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國“北進”戰略的確立

劉加明1 苗 威2

(1.東北師範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2.山東大學 東北亞學院，山東 威海 264209)

摘 要：渤海政權建立之初，恰是武周時期，唐朝勢力弱化，大祚榮嘯聚靺鞨以及滅國的高句麗等族衆，在東牟山建立新政權，並致力於向南發展。但唐朝於開元五年在遼西重設營州和增立平盧軍使，迫使大武藝以降的渤海由原來的南向發展轉變爲向北進攻拂涅、鐵利諸部，後又與黑水靺鞨發生戰爭。但由於黑水靺鞨與唐朝聯合，使得渤海國北進受阻，渤海不得不依靠突厥力量分別在西向和南向兩個方向與唐朝作戰，不過很快突厥衰落，渤海主動與唐朝交好，恢復和平局面。大欽茂即位後則延續大武藝時期的北進戰略，這次向北征服了拂涅、越喜、鐵利靺鞨部落。此外，大欽茂還將都城由顯州遷至上京，都城遷移標誌渤海北進戰略正式確立。此後渤海國的疆域拓展則主要集中於北向發展。

關鍵詞：渤海國；北進；戰略方向

聖曆元年(698年)，渤海在東牟山建國，在經歷了百年時間的努力，終於由一個弱小政權發展爲“海東盛國”，在東亞歷史上一度有重要影響。強盛時“地方五千裏、戶十餘萬、勝兵萬”。[注]《新唐書》卷219《渤海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180頁。在渤海國的發展過程中，統治者會根據周邊局勢變動及自身實力消長，不斷調整對外戰略發展方向，逐漸尋得對自己最爲有利的發展路徑。統治者亦會採取各種措施輔助國家戰略發展方向的執行。瞭解渤海國不同時期對外戰略發展方向，是我們繼續從事渤海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基礎。

關於渤海國戰略發展方向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韓國學者權五重曾提出“渤海國家形成過程就是南部穢系靺鞨對北部地區挹婁系靺鞨的征服過程”[注][韓]權五重：《靺鞨

種族系統

試論》，《震檀學報》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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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渤海國重點在向北發展。隨後日本學者李成市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民族集團”的理論概念。[注][日]李成市著、馬一虹譯：《圍繞渤海史的民族與國家——超越民族國家的境界》，楊志軍主編：《東北亞考古資料譯文集》，北方文物雜誌社2006年版，第139—149頁。在中國亦有學者[注]馬一虹：《靺鞨、渤海與周邊國家、部族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緒論；孫煒冉、史話：《渤海國的靺鞨人構成解析》，《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支持該觀點，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過以上學者多是從靺鞨人自身發展視角論述問題，兼論渤海國的戰略發展方向。此外，中國關於渤海國對外戰略發展方向研究還雜糅在渤海國疆域形成過程的論述之中[注]孫進己：《渤海疆域考》，《北方論叢》1982年第4期；王承禮：《渤海的疆域和地理》，《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4期；魏國忠：《渤海疆域變遷考略》，《求是學刊》1984年第6期；陳顯昌：《論渤海國的疆域》，《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5期；郭毅生：《渤海國疆域考》，《郭毅生著作選集》，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142頁。，多強調不同時期渤海疆域界限變化，缺乏對不同時期渤海戰略方向的具體解讀。楊軍則認爲渤海國在建立初期主要精力向南，大武藝開始逐漸轉而向北發展。[注]楊軍：《渤海國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27頁。綜合觀之，目前關於渤海國戰略發展方向仍缺乏細緻深入的分析，有許多問題有待於廓清和繼續推進研究。爲了使所討論的渤海國戰略方向問題思路清晰，討論問題更加精準，本文以渤海北向發展爲主軸線索，側重探討渤海國北進戰略確立的具體過程，其中涉及北進戰略確立之前其它戰略發展方向的轉換。

