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我們請嚴明、忻鈺坤、陳曉卿一起聊了聊《長皺了的小孩》這本新書，圍繞大衆審美、理想主義者、父輩的影響幾個話題，三位與讀者分享了各自的體會。可能沒有去現場的讀者會好奇這仨人怎麼湊在一起的，忻鈺坤導演說：

“前年在尤倫斯的一場放映後，我第一次見嚴明，相識之後就看到了他的攝影集《大國志》，覺得很不一樣，他的照片給作爲一個影像工作者的我很多思考。其實不光是我，我身邊很多年輕導演都會看嚴明的書、嚴明的照片和攝影集。”

陳曉卿這次則是和嚴明“奔現”：

“我們倆只是微信、微博的朋友，這次是網友見面。當初我在理想國出了本書，我的編輯告訴我，你有一個同鄉叫嚴明，我很喜歡他，你知道嗎？我說知道，是個攝影師。他說，你知道嗎，他是攝影師裏面文字寫得最好的，是寫文字的人裏面拍照片最好的。後來我們就一直在網上互動，雖然生活裏沒有，也沒有喝過一次酒。讀他的文字讓我產生特別多的共鳴，他的文字裏有我們的生長地。嚴明只比我小5歲，我們的出生地都在淮河岸邊，說普通話開口音都比較重。他的文字裏，有大量能和我相撞的東西，包括他說的民歌、他說的戲曲，甚至一些地名，可能只有淮河兩岸的人才會知道這樣的地名。”

主頁君今日，整理這篇活動回顧，分享給大家。

1.

在中國，這代人的父親像是天生的雙子座

嚴明：我的第一本書《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名字那麼長，事實上當時我只是作爲一個攝影師寫書，第一次以書寫者的身份站出來。實際上出第一本書之前，《大國志》裏的那些照片都已經在了。但是攝影師永遠想出作品集的，一個樂隊已經排練了十幾年，也想出一張專輯和CD。第二次終於有機會出攝影集，我說叫《大國志》。第二本書應該是第一本的前傳。

這一本說實話，想都沒想，出書基本上已經告一段落了。出這一本的主要原因是這幾年的變化，自己家庭的變化、個人的變化，還有就是對行業、對社會的觀察視角的變化，這個變化對我來說是巨大的，始料不及。

我這本新書分了五輯，第一輯從父親的離開寫起。那是一個斷裂口，自己所謂的斷想、所謂的瞻前顧後，都是在這個位置上產生的。我知道所有的問題馬上都會出現，迷津還是迷津，新問題還會繼續來。所以我覺得，必須先寫前面這段，這段寫完之後再從青春期開始寫。青春期我之前不寫，包括以前做樂隊的經歷，當時身邊都是紅男綠女，這些我之前都不談。

忻鈺坤：看到書名的時候，我覺得這本書要講一點跟來路和過往有關的東西，但是看到序言一下就覺得心裏很沉重。去年秋天的時候我家裏一個非常至親的親人去世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經歷這樣一種體驗。我看到嚴明那一句“失去纔是人生最大的真實”的時候心一下就崩潰了。因爲在整個過程裏面，你突然第一次明白這個人就真的不會再跟你面對面對話了，不會再跟你擁抱了，你也再看不到他了，這時候你纔會體會到這種曾經擁有，這種失去帶來的很沉重的東西。這個經歷可能會是促成你今後成長的節點。

楊芷茜：我有點好奇，三位都是男性，父輩不管給予你們支持或者限制，對於日後你們的創作或者發展，都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嚴明：我們後來產生的任何職業選擇，興趣愛好這些，其實我們父母是不懂的，完全不知道，你突然喜歡上什麼搖滾，他知道搖滾是什麼？跑那麼大的報社去，有一份讓他們都很光彩的職業，最後你不幹了？去照相去了？簡直是在他們的晚年給他們新的打擊。

