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以东汉最为兴盛，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这种局面的出现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度。

王莽篡汉以及绿林、赤眉造反等事使得社会出现了大动荡，西汉的经学斗争也随之消歇。东汉建立后，社会的秩序渐渐地条理化，而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几位皇帝都对经学十分地重视，《后汉书·儒林传》中称：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大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

光武帝对于经学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稳定社会以及统一学术思想，他在民间广泛征集经典，而后立《五经》博士，朝廷所立的十四博士其实都是经文学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以我的看法，这跟王莽所推行的古文经学有较大的关系。王莽专权之时，他利用刘歆广泛地推行古文经学，班固在《后汉书·王莽传》中称：“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赵伯雄在《春秋学史》中称：“平帝时立古文博士，是与王莽的篡汉相联系的，而刘秀的政权，自称是汉室的延续，是以拨乱反正自命的，当然不会去立那王莽曾经鼓吹过的经典。”

而光武帝本人原本就是太学生，他对经学派别当然很清楚，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刘秀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推行今文经学。

汉明帝刘庄乃是光武帝第四子，他在10岁时就已经通读了《春秋》，而他的老师乃是当时的经学大师桓荣，而桓荣乃是《尚书》专家，明帝对老师极其尊崇。桓荣80多岁时，因年老多病在家休养，明帝多次到家探问，皇帝的銮驾还未到桓荣家门口，明帝就下车步行来到桓荣家：“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后汉书·桓荣传》）

正是因为明帝对大儒的敬重，使得天下尊儒生之风广为盛行，《汉书·儒林传》中说：

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车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白虎通》

上行下效，天下向学之风大为盛行，周德良在其所著《〈白虎通〉谶纬思想之历史研究》中称：

明帝则在光武之后，行明堂辟雍之礼，冠通天冠，著古礼服，自讲经书，并与诸儒相问难，观听者以亿万计，盛况空前；自武帝“独尊儒术”后，以天子名义倡导经学并身体力行者，莫此为甚。

汉元和二年，汉章帝来到了孔府，他在此举行了大型的祭孔活动，而后接待了孔氏后裔，20岁以上者63人。《后汉书·儒林传》中记载了汉章帝跟孔僖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汉章帝问孔僖：“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看来，汉章帝对自己光临孔府认为是一种礼贤下士的表现，他觉得皇帝的亲临肯定让孔府中人大感荣幸。没想到，这位孔僖的回答却有着弦外之音：“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

林聪舜认为，孔僖在这段话中所说到的“增辉圣德”中的“圣”字乃是个双关，这个“圣”字既可指汉章帝，也可以解读为指的是孔圣人。汉章帝也是位聪明人，他应当听懂了孔僖言语中的内涵，于是他大笑着说：“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

他们之间的这番言语交锋表明了什么呢？林聪舜在《汉代儒学别裁——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中认为：“‘增辉圣德’的‘圣’字双关，既可指孔圣，更可指当今圣上，‘崇礼先师’的作用在‘增辉圣德’，亦即尊孔、祀孔的目的在增加帝王的光辉，增强统治权力的正当性。事实上，帝王的尊儒举动，一直是含有政治目的，孔僖只是能够巧妙点出章帝用心，表现孔家不卑不亢的风骨，又不伤害章帝的尊严，所以章帝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到了汉章帝刘炟更加爱好经学，然而这位汉章帝却与前几位汉代帝王不同，他喜好的是古文经学。汉章帝尤其偏好《古文尚书》和《左传》，因此他特别看重古文经学家贾逵，而贾逵特别强调《左传》一书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有着何等的重要性，《后汉书·贾逵列传》中收录了贾逵向皇帝讲解《左传》一书的妙处所在：

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汉章帝读到贾逵的这份奏章后，龙颜大悦，于是章帝赐给贾五百匹布，同时命贾从学习《公羊传》的学生中选出20人来转学《左传》。

虽然皇帝有着自己的偏好，但毕竟当时的学术氛围还是今文经学占主导，除此之外，也有古文经学在民间的流传，另外还有谶纬之学，而这三股势力被后世学者称之为东汉经学的三大系统。

这三种观念的对立，使得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混乱，再加上每个系统内的派别众多，而对于经典的解读就变得各自为证，林聪舜在其专著中称：“儒学内部分为三大系统，各自争取对经学的解释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是众说分歧，既趋于烦琐，甚至曾出现不利统治阶级的论点，因此就统治者的立场而言，需要将不同派别的经学理论加以整合，才能提出有力的论点，作为统治秩序的总纲领。”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利于社会观念的统一，因此汉章帝很想调和经学派别之间的矛盾，更何况他本人偏好古文经学，他当然希望通过一番整合，能够使得古文经学成为朝中的主流学派。

但要举办这样的大型思想协调会，总需要有一个契机，果真，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位大臣提出了相类似的请求，此人名叫杨终。杨终本是成都人，早年在地方做小官，后来到京城学习《春秋》，汉章帝时当上了教书郎，他在建初初年给皇帝上奏章称：“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

杨终认为，当时的社会对于经典的解读十分地复杂，他建议皇帝能够统一思想，确定出一种官方解释，以便在天下推行。他的建议最终被章帝所采纳。建初四年十一月，章帝下诏称：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之哉！

