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段意为，江湖中曾盛传，船在水中载重不可超过万石，也指最大的船只载重也不过八九千石，而到了大历年间，也就是唐代宗年间，最大的一艘航船名为“俞大娘”，在上面居住的乘客有养生送死嫁娶者不计其数，几乎人的生死嫁娶等事，都在这艘船内完成，而操驾的船工竟多达数百人以上，航程更是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几乎纵跨大半个唐朝国境，往往一行驶就是一整年，而所谓载重不过万的论调，对这艘船完全不适用，因为这艘船的载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万石。所以唐朝时期的造船业，大致经历了以上五种转变，从军用造船资源向民用造船行业进行倾斜，从对漕运实施统一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运作，从千篇一律的外表装饰到彩色装修的日益豪华，从增加水轮等新式动力推进系统得以提高航速，从载重量由五百石翻一倍到千石以上甚至更多的跨越式发展，唐朝时期的造船技术从五个方面，完成了整体的产业升级，并且在整个世界造船史上横向进行对比，同时期内还难有能够比肩者。

说起唐朝，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雄壮的长安城，想到爱饮酒作诗的大诗人李白。

但今天咱们来聊点儿不一样的，正是“唐朝水运”，看看在盛唐时期的水运，究竟有多发达？

众所周知，古代的交通受限因素较多，导致古人可选择的出行方式并不多，比如日常情况下出门远游，古人会选择骑马，然而乘马虽轻快，却也有一定成本，而且在古代马匹也非人人皆可买得起，这就又增加了出行的局限，使得许多人只能靠脚程。

李白骑马出游

可如果骑马，还要考虑诸多客观因素，比如马匹补给问题，不能不吃不喝一路狂奔，要在行驶一段路途后，找寻驿站进行休整。还有马匹的生病问题，气候问题与道路问题，都要考虑在内，最后才能在最大程度的可执行范围内，乘马而行。

于是乎在还没有飞机的年代里，乘船出行就成为另一种更为便利的交通选择。

古人对于水运的重视，从唐朝以后更是到达了一个巅峰，得益于隋朝时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的先天基础，使得唐朝开国以后，对全国范围内的水运进行了一番系统规划与升级。

那么说到水运，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船只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将水运的升级，与造船业的进步划一个等号，而说起唐朝造船业的转变与发展，我个人总结有如下五点特征：

一、在唐朝以前的历朝历代，舟船的建造体系，还是侧重于军事，国家资源还是向着军用战舰的方向倾斜，而在唐朝时，通过对造船工业体系进行升级，大唐朝廷逐步将造船重点由军用战舰转化为民用船只，且制定出相关法律，来严格限制民用船只的规格。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唐律》中对于船舶的载重竟然有明确规定，就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货车限载一样，《唐律》中如此明言：

请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随从者勿论）。——《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

这表明唐朝时乘官船外出的人员，所带衣粮限载不得超过“二百斤”，而且对寄乘于船上的乘客也有限制，除却载货以外，多余出来的空间如果私自载人，那就要受笞打之刑，但最后也表明出大唐朝廷较为人性化的一面，若是家人或随从一同乘船，则不以罪论处。

唐代巨型楼船

二、对漕运所用舟船进行统一且严格的制定规范与定制标准，这体现了大唐朝廷对于舟船建造工业体系的重视。

如唐朝经济改革家刘晏，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就曾按照统一标准造江船两千艘，每艘可载千斛。

《新唐书·食货志三》：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按照宋朝之前的度量衡来换算，1斛约等于现在的120斤，那么1000斛，足足得有60吨的载重量，放到今天来看，也已经算是不小的货船了。

唐朝水密隔舱快船

三、在工业生产力加速发展与提高的前提下，唐朝的造船行业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制式，而是向着更为华丽的建造风格进行转变。

以往的古代大船，风格较为统一，甚至可以说是单一，整体装饰除却皇帝所乘的龙舟较为气派外，民间客船或商船，还是属于千篇一律的风格，然而伴随唐朝时期的造船业大力发展，能工巧匠们开始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装饰，使舟船看上去更具特色与美丽。

《玄宗诸子传》记载：将渡绵江 , 登舟见彩缘席为藉。

这表明当时的舟船，尤其是民间客船，已经开始在外饰上做文章，利用彩色铺设船只，进行个人化的妆点，装饰可谓相当豪华。

四，基于当时的工业基础与生产力水平，发明出新式的动力系统，使航速大大提高，最为显著增加航速的代表装置，正是唐朝时发明的“水轮”。

《旧唐书·李皋传》有载：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

如上所述，可见唐朝时期的战舰，增加了两座水轮，以人力进行驱动，可“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

而这种与众不同的动力推进装置，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中首次使用。

另外在制作舟船的选料上，江东地区也开始大范围采用更轻且更为坚固的樟木，使得航速又从根本上得以提高，李白当年所著的名诗《早发白帝城》，其中写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通过后半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可想见当年的江东地区所造轻舟之快，据现代地理测算，千里江陵的实际距离为“357公里”，那么一日之间顺江而下能行驶300公里的航程，在古代已经算是相当快的速度了。