就像陳老師說的，興趣愛好都是你喜歡，你自己尋到的，也是你堅持要走的，我們都是在這個過程中間走。

陳曉卿：我可以說一個我幾乎沒有和別人分享過的一段經歷。我高考的時候，在一大堆的招生廣告裏面看到北京廣播學院。我大概知道這個地方是出播音員、主持人的地方，我特別嚮往，特別莫名其妙的，我沒有填其他的志願，後來我父親堅決不同意，我才填了華東師範大學，第二志願，沒有再填過其他的志願。志願有五欄，別人想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中午，我擔心我考不上，父親就已經去幫我買各種各樣的東西去了。我媽媽回來說，要讓我面試，到合肥面試，說要給我改專業，拼命埋怨我爸爸怎麼不在家，感覺沒有一個支撐天的柱子。大概一直嘮叨到了我們去坐火車的地方，我爸爸在那兒適時地出現，被我媽一頓說之後就去了合肥。我爸說，給你改專業，搞不好你要學播音了。我覺得這是多麼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到了那兒才知道是因爲我的個子和眼睛。全安徽省招不到攝影專業的，我被挑到了這個地方。老師說你有什麼想表達的嗎？我說我可以朗誦一首詩。告訴我是攝影的時候，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攝影，我沒有照相機。我爸爸拼命地跟招生的老師說，我和攝影師很熟的，我可以教他攝影，很快他就能學會。

我的一生就被他那大概十分鐘的對話完完全全改變了。老師說，還是要徵求一下孩子的意見。我爸爸說，不用徵求孩子的意見。對我這輩人來說，父親的力量就是這麼大，他可以決定你5歲必須要學書法，天天打。我現在看到所有書法協會的人，就覺得是個打人協會，從小捱得打太多了，我特別受不了。我的朋友羅永浩說，他爸爸到老了都不服，還在跟孩子在幹仗。我爸爸就慫得特別早，我上了大學第二天他就已經幾乎不管我了，他覺得使命完成了。在中國，這一代人的父親扮演角色的變化將來忻導做電影的時候真的可以好好寫一寫，就像是天生的雙子座，一直演那一半，突然演硬幣的反面，不再那麼兇，不再打你，不和你言語衝撞，覺得你做得不對時特別小聲地跟你商量，一下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個是讓人特別感喟的。

忻鈺坤：我聽下來我覺得我算最幸運的，因爲我是單親家庭，從小跟我母親長大的。剛纔講到家長的影響，我上高中的時候，我想自己要成爲一個電影人，不一定做導演、攝影，就想拍電影，我母親就同意了，讓我高中輟學學電影。但是我中間其實沉積非常久，從我媽媽心態的角度來講，我當初的選擇可能是錯誤的。但是她依然覺得要不再試試，要不再熬一熬。

其實我在拍《心迷宮》之前，包括《心迷宮》之後一段時間，要靠家裏的支持才活得下去。我問我媽媽，爲什麼你敢讓一個高中沒有上完的孩子追尋所謂縹緲的夢想？她說，因爲我年輕時候特別想穿軍裝，特別想當兵，我做夢都想穿綠軍裝在部隊裏面走，但是因爲家庭原因，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所以我媽很早上山下鄉，承擔起大家族的很多事情。她就想，如果有孩子，一定不讓他在這個事情上有任何的委屈，你想好乾嗎就幹嗎。

2.

大衆審美與盲從的危險

嚴明：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前兩本書裏，對前單位我只字不提，那時候覺得自己似乎憋着一股勁，就是不寫。我在報界混了十幾年，有多少故事和感受？其實完全是可以提一提的，這次好好地提了提，也承認自己有很多懷念。坐公交車路過南方報業的時候，我也會悄悄回頭看，會悄悄想念以前的那些同事。後來我寫到“人到中年自然慫”的時候，包括《論唯美》那些文章的時候，其實都覺得親切，這是這本書意義的一部分。

