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一直以来我都有些厌倦了。因为从我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称呼已经沦为了一种仅仅是思辩上学理上的空头支票。看看自己的书架上罗列了很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书籍，像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以及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等等，当初自己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话题如此的感兴趣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想成为社会的良心并对公共产生影响的极其幼稚的责任感，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很是有狂妄的嫌疑。因为在现在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本身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极困难的，更不要说奢望对大众产生影响了。所以渐渐的放弃了努力，退缩到了自己的书斋里，自足自乐，颐养天性，以研究为最大乐趣和向心的归属。我相信有我这种心理和选择的人，在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中绝不在少数。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甚至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都有这种趋势，所以才有了英国肯特大学弗兰克•富里迪教授的晴天里一声愤怒的霹雳：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据富里迪教授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绪论里讲，他写作本书主要来源于他曾经写的一篇关于英国大学的作用文章。在那篇文字里，他对英国的大学生通年不读书的情况表示忧虑，但是没有想到文章发表后，一位大学的管理者来信质问，他认为大学生不读书并不能成为衡量大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这种观点让当时的富里迪大吃一惊，他所吃惊的并不是那位质问者的观点，而是吃惊的是没想到这样的观点竟然出现在一位大学的管理者身上。对于大学而言，本身就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但是现在的大学已经沦落为了培养更加实用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与此相对应的，追求纯粹的知识，渴望得到永恒的真理的想法开始受到了嘲笑，被认为是是不切实际的精英主义，脱离社会的边缘。不仅仅是社会上弥漫着这种风气，就连英国的教育大臣都持如此的观点。富里迪在书中提到了英国的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就坚持说他的政府没有兴趣支持“学者追求真理这一中世纪的观念”。在这些人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至于为理想而理想被斥责为仅仅是一种理想，根本没有办法成为现实。这就是导致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对社会责任感的主要原因。

在此之外，富里迪认为导致知识分子退出公共视野的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倡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壁垒的拆除。市场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有多的学者进行了分析，知识分子面对市场以及商业化的突然袭来无足措手，文化身份开始模糊，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情形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发起的名噪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也论述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对于市场，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双手拥抱，因此才有了媚俗文化和庸俗文化；也有知识分子选择远距离的观望和批判，所以才有了保持传统的精英文化。

事实上，很多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提倡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的观点，使自己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因为这种观点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观点，是一种想把自己的思想吹捧为永恒真理的谬论。想想我们伟大的传统，想想那些为自己的理想献出毕生精力的大师，想想一直萦绕在自己脑中和心灵之中的那些伟大的经典，我们就会觉得所谓申斥精英主义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绝伦。

知识分子尽管在现在的文化语境中，不能奢望像“中世纪那样执着的追求真理”，但是在自己的职业之外的发言，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仍然可以产生影响。正如富里迪在书中引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所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鲍曼也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可以从书中看出，富里迪对知识分子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的情形感到愤怒和不解，他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知识分子而言是最大的亵渎和损害。知识分子的形象应该始终如一，追求自己的真理和兴趣，可能这些东西不现实，永无实现的可能，但对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化追求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不放弃的任何责任的明证。从这点讲，“知识分子向哪里去了？”对我们一声振聋发聩的发问，是对我们最好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