一、渤海國“北進”戰略的背景分析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李盡忠、孫萬榮率契丹人發起反抗唐朝叛亂，殺死營州都督，但不久便被唐朝平定。然而趁此機會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打敗了前來追擊的唐朝將領李楷固，建立政權，自號“震國”。睿宗先天二年(713年)更名“渤海”，定都東牟山。

關於渤海國初都之地東牟山的位置，學界爭論不斷。清朝末年曹廷傑曾指出東牟山是位於今天敦化市的敖東古城。[注]叢佩遠、趙鳴岐編:《曹廷傑文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66—168頁。其後，由於在敦化市六頂山古墓羣發現了“貞惠公主墓碑”，據此，金毓黻、閻萬章、王承禮亦都贊成敖東古城即爲渤海國初都之地[注]金毓黻：《關於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補充》，《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閻萬章：《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王承禮：《敦化六頂山渤海墓清理發掘記》，《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不過後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爲渤海初都之地爲永勝遺址[注]李強：《渤海舊都即敖東城質疑》，張志立、王宏剛主編：《東北亞歷史與文化》，遼瀋書社1991年版，第375頁。、或永勝遺址和城山子山城二者同時爲都城[注]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但上述古城遺址都位於今天敦化市轄區附近。隨着近些年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有考古資料顯示永勝遺址和敖東古城更有可能是金代城址。[注]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敖東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6年第9期；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永勝金代遺址一號建築基址》，《考古》2007年第2期。尤其是近年在和龍市龍海墓葬發現了渤海第三代文王孝懿皇后的墓葬[注]李強：《吉林和龍市龍海渤海王室墓葬發掘簡報》，《考古》2009年第6期。，又有觀點傾向於渤海前期的政治中心可能位於和龍古城一帶。[注]王培新：《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但在敦化市六頂山古墓羣發現的“貞惠公主墓碑”文字中明確記錄貞惠公主“陪葬於珍陵之西原”[注]閻萬章：《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並且“目前無法從理論上完全否定作爲陪葬的貞惠公主墓與王陵不在同一墓地或六頂山墓地無王陵的傳統認識”。[注]劉曉東：《渤海王陵及相關問題續論》，《北方文物》2012年第3期。因此，筆者認爲渤海國初都之地仍應在今天的敦化市一帶。

在戰亂中建立的渤海國，首要任務是如何以初都之地爲基點，積極向周邊地區擴大統治領域，同時尋求更多同盟或支持者，以鞏固自己的新政權。當時在渤海國南部地域多曾爲高句麗勢力影響範圍，總章元年(668年)高句麗被唐朝滅亡，唐在原高句麗故地設置安東都護府管轄高句麗遺民和靺鞨之衆。但安東都護府的設置並沒能使這一地區形勢穩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高句麗遺民聯合靺鞨人叛亂不斷，“總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衆反，……凡四年乃平……鳳儀二年(677年)……藏與靺鞨謀反。”[注]《新唐書》卷220《高麗傳》，第6197頁。雖然叛亂被平定，但由於戰爭的迫害，加之唐王朝不斷將高句麗遺民遷往中原，留居安東者多爲“弱窶”。[注]苗威：《渤海國的高句麗遺民》，《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二，此時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在不斷的“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並且在上元二年(675年)又與唐朝發生戰爭，雖然“三戰，虜(新羅)皆北”[注]《新唐書》卷220《新羅傳》，第6204頁。，但唐朝仍在上元三年(676年)二月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移至新城。唐朝逐漸放棄鴨綠江上游、第二松花江流域等地區，此時安東都護府管控集中在遼東至平壤一線。[注]範恩實：《論七世紀中後期靺鞨的發展及其建國的內外因》，《東北史地》2016年第4期。

渤海建國後抓住這一有利契機，迅速南進，所以有史料記“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注]《舊唐書》卷199《渤海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360頁。但此時渤海國向南發展並未與新羅相接，南部界限大致在“鴨綠江中游及禿魯山、狼林山脈以北一帶”。[注]魏國忠：《渤海疆域變遷考略》，《求是學刊》1984年第6期。

