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晶:楊憲益先生最喜歡翻譯哪一類作品。李晶:我看楊憲益先生在White Tiger裏面談到國立編譯館,說梁實秋扔下編譯館走了,楊先生他們又重新組織起來。

本文原載於2010年3月第2期《中國文學》,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數據庫建設。特此致謝

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李 晶(中國國家圖書館)

內容提要:在這篇專訪中,我國著名翻譯家、作家楊苡先生從童年記憶出發,回憶了哥哥楊憲益先生的家世、啓蒙、治學與翻譯等諸多方面。楊苡先生認爲,楊憲益先生的治學重點在古希臘羅馬文學,同時對中西古代史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厚的造詣。她認爲,楊憲益先生的成就絕不僅限於翻譯一事,儘管翻譯是楊憲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合作半生的主要工作。要深入理解楊憲益先生,還必須關注他翻譯工作之外的各種興趣與成就,包括中西文學研究、詩歌創作和社會活動,等等。

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楊憲益(右)同戴乃迭(左)

訪談者按語:楊憲益先生是我國現當代著名翻譯家、學者、作家。他生前與夫人戴乃迭主持英文版《中國文學》多年,譯著甚多,主要有《紅樓夢》、《史記選》、《儒林外史》、《魯迅選集》、“熊貓叢書”等等,涉及中國文學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體,造詣之深爲海內外翻譯界、漢學界所公認。他的工作,對於中國的翻譯事業、對於中西翻譯的實踐和理論、對於中國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介紹和推廣,都具有重大的開創意義。楊憲益先生也是外國文學、尤其是古希臘羅馬文學專家,曾將多種外國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包括《近代英國詩鈔》、《蕭伯納戲劇兩種》、《牧歌》、《阿里斯托芬喜劇兩種》、《地心遊記》、《奧德修紀》、《羅蘭之歌》、《賣花女》、《古羅馬喜劇三種》、《古羅馬喜劇選》,等等。楊憲益先生還是我國爲數不多的能直接從希臘文和拉丁文原文譯成中文作品的專家,也因此,他對荷馬史詩等西方經典的理解與闡釋具有獨特而寬泛的學術視野、縝密的考據功力和開放的文化心態。

楊憲益先生去年(2009年)十一月去世後不久,筆者即受《外國文學》編輯部委託,專程赴南京對楊憲益先生的妹妹楊苡先生進行採訪。楊苡先生是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專家、作家、《呼嘯山莊》經典譯本的譯者。她對楊憲益先生的生平和事業的回顧與理解,於今已具有無可替代的寶貴价值。現將訪談內容整理刊出, 以此表達我們對楊憲益先生深深的敬意與懷念。

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李晶:楊憲益先生去世,海內外無不痛悼。今天有幸拜訪您,想請您談談楊憲益先生生前種種。對於這個話題,沒有人比您更合適了。況且您也是外國文學界和翻譯界的前輩學者,除了楊憲益先生的生平,您對他的工作和事業也自然有深刻的理解和體會。那麼,我們不妨就從您自己談起,比如可以先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您是怎麼譯起《呼嘯山莊》來的?相信許多讀者對此都很感興趣。

楊苡:一是喜歡,二是當時年輕,思想感情和作品內容比較契合。但我不喜歡《簡愛》,這和大家有些不同。我們中學很鼓勵我們看書,圖書室裏英文書非常多,能見到《簡愛》,卻沒有《呼嘯山莊》。《呼嘯山莊》我還是從勞倫斯·奧利弗和梅爾·奧博朗(Merle Oberon)主演的那部電影知道的,米高梅公司出品。我們習慣看原版電影,在天津時就看原版。我們的英文是從電影和歌曲中學來的,當然還有學校。

李晶:您爲什麼覺得《呼嘯山莊》比《簡愛》好?

楊苡:因爲我覺得《呼嘯山莊》裏的愛情纔是愛情。

李晶:這裏是不是還包括這麼一種意思:家庭背景,包括幼年時的經驗對人的一生影響還是很大的。

楊苡:應該說是有一定的關係。有些事情需要特定的時代背景來解釋,除了經濟地位之外,文化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呼嘯山莊》我先是在天津看的電影,最早的名字是《魂歸離恨天》。書是在重慶看的,我當時在中央大學借讀,在那裏上三年級和四年級。我原來是西南聯大的學生 ,因爲要到重慶和母親團聚,就在中央大學借讀了兩年。剛看書的時候並沒有翻譯,開始翻譯是畢業後的事了。我畢業後在北碚教書,我哥哥當時也在北碚。我和哥哥談到這本書,他就說有譯本,梁實秋翻的。我看了一下,說怎麼能叫“咆哮山莊”呢?“咆哮”!如果一個山莊門匾上掛着這麼個牌子,那麼誰敢去做客呢?這大概就是翻譯這本書的最初動機吧。

李晶:您和楊憲益先生年齡相差不大,最早在天津唸書的時候是什麼情形?您和楊先生上的是一個學校嗎?

