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是中國變法改革史上最冤枉的改革家，他是不明不白的被當成棄子被冤殺的。這也是漢景帝人生的污點之一。從冤殺晁錯一事可以看出天子的無情，他會爲了自己的利益，冤殺哪怕他本來就很認同的忠臣。

中國歷史上，自戰國初期李悝變法成功，出現了多次變法。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改革”，改革以前僵化的、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制度。史上最著名的有春秋管仲變法，戰國魏國李悝變法，隨後楚國的吳起變法，齊國鄒忌的改革，韓國的申不害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漢朝的晁錯削藩變法、桑弘羊鹽鐵國營改革，新朝的王莽改革，唐朝的王叔文改革，宋朝的范仲淹慶曆新政變法、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清朝的改革與戊戌變法，改革總要付出代價，部分變法者甚至搭上了生命，爲變法而死。如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漢朝的晁錯，新朝的王莽，清末以譚嗣司爲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等。爲什麼歷代變法者大多沒有好下場？讓我們試分析一下。

古代變法

變法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挾私報復

凡是變法，必定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想對現有的社會資源重新分配。斷了既得利益者的財路，總會在適當的時機，遭到這些人的報復。

吳起曾擔任楚國的令尹，也就是後來的丞相、總理，在楚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改革是“封君的貴族，已傳三代的取消爵祿；停止對疏遠貴族的按例供給，將國內貴族充實到地廣人稀的偏遠之處”以及“淘汰並裁減無關緊要的官員，削減官吏俸祿，將節約的財富用於強兵”，這是兩條最直接斷財路的措施，引起了楚國貴族的極大不滿，楚悼王駕崩後，楚國貴族們發兵對付吳起，這個戰國“軍神”，被這些貴族亂箭射死。

商鞅

秦國的商鞅，下場與吳起如出一轍。商鞅變法，是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之一，他讓秦國富國強兵，秦國軍隊變成虎狼之師，超級大國。但同時也極大地損害了秦國貴族們的個人利益。秦國貴族們對商鞅恨之入骨。等秦孝公一死，他們瘋狂地反撲。商鞅跑無可跑，作法自縛，連旅店也住不上，無奈發兵反抗，失敗後被五馬分屍。商鞅成就了秦國，卻最終害了自己。秦國的強大，實際上是建立在商鞅的鮮血上的。他用自己的鮮血，成就了戰國時秦國由弱變強的神話。

清末的戊戌變法，是清朝的有識之士學習西方科技、文化、制度的改革，列強用槍炮打開了自以爲是的中國大門，讓有識之士們警醒，開始睜眼看世界。但以慈禧太后爲代表的保守派，仍然固步自封，他們容不得“蠻夷之邦”挑戰他的“天朝”地位，但打又不打不過人家，只好假裝同意變法。因此清末的變法，是在一種非常矛盾的社會環境中開始的。當變法直接危害到一些保守派的官位和權力時，他們開始反撲，軟禁皇帝，捕殺變法者。譚嗣同等六君子爲了警醒國人，走上了斷頭臺。他們是中國變法改革的先驅，是最可尊敬的中國真正的脊樑。可以說，沒有譚嗣同等人的鮮血，就沒有後來革命者們的前仆後繼。

​變法如同治病，療效不好變法者要承擔責任

其實所謂的變法，如同治病。社會有病了，制度有病了，社會發展緩慢了，就需要“醫國聖手”實行變法。變法者水平有高有低，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診斷與“用藥”都有不同。有時用“猛藥”，刺激性太大，會遭到瘋狂的反撲，結果反而適得其反。療效不好者，變法者當然要承擔責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我們不能說變法者咎由自取，但變法沒有達到治國療效，他們當然要承擔自己的責任。

王莽

歷史上有兩場變法，就是變法急功近利的例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第一個變法是王莽的改革，不得不說，王莽建立新朝，確實是朝臣們推上去的，而不是他自己上去的。說王莽是野心家，也並不確切。但王莽的改革，確實也太前衛了，他所採取的辦法，和當代的社會主義改革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但時間上卻提前了一千八百多年。王莽的改革，與那個時候的社會環境並不相融，因此遭到了從上到下的強烈反對，朝臣貴族們反，底層的老百姓也造了反，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而造成戰火連天，新朝一世而亡。