我寫這些文章其實很慎重，裏面所有的道理都是基本的道理。我們說主義對、世界觀對，接下來就是方法論、技術問題，錢往這上面使，時間往這方面用。後來發現說不通。理想國公號上的留言還在討論，要不要這麼用藝術來要求大衆審美。我覺得基本的方向、共識還是應該有。我前兩年寫的文字可能太美好了，到第三本書的時候竟然會退一步說話，開始談是非，我覺得這個本來是不應該的。

楊芷茜：《論唯美》這一篇，簡單講，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沒有真哪來的善和美，到底什麼是最基本的，到底創作的本心是什麼，要對得起誰。這些應該是我們在幼兒園就要理解的道理，但是好像現在反而還要特地出本書拎出來說。嚴明老師想要講的現狀，忻導也應該挺有共鳴的，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些相關的事件？

忻鈺坤：我其實差不多也是同樣的一個創作心態，覺得有的時候最核心、最重要的其實是告訴大家你做這個事情之前是否深思熟慮過創作的根源。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有這個問題，大家都盲從一個導向或者一種聲音，覺得這是趨勢，我們就跟着做。

今天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瘋狂接受資訊，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真的引發我們思考的事情太少了。如果你對一些資訊或者所謂八卦不去思考是正常的，如果對於正在做的事情沒有一個認知，沒有一個深思熟慮，那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論唯美》到最後就是要告訴那麼多的愛好者和創作者，你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作爲一個導演，在創作劇本的時候，或者在選擇一個題材的時候，往往也是這樣，大家都覺得當下某種東西是一種風潮，我們是不是就要順着去做，但是在背後你要知道這裏面到底有多少是值得在這個當下去呈現出來的內容。我看過所有嚴明的書，最大一個感受是可以從這些文字裏面梳理思考的方法。

《長皺了的小孩》特別適合嚴明對自己經歷的階段性總結。其實他一直不斷在換行業。只有一個小孩纔有勇氣去喜新厭舊，其實在當下，我們不太有這樣的勇氣去面對內心的自我了，所以其實你稱自己是小孩，是需要勇氣和有一個對自己正確的認知的，不是有純真的願景就可以被叫做小孩。

3.

真誠，往往需要付出代價

楊芷茜：嚴明老師的書裏面會不斷提到一些創作的初衷，或者到底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東西。因爲在這個過程當中肯定都是苦的，不會太順遂。這樣背景或者這樣的經歷陳老師也是有非常多的，就像陳老師在講《舌尖上的中國》時說的，最好喫的還是人，這跟嚴明老師的攝影一樣。陳老師可能是以食物或者是飲食文化作爲一個切口，向後頭開展出方方面面。做《舌尖上的中國》已經很久了，在那個時候做這類作品時應該也是需要挺大的勇氣，在那樣的環境裏面是不是有一些阻礙？這些經歷對於您再回頭看嚴明的作品，是不是有一些共鳴或者其他的想法？

陳曉卿：確實，我剛纔說了，他沒到50歲，我已經年過半百了。其實我也沒有那麼多勇氣說我換個行業試一試。我很欣賞嚴明身上那種特別有誠意、特別坦誠的一面。其實攝影也好，忻導做電影也好，比我們面對的觀衆都還要少一些，我們要面對的是更基礎的觀衆，有時候你想帶着自己的初心做一點什麼的時候，可能你面臨的壓力就會更大了。

我們遇到的第一次壓力是《舌尖上的中國》的第二季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食物多看一點人生，結果被罵得狗血淋頭，迅速就收回來。

我們知道，你要捧出真誠，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我特別有體會，特別欽佩嚴明的地方。到我做《風味人間》的時候，實際上也有小孩的部分，我們只保留在開頭和結尾，中間都讓它長皺吧，因爲確實大衆需要另外一種話語體系，需要被尊重的話語體系，我們只敢說兩分鐘稍微真摯一點的話，其他更多的，是用大篇幅的內容教大家這個東西確實好喫，確實好喫！這也是我特別佩服嚴明的地方，他有勇氣來直面自己不想直面的世界。這個真的挺讓人欽佩！

4.