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楊苡:不是一箇中學,兩個學校教會不同。都是基督教的教會,但他是英國安利甘教會的,學校是英國人辦的,在英租界。我是美國美以美會的,叫中西女子中學,不在租界。他沒上小學,他原本是在家裏唸書。我們教會學校,學生在學校裏得跟那些女教士說英文,風氣如此。也有中國老師,教別的課,但是上課也都得拿英文教。我們“中西”的老師都是滬江、燕京來的,儘可能都是女的。

李晶:一般讀者都知道楊憲益先生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實從少年時起,還在天津的時候,就對此有所涉獵。他最早看古希臘文學是在中學嗎?

楊苡:是的,那當然是從英文開始的。事實上真正開始學,是在天津自學的,自己看書。老師叫Sarah,中文名字叫徐劍生,也是“中西”畢業的,我們叫她先生。

李晶:私人的英文教師?

楊苡:是的,家教。她是廣東人,中西女子中學畢業,嫁給了池石青大夫,人很帥,上海醫科大學出身。兩個人結婚以後都各有經濟負擔,她就堅持要做家教。

李晶:當時就是這個池太太主要教楊先生英文嗎?

楊苡:是的。我們不叫她池太太,我們叫她先生。另外一個叫老先生。

李晶:老先生就是教楊先生對對子的那位魏汝舟老先生?他到您家裏時楊先生多大?

楊苡:他還很小的時候,我那會兒還沒上小學呢,是一九二幾年的事兒。他七歲老先生就教他寫詩。他很頑皮的,老先生把他弄服了。老先生成天寫詩,讀書,人非常好。我第一次看見我哥哥流眼淚,就是老先生死了以後。他拿本兒書在那兒看,但是我看到他的眼淚慢慢兒流下來。我就小聲兒跟我姐姐說,哥哭了。老先生的詩稿叫《自寬詩稿》,才找着。我建議過給他出版,但是沒人給出版。

李晶:魏老先生不是在您家裏去世的嗎?

楊苡:有病了就讓他走了。不是我哥哥不要他,是上面弄的,看他老態龍鍾了就讓他走了。我哥哥不知道,放學回家一看魏先生走了,非常難受。家裏人說你喜歡老先生再給你請一個,他就搖頭,不要!老先生死時好像是1933年。

李晶:楊先生小時候就很用功啊,他又要跟老先生上私塾學寫詩學古文,又要看那麼多外國翻譯過來的書,尤其是小說。

楊苡:小說起頭兒不看,後來大一點了纔看。家裏有一套林琴南搞的《說部叢書》,我父親買的,他都看了,看完了。

李晶:就是說,楊先生最早接觸外國文學是從這套書開始的?

楊苡:可以這麼說。

李晶:楊憲益先生對家裏的書籍,包括舊書,從小就感興趣?

楊苡:他看。他因爲文言特別好,所以他都看。

李晶:楊先生自傳裏提到的秀鶴書局是賣英文書的嗎?

楊苡:是的,“秀鶴”是賣英文書的。還有個世界書局,賣中文的。我跟他逛世界書局和天祥市場,還有一箇中原公司。出來還逛馬路,看電影兒。

李晶:楊先生在自傳White Tiger裏倒沒提到這個世界書局,秀鶴書局提的很多,說是他買英文書主要是在那兒。

楊苡:那是後來高中時候的事情,他寫White Tiger時沒給我看過。White Tiger我哥哥自己翻譯成《白虎星照命》,不過現有的譯本沒使用這個名字。後來他希望讓我看一下, 就是因爲他覺得我可以給他補充。可是我也補充不了太多。