渤海國向南除向第二松花江及鴨綠江上游進展外，亦有向東南沿海蘭江和布爾哈通河順流而下過延吉地區直至大海，較爲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爲渤海在建國初期向東南方向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以延吉、琿春爲中心的延邊地區曾是白山靺鞨的勢力範圍[注]王承禮：《中國東北的渤海國與東北亞》，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李健才：《唐代渤海王國的創建者大祚榮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後白山靺鞨役屬於高句麗，隨着高句麗的滅亡，白山靺鞨遺衆亦多入唐，這使得渤海國進入該地區面臨的阻力較小。開元十五年(727年)渤海國遣使出訪日本，自都城出發，“翻越牡丹嶺東段，沿海蘭江順流而下到和龍市的西古城一帶，過溫特赫部城，然後至渤海到日本陸路線的終點克拉斯基諾古城”[注]侯莉閩、李強：《渤海初期通往日本陸路部分的研討》，《北方文物》1994年第4期。，此交通路線的形成說明渤海國當時勢力向東南已經擴展到大海，而此成就的取得不僅僅在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藝時期，大祚榮建國後就應開始向東南方向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史料並未明確記載，但渤海建國初期，其在西部疆域也有較快發展。大祚榮在營州叛亂後出逃，面臨唐朝將領李楷固的追擊，渡天門嶺，“合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王師大敗”。天門嶺位於遼河以西的城子山處[注]苗威：《大祚榮族屬新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此處所整合高麗和靺鞨應爲“原來佔據扶余故地的伯咄、安車骨和粟末靺鞨，這也成爲渤海國集團成員的重要組成部分”。[注]楊軍：《靺鞨諸部與渤海建國集團》，《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伯咄和安車骨分佈範圍大致在渤海初都之地以西[注]馬一虹：《靺鞨部族分佈地域考述》，《中華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後來渤海國在此設置扶余和鄚頡二府。因此，渤海在建國之前勢力範圍即已向西滲透到伯咄、安車骨地區。

渤海國在積極向周邊擴張勢力範圍的同時，也主動向實力更強的政權派遣使者，願爲臣屬。當時渤海國西鄰爲契丹，但在營州之亂後，契丹不能自立而依附於突厥，使得突厥不斷強大。渤海國亦向突厥請“吐屯”官以求庇護，也正是在突厥的庇護下，唐朝無法通過突厥轄境征討渤海，渤海國纔有時間穩固新政權。在唐朝方面中宗執政後，改變原來武力進攻渤海政策，派遣使者張行岌招撫渤海，但由於契丹和突厥在交通上的阻攔，使者未能到渤海國。至睿宗先天二年，唐朝又派遣崔忻由海路至渤海國，“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面對唐朝的遣使冊封，渤海國欣然接受，“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這使得渤海國對外發展有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綜合本部分所論，渤海建國初期曾向南、東南以及向西方向發展，而其重點的發展方向是向南，渤海國通過收歸“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以及積極主動加強同突厥和唐朝的聯繫，使得渤海國新政權得到了鞏固，這爲渤海國下一步主動戰略方向選擇打下堅實基礎。

二、大武藝時期渤海國的“北進”探索

開元八年(720年)大武藝繼位，開始進一步探索強國之路。有關大武藝對外擴張，史料記載“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注]《新唐書》卷219《渤海傳》，第6180頁。，而大武藝對外“斥大土宇”最主要的表現是向北進攻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位於“居骨之西北”，7世紀大致分佈在今天黑龍江省肇州、肇東、肇源地區一帶。[注]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佈初探》，《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唐初高句麗滅亡，黑水靺鞨實力並沒有受損，反而有向南發展之勢。後黑水靺鞨與唐發生戰爭，唐將領李多祚“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注]《新唐書》卷110《李多祚傳》，第4124頁。黑水靺鞨的慘敗致使其“部落主力被迫回撤到那河下游的今三江平原一帶”。[注]魏國忠：《唐與黑水靺鞨之戰》，《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因此，渤海國得以在敦化地區建立政權，但黑水靺鞨的實力仍不容小視。大祚榮立國之初，實力弱小，出於鞏固政權的目的，絕不會北上與黑水靺鞨爲敵。