王安石

第二個改革，就是歷史上評價很高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在變法的當時，就分成了兩個陣營，當時的名臣司馬光、蘇東坡，我們非常認可的大文豪，實際上跟王安石不是一個陣營。是反對派。王安石的變法，在當時就遭到了貴族們的強烈反對，朝臣們以司馬光爲首也強烈反對他，如果不是宋神宗支持，這個變法不可能進行。王安石變法在短時期內確實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時間長了，因爲上面的政策並不能如其所想貫徹執行，或者執行的走了樣，在民間口碑也並不好，王安石甚至被稱爲“奸臣”、拗相公，實際上並沒有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變法失敗後，北宋很快便滅亡了，因此有人稱王安石是“亡國之臣”。北宋的滅亡，王安石是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的，雖然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本人也是個清官。王安石雖然得以病逝善終，但他所倡導的變法，隨着宋神宗與他本人的去世，歸於塵土，並沒有執行下去。

變法者失去靠山，成爲危及自身安全的主因

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天子的話是“金口御言”，一言九鼎。所以任何變法，也要依靠天子。有天子做靠山，可以克服一切困難變法改革。失去了天子的靠山，不但變法的措施難以執行，本人的人身安全也會得不到保障。

商鞅變法從徙木立信開始

我們看到歷史上變法者遭到的悲劇，大多靠山倒了後才失勢的。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才使秦國的變法在重重壓力得以進行。秦孝公對商鞅的信任，超出了常態。甚至一度想把王位傳給商鞅。這樣的信任是劉備對關羽、張飛、諸葛亮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商鞅正是靠秦孝公的大力支持，才使秦國的改革得以進行。但隨着秦孝公的逝世，繼位的秦惠文王一反對商鞅的信任態度，與守舊的貴族們開始制裁商鞅。失去秦孝公保護的商鞅最後被五馬分屍而死；楚國的吳起變法，也是受楚悼王的支持才得以進行，楚悼王駕崩後，吳起即便是“戰神”，沒有了楚悼王的保護也變成了待宰的羔羊，被守舊的貴族們亂箭射死。

戊戌變法

最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的戊戌變法，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的總後臺是光緒皇帝，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戊戌變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光緒皇帝雖爲天子，但懼怕母后慈禧，而慈禧纔是擁有實權的人。當改革觸及到以慈禧、榮祿爲代表的守舊勢力時，歷史的天平倒向了守舊一方，就連原來支持改革的袁世凱也倒轉槍口，投降了守舊派。當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軟禁於瀛臺後，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立即失去了保護傘，康、梁逃亡，譚嗣同決心用鮮血爲變法祭旗，菜市口發生六君子被斬事件，變法成爲清末最大一出悲劇。

從這些變法者的經歷來看，在封建王朝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天子就是改革的最大的後臺，天子倒臺，意味着改革失敗，變法者會隨着改革的失敗而被貶或亡身。

變法者是各方矛盾的核心焦點，最易成爲改革的犧牲品

變法者雖然是爲了朝廷的長治久安、富國強兵，但變法者也只是天子需要的一個棋子。當這個棋子威脅到天子的利益時，天子會棄車保帥，變法者很可能被棄用，成爲改革的犧牲品。

晁錯削藩

因爲變法是對原來的利益再分配，所以變法者必然會成爲各方勢力發生矛盾的核心焦點，最鮮明的一個例子，是漢朝的晁錯，他是漢文帝和漢景帝兩朝重臣，漢文帝時擔任太常掌故、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漢景帝時擔任內史、御史大夫。晁錯是一名很有學問理論家和實踐家，不但著有《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賢良對策》等著作，還積極地將這些富國強兵的理論付諸實踐。魯迅稱讚晁錯“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但當他勸皇帝“削藩”的諫議逼反了吳王劉濞爲首的七國諸侯時，漢景帝害怕了，竟然聽從了袁盎的計謀，屈從於七王“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舉兵口號。在晁錯不知情的情況下，腰斬晁錯於東市。他本來以爲冤殺了晁錯，可以換來七王的退兵，結果適得其反。

晁錯是中國改革史上最冤枉的改革家，他是不明不白的被當成棄子被冤殺的。這也是漢景帝人生的污點之一。從冤殺晁錯一事可以看出天子的無情，他會爲了自己的利益，冤殺哪怕他本來就很認同的忠臣。漢文帝殺晁錯，宋高宗殺岳飛，一文一武含冤而死，反襯了君王的無情。

爲什麼會屢次出現改革者被貶被殺的悲劇呢？從文化傳承上看，中國有兩大文化傳承基因，一是道家，一是儒家。儒家主張“復古”，認爲周公那時候的制度最棒，而道家主張“無爲”，一切看淡。這兩大基因都沒有“改革”的傳承因素。所以每次改革，都會疾風暴雨。被改者利益受損，而改革者也往往付出巨大慘痛的代價。（陸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