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李晶:楊先生那時喜歡看什麼書?中外文都算上。

楊苡:他什麼都看。記得有H.G.威爾斯的《月球旅行記》,這一類的;還有“人猿泰山”、福爾摩斯。最喜歡《三劍客》。那時候不叫《三劍客》,叫《俠隱記》。

李晶:他好像對大仲馬很感興趣。

楊苡:他喜歡。他們三個:七叔家的滬哥,生在上海所以叫滬哥,大排行就是五哥,我祖父這一房的。還有八叔家的四哥。我哥哥行六。他們仨都迷上了《俠隱記》。四哥非常漂亮,我們就叫他阿託士。五哥又笨又胖,我們就叫他頗圖斯。我哥哥最小,就叫達特安。他們又問誰是密裏迪呢?我姐姐纔不當,密裏迪是壞人。我就大叫,我是密裏迪!因爲密裏迪好看。①我那時候還沒上學呢。於是他們就大叫, 都覺得太可笑了。

李晶:楊憲益先生也有點騎士的味道。

楊苡:他當時確實喜歡丁尼生的詩,尤其是關於亞瑟王的長詩,都是關於騎士文學的。我們當時都讀這些詩,有這個印象。

李晶:楊憲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互相怎麼稱呼?

楊苡:乃迭叫我哥哥Coon,給我們寫信也Coon如何如何的。後來有了孩子就叫他“阿爸” , 她喜歡“阿” 字兒。哥哥叫她Gladys。叫阿爸是親熱,五十年代還叫,後來就不叫了。因爲那些折騰,不愉快,不叫了。後來就叫他憲益。年代不同,心情不同,稱呼也不同。

李晶:這個Coon是怎麼來的一個暱稱?

楊苡:我問過,他不記得了。後來也不大叫了。

李晶:楊先生最早做翻譯都譯些什麼?似乎他最早翻譯的就是莎士比亞和古希臘女詩人薩福的詩?

楊苡:是這樣,他十來歲就開始翻譯,在新學書院的時候,他古文學得早。可惜,那東西都沒有了。其實家裏都留着,在書櫥裏都整理得好好的,後來都給毀了。只有廉士聰還保留一些。

李晶:這就太可惜了。

楊苡:可惜的多了。比如家裏的一些照片。有我母親帶着我哥哥坐在照相館的汽車裏頭照的,很珍貴的照片。還有一張我哥哥的照片,騎着小木馬的,鑲在一個銀鏡框裏面,後來也沒有了,都燒掉了。我哥哥的東西毀得太多了。毀東西也沒什麼,但有些都是文物啊。

李晶:楊憲益先生一生與翻譯結緣,除了興趣之外,還有什麼原因?

楊苡:我覺得他寂寞,沒事做。翻譯也是一種玩兒法。

李晶:從我認識楊先生,他就一直強調自己不愛做翻譯。但我想,他如果不愛做翻譯,怎麼解釋從年輕一直翻譯到老。他在牛津時就譯,一直沒有中斷過。像楊先生這樣的大翻譯家,享譽中外,國內有這麼大翻譯成就的實在是屈指可數。因此我想,他是愛做翻譯的,也許只是另有苦衷?

楊苡:他喜歡翻譯,他喜歡自己想翻什麼翻什麼,而不願意受人之命。可有些外行,只把他當個翻譯匠,把他當個翻譯機器。外行管內行這種事且不提吧,就說最簡單的,比如大躍進,翻譯和大躍進有什麼關係?可那時偏多趕任務的翻譯,他不喜歡,也不願意搞應景兒的翻譯。還有,隨便一個什麼人,一時有名了,變成熱門人物了,就有人說,楊憲益你把他的東西給我翻譯成英文。我哥哥說過:“什麼都不瞭解,也不認識這人,這怎麼翻?可也沒辦法,只好翻。”

李晶:我最早認識楊先生時曾問到他關於沈從文的翻譯,因爲我發現他們1962年有兩期連着在《中國文學》上發表了沈從文作品的翻譯,是《邊城》。楊先生那時不但記憶清楚,也願意說話。我問他當時怎麼能想辦法把這個東西發出來的呢?他就笑,很得意地笑,說那兩年寬鬆啊,我們翻了就發了。

楊苡:有一個階段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還是比較寬鬆的,摘帽嘛,道歉嘛。廣州會議以後,知識分子無不額手稱慶,我想,我哥哥翻譯這些大概就是那個時候。

李晶: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究竟是從哪一年開始翻譯《紅樓夢》的?