但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藝繼位後，形勢發生了變化。“開元十四年(726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鎮押”。黑水靺鞨朝拜唐朝讓大武藝極爲不滿，大武藝認爲“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於是大武藝“遣第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注]《新唐書》卷219《渤海傳》，第6180頁。對於上述史料如僅從文字表意可理解爲：黑水靺鞨欲主動聯合唐朝進攻渤海國，而渤海國爲避免腹背受敵，被迫向北進攻黑水靺鞨。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此事件的背景，會發現有另一番景象。

大武藝繼位後渤海國力增強，對外“斥大土宇”，其結果是使“東北諸夷畏臣之”，“東北諸夷”除黑水靺鞨外，還包括拂涅、鐵利、越喜、虞婁等靺鞨部落。實際上渤海國此時北部疆域並不與黑水靺鞨相鄰，中間隔有拂涅、虞婁、鐵利、越喜等靺鞨部落。在唐朝開元年間(713—741年)此四部落的大致分佈區域爲：拂涅部分佈於牡丹江流域一帶；[注]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彙編·東北卷》，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頁；幹志耿、孫秀仁：《黑龍江民族史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頁。鐵利在拂涅部的西北，分佈於今天的依蘭縣以北或以西地區；[注]楊軍：《渤海國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第120頁；都興智：《唐代靺鞨越喜、鐵力、拂涅三部地理位置考探》，《社會科學輯刊》2003年第4期。越喜部分佈於興凱湖以北的密山市一帶；[注]馬一虹：《靺鞨部族分佈地域考述》，《中華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虞婁則在越喜以東至濱海地區。黑水靺鞨的主要力量應在此四個靺鞨部落分佈位置以北。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雖然在渤海建國前，黑水靺鞨受唐朝打擊勢力逐漸向東北移動，但在渤海建國初期，黑水靺鞨對上述四個靺鞨部落仍應有較大影響力。渤海國北進征討黑水靺鞨，“經德理鎮至南黑水靺鞨”，必然要經過拂涅、鐵利等靺鞨部落所轄地。然而渤海在征討黑水靺鞨過程中卻未見史料提及這些靺鞨部落，並且在時間上是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朝唐，而同一年大武藝派兵已在黑水靺鞨轄境與之開戰。[注]《資治通鑑》卷213，開元十四年，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774頁。這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大武藝在繼位之初至征討黑水靺鞨之前就已經開始向北鄰的拂涅、鐵利等靺鞨部落發起進攻。雖然此時並沒有完全征服這些靺鞨部落，但至少可以使他們“畏臣之”，可以順利通過他們的轄境進攻黑水靺鞨。因此我們便會對上述黑水靺鞨聯合唐朝的史料有新的認識：黑水靺鞨並非主動與唐朝聯合攻打渤海國，應是黑水靺鞨在面臨渤海國不斷北進攻擊拂涅、鐵利等靺鞨部落時，自身感受到了危機，因此加強與唐朝聯繫，向唐朝求援。大武藝則以黑水靺鞨請唐官不先告知爲藉口，立即向北進攻黑水靺鞨。

由此可知，大武藝應是在繼位之後逐漸轉變建國初期向南發展的戰略，將更多的精力轉入北向進攻。大武藝戰略發展方向調整的原因在於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表現爲渤海西部突厥衰落，唐朝在柳城(今朝陽市)重設營州，這使得渤海大爲忌憚。突厥曾在默啜可汗(695—715年)的領導下不斷地強大，但隨着默啜可汗“即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注]《新唐書》卷215《突厥傳上》，第6048頁。，後默啜可汗又被殺，政權內部出現爭奪可汗之位的鬥爭，致使突厥從鼎盛逐漸走向衰落。[注]李方：《後東突厥汗國復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此時已有“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注]《資治通鑑》卷211，開元二年正月初，第6695頁。，唐趁此機會在開元五年於柳城重建契丹叛亂時失陷的營州[注]《舊唐書》卷39《地理志二》，第1521頁。，又於同一年在“營州置平盧軍使”，七年又升爲“平盧節度使”。[注]《新唐書》卷66《方鎮表三》，第1832頁。唐朝重新控制了從中原通往東北的重要交通口營州，使得唐對東北地區的控制力得以加強。但這使渤海國大爲忌憚，渤海在建國初期之所以能快速南下發展，其外部環境主要得益於突厥阻礙了唐朝過營州征討渤海，而如今突厥衰落，唐重設營州，渤海必然不敢再肆無忌憚的南下擴展疆域。

