书生啊。国立编译馆后来有个编纂委员会，有杨宪益，有中央大学的郭斌龢，有罗根泽，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他们来了以后，47 年，慢慢搞起来了。有个翻译委员会，我哥哥是头儿，于是把廉士聪全家也请过来了。

李晶：廉士聪和杨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杨苡：那是，从初中就是同学。后来廉士聪的父亲也从天津来了。我也在里头，都给网罗进来了，所以那一阵子天天跟他在一起。我当时翻的一本儿书是《罗马帝国兴亡史》，节本。

李晶：那本书出过吗?

杨苡：交给国立编译馆了，后来没出成。

李晶：也是杨宪益先生让您翻的吗?

杨苡：是的。他喜欢《罗马帝国兴亡史》这书，中学时就看过，后来到了英国又看原版。

李晶：他对罗马帝国的历史是很感兴趣的。

杨苡：他特别感兴趣，中学还演里面的戏，有黄佐临。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哥哥的是，他提到过三个人，我都没能抽空去看看。他从来不会命令我，都是婉转地提到。“你到上海去，为什么不去看看黄佐临呢?”他惦记谁，才会这么说。还有我去天津，后来他说“哎呀，不知道你去天津，你去天津可以找找廉士聪”。那时候廉士聪还活着。还有冯亦代，我跟黄宗江说我要去看他，黄宗江说：“他连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还去看他!”他当时已经住进中日友好医院。我原来去看过他，他刚刚跟黄宗英结婚的时候。

李晶：黄佐临先生当时在杨宪益先生上中学的学校当过校长。

杨苡：是的，那时候叫黄作霖，年轻的校长。曾经因为我哥哥领导罢课的事，俩人关系有点紧张，不过后来成了好朋友。

李晶：后来他们到英国再见就是朋友了。

杨苡：不错，大家平等了。

李晶：他跟冯亦代先生在重庆是不是就认识了?

杨苡：可能有来往，我不太清楚。那时我哥哥在北碚，跟梁实秋、梁宗岱、老舍他们交往。还有肖亦五，解放后做了戏改委员会的领导，他搞戏曲也是老舍培养的。

李晶：我记得杨先生说，肖亦五和老舍先生认识也很偶然，是碰上的。

杨苡：在街头，看他可怜。老舍看他对于民俗文化很感兴趣，也是读书人，就把他弄到编译馆来，于是后来跟我哥哥变成了好朋友，也跟我认识了。

李晶：后来肖亦五住在哪里?在北京吗?

杨苡：一直在南京。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因为民革嘛，他们三个人都是民革的，还有邵恒秋。肖亦五一直到死都在南京，南京市文化局局长，57 年打成右派。后来我去送终的。

李晶：杨宪益先生经历复杂，但为人一直很开朗，有些乐天知命的意思。

杨苡：我觉得我哥哥的幽默让人很舒服。“‘陈水扁’三字你觉得对什么好?‘赖汤圆’!”四川的赖汤圆。他就是常常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来这么一句，让大家一笑。他挺会让大家高兴的。

李晶：如果他当年不去国外学古希腊罗马文学，是不是后来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杨苡：他不去国外干嘛?

李晶：可以在国内上大学呀。燕京大学都录取他了。

杨苡：他不喜欢上燕京，已经上了那么多年教会学校，不想再上教会学校了。当然出国好了。要么出国，要么革命。

李晶：不过他在国外也没少革命，他很多时间都在忙着做一些抗战救国的事情。

杨苡：是的，他喜欢这些活动。

李晶：他跟乃迭先生认识，是在China Society②吧?当时他是头儿，乃迭先生的职务是secretary。

杨苡：那其实不算什么秘书，就是几个学生，互相帮忙，谁会做什么就做什么。报上说什么乃迭做过他的秘书，实不是那么回事，都是平等的。

李晶：他们结婚后，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两个人谁照顾谁多一些?

杨苡：当然是我哥哥照顾她多些。乃迭照顾自己是可以的，骑个自行车冲来冲去，一直是用英国人的方式过日子。

李晶：就是说，戴乃迭先生生活上一直没有太中国化?

杨苡：没有，我哥哥也不介意。她有个好的保姆就好，给她带孩子。她父亲戴乐仁（J .B .Taylor）是燕京大学的, 都知道他。很多人说起老Taylor来都挺熟悉的,就跟清华的老温德（Robert Winter）一样，都是知名的老教授。温德跟乃迭很熟，一个礼拜上他们家里吃顿饭，吃西餐。那时候外文局一带可以叫西餐。

李晶：温德先生教过您吗?

杨苡：没教过我 ,但是我认识。

李晶：在西南联大教过您的都有哪些老师?

杨苡：吴宓、谢文通等人。吴宓先生教欧洲文学史，谢文通教英国诗，他是很漂亮的一个书生，南方来的，广东人还是福建人。

李晶：吴宓先生当时什么样子?

杨苡：有点儿土。很严肃。我哥哥写钱钟书那篇文章，你认为怎么样?

李晶：我觉得写的挺平和的。

杨苡：可是邹霆最近说是他写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根本不认识钱钟书。有可能是我哥哥口述，让他记的，因为我哥哥懒。邹霆也许自己另有发挥，这就说不好了。另外邹霆写的我哥哥的传记，写得内容倒是挺丰富，可未必全是真事，像那些堂会什么的。有的事情属于猜测，比如说我哥哥有病的时候，我父亲抱着孩子走来走去，这不是事实。还有乃迭生了杨炽以后,说虽然杨宪益很忙，还是买了一把鲜花儿去看她们。哪有这回事。

李晶：您怎么看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他为什么要写这些打油诗?

杨苡：这是他真正的声音，和那些奉命的任务不同。这些是他“动”的一方面，来表示他内心真正的感受。比如他嘲笑什么东西都要洋化，嘲笑pizza。

李晶：是的，pizza，他在诗里头故意说成“屁渣”。

杨苡：他认为学习西方不是问题，但不能盲目崇拜，搞得奴才味儿十足。还有盲目地港台化，这些我哥哥都认为有问题，他就写诗讽刺。他关心世道民生，这就是他的打油诗的灵魂。

李晶：您跟戴乃迭先生接触多吗?

杨苡：很多。从南京聊到北京。

李晶：她在北京的朋友多吗 ?

杨苡：多，张欣辛、张洁、谌容、古华，等等。她给他们翻过书。我哥哥也是作家协会的，彼此都认识。他们来了就吃火锅，聊天儿。当然，他们也好奇。

李晶：新时期出了一大批作家，他们最喜欢谁的作品?

杨苡：我说不好, 我想既然他们肯翻译，就表示肯定吧。

李晶：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翻译的时候有没有不同意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共同翻译的，翻译当中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杨苡：有的，当然有，有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