楊苡:大概是64年,不過65年他才提到這事。65年的春天,下着雨,他忽然到南京來,住在南京飯店。我們約着去看範存忠和陳嘉等幾個朋友,也約定去看張士一先生。

李晶:這幾位先生和楊先生當年都是中央大學的同事、朋友?

楊苡:對,中央大學,分校的。還有葉君健,都在一起。要說比起聯大來,中大外文系還是頭一號兒呢。那時沒處玩兒,我們就到莫愁湖去,外面下雨,我們三個人坐在茶館兒看雨。哥哥就告訴我:“正在翻一個很討厭的、很討厭的活兒,我在翻《紅樓夢》。”我就哈哈大笑。可近來我有一個疑問,好像說是楊憲益翻錯了。前一陣子,老有人批評他,損他,挖苦他。說他翻譯黛玉,翻成什麼Black Jade,你知道嗎?

李晶:我知道。這種說法有些靠不住。

楊苡:說他翻錯了。說是外國人怎麼翻得好。到底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

李晶:是這樣,一直以來,不是有個霍克斯的譯本,又有個楊先生他們的譯本麼。中國翻譯界有很多人特別喜歡說霍克斯的那個譯本翻得好,說楊先生他們翻得不好。

楊苡:霍克斯和他們都是好朋友。

李晶:但是從翻譯的角度來講,黛玉翻成Black Jade也不能完全說錯。而且這是早期有些節譯本中的譯法,並不是楊先生他們的翻譯。楊先生和霍克斯的兩個譯本里,主要角色的名字都是採取的音譯。楊先生的譯本里, “黛玉”的翻譯是“Taiyu”;霍克斯的譯本里,是按照漢語拼音的拼法,譯成了“Dai-yu”。我想,有人批評楊憲益、戴乃迭兩位先生的譯文,和時代風氣有關係。我們眼下對外國的東西相對更加寬容一些。平心而論,也有一些翻譯大家,比如已故北外的周珏良教授,他們說得比較公道,就是兩個譯本各有優點。而且如果一定要比較譯本對錯的話, 那應該說楊先生這個譯本錯誤相對要少,因爲楊先生畢竟中國文化的背景遠較外國專家更爲深厚。

楊苡:我覺得誰譯都不可能沒有錯兒。但是不要嘲笑人家。

李晶:楊憲益先生最喜歡翻譯哪一類作品?

楊苡:與歷史有關的一類作品,比如《儒林外史》、《史記》、《資治通鑑》,這一類的。

李晶:還有魯迅吧? 他從年輕時就開始翻魯迅,到80年代還在出版自己翻譯的魯迅作品。

楊苡:魯迅是喜歡的,趕任務時就說不好了。不趕任務,他當然有翻譯的樂趣,不獨魯迅,比如說譯沈從文的《邊城》,他們夫婦倆會一同反覆推敲。推敲是一種快樂啊,翻譯中的推敲最快樂。我譯《呼嘯山莊》也很得意呢,嘴裏唸唸有詞,天天在那兒想 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兒,一邊兒聽着外面的雨聲。

李晶:您翻《呼嘯山莊》的時候,跟楊憲益先生推敲過嗎?

楊苡:沒有。

李晶:楊憲益、戴乃迭兩位先生文革時工作被迫中斷,《紅樓夢》都沒有翻完,只翻了前面八十回的草稿。他還說Gladys喜歡《紅樓夢》,說她一直喜歡中國古典小說。

楊苡:是這樣。喜歡是喜歡,但是她不像黛玉。

李晶:那當然。有誰說像了嗎?

楊苡:是香港報上亂寫一氣。我覺得她喜歡中國的任何東西。

李晶:楊憲益先生的翻譯,您都看過嗎?

楊苡:沒看過全部,只看過一些。比如《宋定伯捉鬼》,是《不怕鬼的故事》裏頭的,還有高玉寶的故事,等等。

李晶:您如何評價他們的翻譯工作?