三、渤海“北進”受阻

關於渤海國此次北進攻打黑水靺鞨過程史料不載，不過從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渤海與唐朝戰爭時，黑水靺鞨與室韋一同來援助唐朝與渤海國作戰，可知渤海國在此次與黑水靺鞨的戰爭中恐怕收穫不大。在今天牡丹江市郊北部山區，牡丹江河流的左岸有一道邊牆，邊牆修建目的是渤海國阻擋黑水靺鞨南下[注]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牡丹江邊牆調查簡報》，《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而此邊牆修建的時間恰恰應該是開元十四年渤海國征討黑水靺鞨受阻之後所修。[注]楊軍：《渤海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第124頁。邊牆的修建一方面說明渤海國此次征討黑水靺鞨取得成效不大，並且由原來向北的戰略攻勢逐漸轉爲守勢；另一方面也說明此時渤海國北部疆域範圍已由敦化地區，向北發展至牡丹江中游一帶。那麼又是什麼使得大武藝在北進中受阻、處於守勢呢？

在渤海國北進攻打黑水靺鞨時，渤海王大武藝遣派大門藝發兵攻擊黑水靺鞨，而“門藝曾充質子至京師，開元初還國”，與唐朝關係密切。大門藝在領兵至黑水靺鞨境域時，仍極力勸諫大武藝不要攻打黑水靺鞨，這徹底激怒了大武藝，大武藝欲殺大門藝，後二者“戰國中”[注]《新唐書》卷136《烏承玼傳》，第4597頁。，門藝敗，向南投奔唐朝。但此事件並沒有就此終止，“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大武藝執念必殺門藝，唐朝則力保大門藝。爲此唐與渤海國進行了反覆的交涉，但最終沒能如大武藝所願。而這又激化了渤海國與唐朝的矛盾。終於渤海國在開元二十年和開元二十一年向南和西方向兩次出兵攻打唐朝的登州(今山東省蓬萊市)和馬都山(今河北省青龍縣西北)。

但要知道大門藝逃亡唐朝在開元十四年，大武藝發動對唐朝的戰爭是在開元二十年，二者相隔六年，大武藝在進攻登州和馬都山之前，實際上對外發展方向已由原來的北向發展逐漸轉變爲西向和南向雙線拓展。這主要從三方面可以證明。其一，渤海國向西進攻唐朝的馬都山要經過安東都護府所轄的遼東半島北部一帶，雖然此時渤海國還不太可能向西佔領遼東半島地區，但至少可說明渤海國勢力逐漸在向西拓展，渤海軍隊可順利至馬都山。其二，在渤海跨海進攻登州之後，唐朝曾“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渤海)南”，新羅也隨即出兵，但由於“會大雪，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後“新羅於浿江(大同江)置戍，即當渤海衝要”。[注][唐]張九齡：《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三首》，[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2404頁。新羅因協助唐朝進攻渤海有功，唐朝便在此時承認新羅在大同江以南的統治。[注]王小甫：《新羅北界與唐朝遼東》，《史學集刊》2005年第3期。北部則多是渤海國的勢力範圍，至少可以認爲“在大武藝時期渤海國繼續向南已經佔領了浿江北部的清川江大部分地區”。[注]魏國忠：《渤海疆域變遷考略》，《求是學刊》1984年第6期。這樣就阻斷了安東都護府與朝鮮半島在陸路的聯繫。其三，《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顯州，天寶中，(渤海)王所都”，說明顯州在天寶年間(742—756年)的中期以前就已經是渤海國的王都。筆者認爲渤海國遷都中京一個重要原因是大武藝在與北部的黑水靺鞨戰爭處於守勢之後，爲了進一步的向南部拓展和經營南部疆域，纔將都城遷至顯州(今和龍市西古城)。