这份诏书回溯了奏汉以来的经学衍变过程。但是由于经学派别众多，到了光武帝晚年，也就是汉中元元年，皇帝曾下诏要求对繁琐的章句进行减省，但可惜这个计划未曾实施。两年之后，也就是永平元年，樊鯈给朝廷上书，也希望能够减省章句，可惜此事也未进行樊鯈的建议。

樊鯈的这份奏章到章帝下此诏时，又有了20年的时间，所以章帝下决心要解决这个久拖未决的问题：“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后汉书·章帝纪》）

皇帝决定在首都洛阳的白虎观召开会议，命诸儒生来探讨经学上久拖未决的问题。这次会议在中国经学史上极其重要，故后世就以召开地将该讨论会命名为“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召开得旷日持久，《后汉书·儒林传》中称：“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看来，这是一个大型会议。然而因为相应史料的缺失，今日仅知道有十几位确切参加此会之人。虽然记载的人数少，然而汉章帝却亲自参与了此事，更为重要者，章帝命古文和今文两派儒学进行论辩，如果两派达不成统一的意见，则由皇帝本人做总裁判。

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可谓极其罕见，但由此也可知，白虎观会议的成果是由天下名儒进行讨论，而最终由皇帝来终审者，故而《古代历史文化辑刊》六编中总结道：“东汉建国之后，经学分成三大系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及谶纬。今文经学是两汉的官学，是学子们入仕的重要管道，地位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对民间影响力更大的，却是不被列为学官的古文经。今文经、古文经之间的歧异与争执，影响了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也迫使东汉皇帝们出面调和古文经与今文经之间的纷争，运用皇权的力量来整合经学内部的分歧。”这也正是汉章帝重视此会议的真正原因吧。

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有著名的儒生丁鸿、贾逵、李育、杨终、班固等十几人，而那时的杨终因为犯了事正被关在监狱中，贾逵等人认为杨终对《春秋》学的研究很深，于是他们向皇帝保举，请杨终出狱来参加此会。章帝立即同意了贾逵等人的请求，即刻将杨终放出，让其来到了白虎观。

而丁鸿也是位著名的学者，他以善辩著称，《后汉书·丁鸿传》中称：“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李育和贾逵更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后汉书·儒林传》中说：“（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白虎观会议的开法也很特别，看来皇帝因为日理万机，所以他并不天天到会议现场。既然这样，汉章帝是怎样主持会议的呢？那个时候显然无法开电话或者视频会议，但主持人若不在场，而现场的与会者又属于不同的派别，这样争论起来，肯定会使得话题漫无边际，于是汉章帝想出了一个奇特的办法，那就是由他本人提出话题。

但因皇帝本人不在场，于是就派了一位名叫魏应的大臣来做提问官，也就是由魏应宣读皇帝的问题，由众大臣们来讨论，而淳于恭则把众大臣的讨论意见再报给章帝，如果章帝同意从大臣们的讨论结果，那么这条议案就算通过，如果章帝不同意讨论结果，那章帝就再宣布自己的标准答案。

上海图书馆藏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刻本《白虎通德论》

经过连月的争论，白虎观会议得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由班固记录了下来，这部会议记录被称之为《白虎通义》，又被简称为《白虎通》，同时这份记录也有人说叫《白虎议奏》，或者叫《白虎通德论》。

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名称？其实范晔的《后汉书》中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该书的《章帝纪》中称《白虎议奏》，而该书的《儒林传》中则称之为《通义》，到了《班固传》又被称为《白虎通德论》。

那么，这三个名称是三部书呢？还是一部书的三个不同名称？后世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清周广业认为，班固写过《白虎通》，另外还写过一部《功德论》。周广业是根据李善给《文选》一书所作注中引用了班固的《功德论》中的语句，故而周以此证明班固还有一部名为《功德论》的书。但是《功德论》跟后世通行的《通德论》差了一个字，周广业的解释是：范晔在给班固写《传》时把《白虎通》和《功德论》两书写入了《传》中，但范在写作时漏写了个“功”字，所以后世把这两个书名连在一起，读成了《白虎通德论》。

然而庄述祖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白虎议奏》与《白虎通义》是两部书，庄述祖的依据是汉蔡邕所撰《巴郡太守谢表》中的一句话：“诏书前后赐石镜奁《礼经素字》、《尚书章句》、《白虎议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

庄述祖认为《白虎议奏》的部头很大，而《白虎通义》却部头很小，这两部书不可能是一回事，所以他的结论是：《白虎通义》仅是《白虎议奏》的省略本。

《白虎通德论》二卷，清嘉庆九年新安汪氏重刻秘书廿一种本，序言

《白虎通德论》二卷，清嘉庆九年新安汪氏重刻秘书廿一种本，序言落款儿

而孙诒让不同意周广业和庄述祖的判断，他认为《白虎通义》是该书最早的名称，而到了六朝时被人改名为了《白虎通德论》，而《白虎通》则是《白虎通义》的简称。

关于《白虎通义》的来由，孙诒让则认为该书乃是班固根据《白虎议奏》中的“《五经》杂议”改编而成者。可惜的是，《白虎议奏》中专门讨论“经”的部分后来失传了，所以后世只能根据“《五经》杂议”部分改为《白虎通义》，后世将其简称为《白虎通》。

由以上的这些说法可知，而今所看到的《白虎通》并不是白虎观会议讨论的全部议题，更为可惜的是，这个会议的主旨，也就是统一经学思想问题的部分却失传了，故后世对《白虎通》一书的研究其实基本上属于非经学体系内容。这真是个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