楊苡:有的非常出色,無人能比。有的呢,怕只是當作任務來完成吧。他們夫婦工作速度很快,質量也高。比如翻譯魯迅、沈從文等人的作品,非常用心。但有的作品他並不喜歡,又不得不譯,那就不免有隨意的時候。

李晶:我知道他是喜歡魯迅的。他從前給自己取過一個名字,叫“魯退”。

楊苡:“魯退” , 就是從魯迅來的。他喜歡魯迅那一代人,中學時候就讀。還讀胡適、王國維等人。還有吳宓,他有一本兒大本兒的《吳宓詩集》,原來就在我手裏。後來是燒了還是交了,不記得了。

李晶:吳宓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曾邀請楊憲益先生他們去教書。楊先生在回憶中說,早先他還在天津的時候,吳宓先生正在編《學衡》,楊先生也看過《學衡》。他年輕時寫的那些長詩,就是廉士聰先生後來交給吳宓先生的。吳宓先生看了那些詩以後,認爲楊先生古文底子非常好,而且又是學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就邀請他上西南聯大去教古希臘羅馬文學。

楊苡:他非常喜歡古希臘羅馬文學,所以給自己取名叫Julius,就是從Julius Caesar來的,他熟讀過這方面的經典,比如薩福的詩作,他讀了很多譯成英文的這方面的著作。當然,這跟我們幼年的學習環境也有關係,我那時也讀過很多這類作品。

李晶:我記得他說過,他那時候很喜歡古希臘羅馬文學,但是天津又沒人能教他,所以才決定到英國去學。這是否因爲他對於古代歷史特別感興趣?他對中國歷史也是如此,唐以後的東西他就不大看了。

楊苡:是這樣,他特別喜歡歷史。一切古老的美的東西,他都非常神往和欣賞。

李晶:他研究歷史,也搞社會活動,也寫詩,也做翻譯,您認爲所有這些當中,他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些?

楊苡:還是歷史。

李晶:這是否和楊憲益先生的故家有什麼關係?您們是大家庭,在前清和民國政界都出過很多顯赫的人物,比如當過直隸總督的楊士驤,那時甚至有“楊門八虎”的說法。

楊苡:用我哥哥打趣的話說:“楊家敗落了。沒有意思。別提嘍。”這些陳年舊事說來話長,評論紛紜,研究近現代史的人也許更有興趣。我父親喜歡戲曲、小說,家裏的《說部叢書》都是他買來的。我母親的教育是從我父親那兒來的,丈夫教妻子,我母親當時才十七八歲,他喜歡我母親。所以他死了以後,我兩個姑媽都勸我母親殉節。我母親說, “我幹嘛死?我有三個孩子,我得把他們帶大。老爺跟我說過,一定要把三個孩子撫育成人,對國家有貢獻。”

李晶:這和胡適的身世有點像。胡適就是父親教母親,父親去世後,是母親教育的胡適。

楊苡:鄒霆說我母親教我哥哥唸書,就是從胡適這兒考據來的,可是事實上不是。我母親文化程度並不高,但識字,後來也練習寫。那是守寡以後,尤其是我哥哥走了,我也走了,她需要寫信。她寫給我和我哥哥最多。我姐姐上燕京,寫得有多頻繁就不清楚了。

李晶:楊先生到英國以後跟您通信嗎?

楊苡:跟我不通信。我寫信給過他的,要不然我怎麼會離開天津的。他給我母親寫信,說靜如和敏如不同,應該讓她出去。

李晶:他在英國的時候讀書交友那些情況您瞭解嗎?

楊苡:我不很清楚。

李晶:如果想了解這些情況,應該去問誰?他當年那些老朋友還有在世的嗎?

楊苡:也許沒有了,都死了。

李晶:這很可惜,應該有人早點動手都寫下來。

楊苡:我曾經想寫我哥哥在南京的搬家史,我覺得很有意思。他剛到南京那會兒很狼狽,就住到國立編譯館,跟難民一樣。一家一家都住在辦公樓裏面,小孩兒都熱得頭上長癤子。那時候他們的兩個孩子都是我來照顧, 抱着楊熒去醫院。後來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珠江路蓮花橋的一個大院兒, 挺好的一個大院兒。外頭是賣煤炭的,他們就住到後頭院兒裏。所以我說他跟煤炭有緣啊,最後也是在煤炭部去世的。在那兒住了一陣子,再找房子,後來找到後載巷,在中央路上。那房子現在已經沒有了,拆了,不然值得一去。那地方是平房,是46年47年前後。然後48年又搬,搬到百子亭,更寬敞點兒。那時我們照了個全家福的大照片兒,就是他住在百子亭那會兒。我母親我姐姐他們從上海來,都住在後載巷。我們住在中央大學,從重慶回到南京的。我姐姐他們不同,是坐飛機回來的。最苦的是我們和國立編譯館。

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李晶:我看楊憲益先生在White Tiger裏面談到國立編譯館,說梁實秋扔下編譯館走了,楊先生他們又重新組織起來。