由此可知，正是大武藝統治後期將主要精力轉移到向西和南拓展疆域，才導致對北部黑水靺鞨部落戰爭由攻勢轉爲守勢。而渤海國此次向西與唐朝戰爭原因，除由於唐朝不肯放還大門藝外，更重要的是渤海國西部突厥毗伽可汗即位，突厥勢力再度強盛[注]李方：《後東突厥汗國復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渤海國更多地依賴突厥纔敢於向西與唐朝作戰。

雖然登州之戰和馬都山之戰渤海國取得了勝利，但開元二十二年，“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後身亡。之後突厥又陷入不斷的內鬥之中，很快衰落。渤海國亦在此時覺醒，認識到唐王朝的強大不可撼動，因此，當突厥向渤海國派遣使者，要求渤海國一同“打兩蕃”之時，渤海國不但沒有聽從突厥的命令，反而遣使將此事告知唐朝。顯然此時渤海國對外又轉向依靠唐朝，而唐朝也順勢接納渤海國，原諒了渤海國早年與唐戰爭所犯下的錯誤，望渤海國能“永保此誠”。渤海國西向和南向拓展戰略就此終止。

四、大欽茂時期渤海國“北進”戰略確立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大武藝去世，大欽茂繼位。其在位期間，積極向唐朝派遣使者，學習唐朝先進文化，與唐朝再無軍事衝突。從其諡號“文王”來看，與先王大武藝對外“斥大土宇”應有所不同，史書中也沒有明確記載文王大欽茂對外擴張，但實際上大欽茂並沒有停止向外拓展疆域。

王承禮曾主要依據《冊府元龜》記載，整理出了拂涅、越喜、鐵利、虞婁、黑水靺鞨向唐朝貢表，分析此表會發現，自開元二十九年起，至渤海國滅亡，這其中除貞元十八年(802年)有越喜、虞婁遣使朝唐，和開成六年(841年)拂涅、鐵利遣使朝唐，其餘年再也不見渤海國北部的拂涅、虞婁、鐵利、越喜四個靺鞨部落向唐朝遣使朝貢，而在開元二十九年之前，拂涅朝唐18次、越喜朝唐11次、鐵利朝唐14次。[注]王承禮：《中國東北的渤海國與東北亞》，第80—88頁。開元二十九年成爲一個重要的分界點，在這前後拂涅、鐵利、越喜經歷過重大變化。另外，《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記載：“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貞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注]《新唐書》卷219《黑水靺鞨傳》，第6179頁。此段史料記載渤海國北部拂涅、越喜、鐵利朝唐多在開元年間和天寶年間，並且明確指出當渤海國強盛時，這些靺鞨部落皆役屬於渤海國，不再朝唐。由此，筆者認爲大致在8世紀中期，渤海國北部的拂涅、鐵利、越喜役屬於渤海國，渤海國壟斷了三個靺鞨部落向唐朝朝貢獲取利益的權力，並且在天寶五年(746年)渤海及鐵利共1100餘人出訪日本[注]苗威：《渤海族的凝聚及其消亡》，《延邊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後來渤海國又出現了“押靺鞨使”一官職，這都體現出渤海國對北部靺鞨具有很強的控制力。值得注意的是虞婁在《冊府元龜》中記載僅貞元十八年(802年)一次朝唐，並且虞婁與渤海國距離較遠，所以8世紀中期渤海國應沒有徵服虞婁部。而至8世紀中期，渤海國向北拓展能取得如此成就，也正是由於大欽茂繼承了大武藝初期北進戰略，繼續北向發展的緣故。