五，唐朝时所造船只的整体载重，已经比过往朝代要提高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大幅提高。

《唐国史补》中有段记载特别生动形象：

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

此段意为，江湖中曾盛传，船在水中载重不可超过万石，也指最大的船只载重也不过八九千石，而到了大历年间，也就是唐代宗年间，最大的一艘航船名为“俞大娘”，在上面居住的乘客有养生送死嫁娶者不计其数，几乎人的生死嫁娶等事，都在这艘船内完成，而操驾的船工竟多达数百人以上，航程更是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几乎纵跨大半个唐朝国境，往往一行驶就是一整年，而所谓载重不过万的论调，对这艘船完全不适用，因为这艘船的载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万石。

另外补充一点，史料中所说的“八九千石”，按照唐朝时的度量衡来计算，约合现在的550——650吨，而且这显然还不包括船上人员的流动性，比如今天多，明天少，后天上船更多，再考虑到这艘船常年行驶，久居船上的人也不少，再加上装载的货物，这艘最大的航船的最大载重就更是难以估量，足以称得上是一艘庞然大物。

贞观年间用于运输米粮的货船，最少都能载重五百石，而到了盛唐时期所造出的船只，最低载重标准则飙升为一千石，足足翻了一倍，若再加上这一千石是最低载重标准，那也就是说翻了一倍还多。

《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

这时运输粮食的船只，最少就能装载五百石以上，而到了我上文中所说的刘晏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则直接提升到一千石，甚至是千石以上，足以可见短短数十年的造船业发展之迅猛，考虑到当时的整体社会生产力与科技水平，这种升级速度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跨越式发展了。

《新唐书·食货志三》：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所以唐朝时期的造船业，大致经历了以上五种转变，从军用造船资源向民用造船行业进行倾斜，从对漕运实施统一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运作，从千篇一律的外表装饰到彩色装修的日益豪华，从增加水轮等新式动力推进系统得以提高航速，从载重量由五百石翻一倍到千石以上甚至更多的跨越式发展，唐朝时期的造船技术从五个方面，完成了整体的产业升级，并且在整个世界造船史上横向进行对比，同时期内还难有能够比肩者。

而说完了造船业，咱们再来聊聊当年对于漕运的具体管理，首先是津渡。

为了方面通行，当时的大唐官府在各河流津口架桥设渡，同时也方便对往来船只进行管理登记，这些“津渡”就相当于关卡，或者是收费站，船只每行至此，便要接受查验与登记，方便官府进行统一管理。

而且对每一处津渡，除了架设水上浮桥外，也有人员安排的明确要求，如每渡设立官职，有“津令、津丞”，也可说是“津主”，就是负责津渡日常管理的官吏，他们也要负责在津渡处设置一艘官船。

浮桥津渡

而每官船安排人员六人，有的也安排三到四人，用以检查过往船只是否超限，是否有违规情况，若无任何问题，便会放行，主要起到管理与疏导水运交通的职能。

《唐六典》：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擅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

而且凡是律法中明令制定的津渡处所，却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者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负责管理津渡的津令与津丞，则都要受到惩治，一经发现，便要经受仗七十的惩罚，若因停船而影响交通者，肇事人则要被杖打一百。

《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者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

这项规定竟然被制作成为律法，而写进《唐律》之中，足以可见当时的唐朝当局，对于水运的重视程度，也可看出唐朝当局对于水运所展现出的态度，是有着较为严厉的意识，犯者，则要受罚，而且杖七十以上的刑罚，属实不轻。

唐朝汉津渡想象复原图

另外还有关于河道水源的管理，唐朝当局也考虑在内，一是不得为了修建水运所用的河堤，而污染了民间用水的水源，若修了河堤，但却是豆腐渣工程，导致河堤决断，因此毁坏农民庄稼，致使财物漂失，则要按律受罚，二是若在该修河堤的位置没有修筑河堤，那负责官吏也要治罪。

《唐律·卷二十七·杂律》：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因河堤断决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

从以上内容所述，相信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对于农民财产的保护重视，以及对于水运整体的重视程度，还是那句话，水运本身就是惠及于民，从而惠及天下的一件事，若不从根本上加以重视，不考虑全面充分，势必会造成混乱，而这种混乱酿造的苦果，最后终究是要自己来尝。

我想当时的大唐朝廷对这点思考的非常清楚，所以才将水运管理纳进法律之内，对每一个环节通过严苛的惩治制度进行约束以及规范，倒不失为古代一种前卫的思想与尝试。

同样的，规范化管理以后，唐朝的水运果真为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商贾们的收益也随着船只建造的飞速发展与水运的管理规范化，日渐水涨船高，而民间商贾赚到巨额收益，自然上税也颇为丰厚，如此唐朝的国库日渐充盈，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再加上官府领头制定统一的内河运价，对市场进行规范，导致不法竞价现象一再减少，使得以长江为主的内河水运日渐蓬勃，在促进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也带动了民间文化的交流与出游风潮，毕竟船比以前快了，能载的人多了，而人民百姓赚的也多了，既然有钱了，那当然是在生活之余乘舟远行，实为人生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