楊苡:也不能說組織,就是有人回南京回來得早,有人回來得遲。他們還不如我們中央大學回來早,都是書生啊。國立編譯館後來有個編纂委員會,有楊憲益,有中央大學的郭斌龢,有羅根澤,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他們來了以後,47 年,慢慢搞起來了。有個翻譯委員會,我哥哥是頭兒,於是把廉士聰全家也請過來了。

李晶:廉士聰和楊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楊苡:那是,從初中就是同學。後來廉士聰的父親也從天津來了。我也在裏頭,都給網羅進來了,所以那一陣子天天跟他在一起。我當時翻的一本兒書是《羅馬帝國興亡史》,節本。

李晶:那本書出過嗎?

楊苡:交給國立編譯館了,後來沒出成。

李晶:也是楊憲益先生讓您翻的嗎?

楊苡:是的。他喜歡《羅馬帝國興亡史》這書,中學時就看過,後來到了英國又看原版。

李晶:他對羅馬帝國的歷史是很感興趣的。

楊苡:他特別感興趣,中學還演裏面的戲,有黃佐臨。我覺得我對不起我哥哥的是,他提到過三個人,我都沒能抽空去看看。他從來不會命令我,都是婉轉地提到。“你到上海去,爲什麼不去看看黃佐臨呢?”他惦記誰,纔會這麼說。還有我去天津,後來他說“哎呀,不知道你去天津,你去天津可以找找廉士聰”。那時候廉士聰還活着。還有馮亦代,我跟黃宗江說我要去看他,黃宗江說:“他連自己都不認識了,你還去看他!”他當時已經住進中日友好醫院。我原來去看過他,他剛剛跟黃宗英結婚的時候。

李晶:黃佐臨先生當時在楊憲益先生上中學的學校當過校長。

楊苡:是的,那時候叫黃作霖,年輕的校長。曾經因爲我哥哥領導罷課的事,倆人關係有點緊張,不過後來成了好朋友。

李晶:後來他們到英國再見就是朋友了。

楊苡:不錯,大家平等了。

李晶:他跟馮亦代先生在重慶是不是就認識了?

楊苡:可能有來往,我不太清楚。那時我哥哥在北碚,跟梁實秋、梁宗岱、老舍他們交往。還有肖亦五,解放後做了戲改委員會的領導,他搞戲曲也是老舍培養的。

李晶:我記得楊先生說,肖亦五和老舍先生認識也很偶然,是碰上的 。

楊苡:在街頭,看他可憐。老舍看他對於民俗文化很感興趣,也是讀書人,就把他弄到編譯館來,於是後來跟我哥哥變成了好朋友,也跟我認識了。

李晶:後來肖亦五住在哪裏?在北京嗎?

楊苡:一直在南京。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因爲民革嘛,他們三個人都是民革的,還有邵恆秋。肖亦五一直到死都在南京,南京市文化局局長,57 年打成右派。後來我去送終的。

李晶:楊憲益先生經歷複雜,但爲人一直很開朗,有些樂天知命的意思。

楊苡:我覺得我哥哥的幽默讓人很舒服。“‘陳水扁’三字你覺得對什麼好?‘賴湯圓’!”四川的賴湯圓。他就是常常在我們聊天的時候,來這麼一句,讓大家一笑。他挺會讓大家高興的。

李晶:如果他當年不去國外學古希臘羅馬文學,是不是後來很多事情就不一樣了?

楊苡:他不去國外幹嘛?

李晶:可以在國內上大學呀。燕京大學都錄取他了。

楊苡:他不喜歡上燕京,已經上了那麼多年教會學校,不想再上教會學校了。當然出國好了。要麼出國,要麼革命。

李晶:不過他在國外也沒少革命,他很多時間都在忙着做一些抗戰救國的事情。

楊苡:是的,他喜歡這些活動。

李晶:他跟乃迭先生認識,是在China Society②吧?當時他是頭兒,乃迭先生的職務是secretary。

楊苡:那其實不算什麼祕書,就是幾個學生,互相幫忙,誰會做什麼就做什麼。報上說什麼乃迭做過他的祕書,實不是那麼回事,都是平等的。

李晶:他們結婚後,楊憲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兩個人誰照顧誰多一些?

楊苡:當然是我哥哥照顧她多些。乃迭照顧自己是可以的,騎個自行車衝來衝去,一直是用英國人的方式過日子。

李晶:就是說,戴乃迭先生生活上一直沒有太中國化?