隨着渤海國不斷北進，使得北部疆域擴大，渤海國又發生一件大事，即“天寶末，欽茂徙上京”，大欽茂將都城由顯州向北遷移至上京(牡丹江市寧安縣渤海鎮)，在此之後除貞元元年至貞元十年(785—795年)移至東京八連城外，其它時間都城都在上京。

關於渤海國遷都上京的原因目前學界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認爲渤海國遷都上京主要是爲避免安祿山等人發起安史之亂禍患帶來的不利影響；[注]孫玉良：《渤海遷都淺議》，《北方論叢》1983年第3期；[韓]宋基豪著、常白衫譯：《渤海的初期都城及其遷都過程》，《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1998年第1期。第二種觀點認爲渤海國遷都上京是爲鞏固其北部疆域統治；[注]王承禮：《中國東北的渤海國與東北亞》，第89頁；楊軍：《渤海國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第122頁。第三種觀點認爲上述兩種情況兼而有之[注]魏國忠、朱國忱、郝慶雲：《渤海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1頁。，並且強調上京周邊地區地理條件更加優越。[注]桑秋傑、高福順：《渤海政權遷都考述》，《東北史地》2008年第2期。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

首先我們要清楚渤海國遷都上京前以顯州爲都城時的區位條件。《太平御覽》記:“五經要義曰，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注]《太平御覽》卷156《州郡部二》，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59頁。都城最早的作用是王朝或政權以之來統治或控制全國的疆土。[注]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14、223頁。統治者擇都的首選位置通常會在全國疆土的中心。天寶中期以前，渤海國都於顯州，即今和龍市西古城，其大致位於渤海國的中部區域，以此爲都城在政治上可以很好地控制周邊地區，並且當外敵來犯時，位於中心亦不易於爲外敵直接攻破。此外，以顯州爲都城，周邊還有豐富的經濟資源，如“柵城之豉，顯州之布，位城之鐵，盧城之稻”。而且從目前所發現的考古遺蹟觀察，渤海國遺蹟最主要分佈於西古城的周邊地區[注]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吉林分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說明此地在渤海國應有大量的人口聚集。渤海國遷都上京後，雖然顯州政治中心功能相對弱化，但經濟作用應仍然重大。因此，如果認爲渤海遷都上京是爲了尋求更優越的地理條件顯然是不合適的，渤海放棄如此優越的都城位置，遷都上京應有更深層的原因。

而認爲渤海遷都上京是爲了避免安史之亂禍患影響的觀點亦是不充分的，理由有二：其一，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祿山發動叛亂，有學者依據日本史料記載安祿山“疑是不能計西，還更掠於海東”[注][日]菅原道真:《續日本紀》卷21，起天平寶字二年八月盡十二月，經濟雜誌出版社1897年版，第362頁。，認爲安祿山勢力如果失敗可能會逃掠於日本，這也會威脅渤海國統治，因此向北遷都上京。但這只是一種猜測，這種猜測使得渤海國遷都更像是一場“逃亡”。而分析當時形勢，安史之亂初期安祿山迅速向西攻佔了洛陽和長安，氣勢正盛[注]《新唐書》卷225《安祿山傳》，第6416—6420頁。，更無向東部進攻日本或向渤海國敗逃之狀。渤海國絕不可能僅據此揣測就放棄原有的都城而逃奔它處。並且如真面臨安祿山來討伐的危險，臨時逃奔遷都，待威脅過後，理應遷回原地，但後來事實並非如此。其二，從渤海國遷都時間來看，文獻記載“天寶末，欽茂遷都上京”，有學者已經指出天寶末年並非一定是安史之亂爆發後，安史之亂爆發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至次年七月改元至德，渤海國要在這麼短時間完成遷都上京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注]楊軍：《渤海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第122、125頁。所以“天寶末年”更有可能是安祿山發動叛亂之前的幾年，這樣渤海國向北遷都上京就與安史之亂無關。有可能是在天寶初年渤海國就已開始謀劃並精心準備遷都，天寶末年達成。

王權或都城選擇往往與其實現某些策略相聯繫。[注]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14、223頁。渤海國大致在8世紀中期征服了拂涅、鐵利、越喜諸靺鞨部落，隨之放棄了原來多方面條件優越的顯州都城，向北遷都，其原因應是出於其主觀意願，以便進一步征服和控制北部的諸靺鞨部落。渤海國藉助遷都以服務於北進發展戰略。

渤海國遷都上京龍泉府標誌着渤海國北進戰略的確立，同時也意味着渤海國統治者已有意願將北向發展作爲長久的戰略發展方向。這從渤海政權後來的發展態勢可以看出。第一，貞元元年至貞元十年渤海國都城由上京遷至東京(琿春市八連城)，關於渤海國遷都東京原因有多種觀點，酒寄雅志認爲渤海遷都東京龍原府的原因是爲了進一步向北拓展疆域，並加強對北部靺鞨的控制[注][日]酒寄雅志著、馬一虹譯：《渤海的都城和統治領域》，楊志軍主編：《東北亞考古資料譯文集》，北方文物雜誌社2006年版，第58—71頁。，筆者贊同此說。大欽茂遷都上京後，北進主要是從牡丹江流域向東拓展[注]楊軍：《渤海民族構成與分佈研究》，第122、125頁。，但在牡丹江流域東部有老爺嶺和太平嶺兩道南北走向的山嶺[注]臧淑英主編：《黑龍江地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頁。，阻斷了渤海國向東進展的道路，而遷都東京龍原府後，向北就可容易地到達率賓府地區，再向北可到興凱湖東岸一帶。另外，在東京向北拓展地域還包括今天的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在內，據初步統計，目前該地區已經發現渤海遺存180處[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民族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編著：《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渤海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而渤海國對這些地區的佔領主要是在遷都東京龍原府之後。第二，渤海國十世王大仁秀(818—830年)繼位後，“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在此時期渤海國繼續向北推進完成了對黑水靺鞨的征服。[注]孫煒冉、史話：《渤海國的靺鞨人構成解析》，《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十二世王大彝震時期渤海已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注]《遼史》卷38《地理志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56頁。渤海國在北部地區以挹婁(虞婁)故地爲定理府、安邊府；率賓故地爲率賓府；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鐵利故地爲鐵利府；越喜故地爲安遠府、懷遠府。府、州的設置體現渤海國對北部靺鞨部落實行了有效的管轄。

綜上可見，渤海國對外戰略方向的選擇，往往受到周邊政治勢力的強弱以及地區形勢變化的影響。渤海立國後，北部有強勁的黑水靺鞨，南部主要爲唐朝安東都護府管轄下的靺鞨和高句麗遺衆，西部與契丹和唐朝疆域相鄰。渤海國首先南下收歸靺鞨和高句麗遺衆，但這一戰略方向與同樣對高句麗故地虎視眈眈且不斷進行蠶食的新羅發生衝突[注]黃約瑟：《讀“曲江集”唐與渤海及新羅敕書》，劉健明編：《黃約瑟隋唐史論集》，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72頁。 ，進而對渤海南進戰略形成巨大阻滯，而唐朝也不希望渤海向南發展的過於強大，因爲高句麗恃強難以節制的殷鑑尚且不遠，故而渤海國不得不轉而向北拓展。但顯而易見的是，與渤海國北部的苦寒與蠻荒相比，南部有更加優越的地理和人文條件。因此，在大武藝統治後期渤海國又依靠突厥嘗試向西和向南與唐朝戰爭，然而伴隨着突厥的衰落，渤海再也不敢與唐朝爲敵，向西和向南拓展的嘗試就此終止。大欽茂繼位後選擇向北發展，征服了拂涅、鐵利、越喜諸靺鞨部落，遷都上京標誌渤海國北進戰略確立，這也是渤海國所面臨處境的必然結果。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專項項目“中國與朝鮮韓國古史體系衝突研究”(17VGB00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加明(1986- )，男，黑龍江雙鴨山人，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苗威(1968- )，女，吉林梨樹人，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

原文刊載《安徽史學》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