楊苡:沒有,我哥哥也不介意。她有個好的保姆就好,給她帶孩子。她父親戴樂仁(J .B .Taylor)是燕京大學的, 都知道他。很多人說起老Taylor來都挺熟悉的,就跟清華的老溫德(Robert Winter)一樣,都是知名的老教授。溫德跟乃迭很熟,一個禮拜上他們家裏喫頓飯,喫西餐。那時候外文局一帶可以叫西餐。

李晶:溫德先生教過您嗎?

楊苡:沒教過我 ,但是我認識。

李晶:在西南聯大教過您的都有哪些老師?

楊苡:吳宓、謝文通等人。吳宓先生教歐洲文學史,謝文通教英國詩,他是很漂亮的一個書生,南方來的,廣東人還是福建人。

李晶:吳宓先生當時什麼樣子?

楊苡:有點兒土。很嚴肅。我哥哥寫錢鍾書那篇文章,你認爲怎麼樣?

李晶:我覺得寫的挺平和的。

楊苡:可是鄒霆最近說是他寫的,我覺得不太可能,因爲他根本不認識錢鍾書。有可能是我哥哥口述,讓他記的,因爲我哥哥懶。鄒霆也許自己另有發揮,這就說不好了。另外鄒霆寫的我哥哥的傳記,寫得內容倒是挺豐富,可未必全是真事,像那些堂會什麼的。有的事情屬於猜測,比如說我哥哥有病的時候,我父親抱着孩子走來走去,這不是事實。還有乃迭生了楊熾以後,說雖然楊憲益很忙,還是買了一把鮮花兒去看她們。哪有這回事。

李晶:您怎麼看楊憲益先生的打油詩?他爲什麼要寫這些打油詩?

楊苡:這是他真正的聲音,和那些奉命的任務不同。這些是他“動”的一方面,來表示他內心真正的感受。比如他嘲笑什麼東西都要洋化,嘲笑pizza。

李晶:是的,pizza,他在詩裏頭故意說成“屁渣”。

楊 苡:他認爲學習西方不是問題,但不能盲目崇拜,搞得奴才味兒十足。還有盲目地港臺化,這些我哥哥都認爲有問題,他就寫詩諷刺。他關心世道民生,這就是他的打油詩的靈魂。

李晶:您跟戴乃迭先生接觸多嗎?

楊 苡:很多。從南京聊到北京。

李晶:她在北京的朋友多嗎 ?

楊苡:多,張欣辛、張潔、諶容、古華,等等。她給他們翻過書。我哥哥也是作家協會的,彼此都認識。他們來了就喫火鍋,聊天兒。當然,他們也好奇。

李晶:新時期出了一大批作家,他們最喜歡誰的作品?

楊苡:我說不好, 我想既然他們肯翻譯,就表示肯定吧。

李晶:楊憲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翻譯的時候有沒有不同意見?很多東西都是他們共同翻譯的,翻譯當中有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楊苡:有的,當然有,有爭論。

李晶:那麼以誰的意見爲主呢?

楊苡:當然以哥哥的爲主,他對原文的理解更深啊。

李晶:您聽到過他們討論翻譯嗎?

楊苡:沒有。他們在家裏不說這個。工作歸工作,回家來不說。

李晶:那麼您和戴乃迭先生聊天,是說中文還是英文呢?

楊苡:當然中文,乃迭說中國話不是太好,懂她是完全能懂。我哥哥也不給她糾正中文,所以她發音完全外國味兒的。

李晶:楊憲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彼此交談說什麼語言?

楊苡:他們說英文。

李晶:謝謝您楊先生,讓我們有機會對楊憲益先生的生活和工作有了多方面的瞭解,我相信讀者也會非常感謝您。

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譯者||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

註釋:

①《俠隱記》爲大仲馬名作《三個火槍手》的舊譯名。達特安爲書中主人公,平民出身的武士英雄;頗圖斯、阿託士爲三個火槍手中的二人,主人公的好友;密裏迪爲書中最大的女反派,美貌卻狠毒。

② China Society :中國學會,牛津大學的學生團體之一,成員以中國留學生及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英國學生爲主,多以講座等活動來介紹宣傳中國文化。楊憲益先生就讀牛津期間曾長期擔任該學會主席,組織過許多中國傳統文化講座和抗日宣傳演講會。戴乃迭先生亦爲該學會活躍成員。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