拍照，就是拍自己

楊芷茜：在現在這個年代，看到這麼多年輕人，或者已經不那麼年輕，但是依然在這個領域裏頭活躍的創作者、表演者，他們都還在追尋某一種理想，我們現在整個社會談到理想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你如果跟別人說我這個人挺理想主義的，大家就會倒退三步，想想你到底在講什麼。可是，這真的是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社會和狀況。

嚴明老師換過這麼多工作，這麼勇敢，跟我們說說，對於當下的環境或者當下的社會，你覺得我們又該如何去談自己是否能成爲一個理想主義者呢？

嚴明：我堅定地認爲，理想主義是一個好主義。應該是往那個方向去，方向對了，你爲之努力就可以了。我們小時候想學樂器，就跟爸媽說給我2000塊錢，我要換把琴。但是他們就是不幹，跟家裏沒有那麼富裕有關係。但是我後來想，有條件之後再實現，或者補你這個夢也是可以的。你覺得這個小孩是攝影大師的苗子，有靈性，我們就買好相機啊，這就是實現理想主義，不是做一系列跟孩子對着幹的事。

楊芷茜：忻導也有聊到，其實會不會在追逐理想的過程當中，時代也會給我們不同的養分或者是侷限？

忻鈺坤：精神層面的追求必然是難的，而在當下這樣一個相對固化的時代裏面，的確追求各種層面的理想都會有一點阻礙。

其實並不是唱衰理想主義，而是我們要去區分理想主義和夢想主義的關係。我回到家鄉也會和很多朋友一起喫飯，他們說，你真好，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也有什麼樣的理想，但那個其實是夢想。“想”就是一個感性的認知，夢更是感性的，你永遠實現不了。我覺得理想主義最好或者最壞的時代，就是看你內心是不是對這個東西有感受和認知，還是要強調思考和思辨的意義。

我覺得爲什麼嚴明的作品會讓我覺得特別真實，有種在場感，從專業的角度來講，他用了更多的中焦，更接近於人的視角，把被攝對象置於環境中，讓觀者在那一刻感受到那個環境，彷彿你在現場，你就看到了這一切，那個是很重要的。我其實在青年時期也是一個有過攝影夢的人。我們會把羅伯特·卡帕當成是一個精神偶像，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爲離得不夠近。很多人都把這句話當成是攝影師的座右銘，但是你要想到，他一個戰地攝影師，在他的時代，你當然要離得夠近，他的成名作《士兵之死》是一個士兵在中彈的一瞬間的鏡頭。他那個鏡頭來自於他離得近，儘管是失焦的，仍然帶給人震撼。

陳曉卿：理想主義不僅僅是個目標，是一段路程，每一步都能看得見自己，和自己貼近的東西靠近。剛纔忻導也分享了他閱讀嚴明攝影作品的一些體會，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的，他的照片從有摹本到沒有摹本，實際上經歷了比較長的時間。在以前的照片裏面，可能能看到歐洲攝影師氣質的東西，後面他的照片就是他自己的照片，甚至在中國攝影師的照片裏面也我們能夠看到他獨特的氣質，他不怒不哀，照片裏面有非常有力量的東西。他的行動實際上走的是剛纔忻導說的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道路，都在往一個比較完美的地方在走。這個中間每一個腳印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嚴明：我一直是一個在攝影或者創作上的因果論者，拍照就是拍自己，你是什麼樣的人，實際上你就拍什麼樣的照片，那真是一一對應，所有的去處都跟來路有關。現在勸你到街上打劫，你幹不出來，給你頭套和武器也幹不成，因爲你不是那樣的人。我前兩本書說攝影是一個因果，我們從小地方來的人，你看到什麼會心動、會心軟、會捨不得、會在乎，直接主導你去按那個機器。

楊芷茜：據我所知，嚴明老師前幾年的拍攝積累，照片數量其實挺可觀的，下一本有可能又是一本攝影集嗎？

嚴明：最近這一兩年拍攝慢慢增多了。今年秋天我會有一本法文版的書出版，照片比這本增加幾十張。您的問題對我是一個壓力，今年秋冬的時候，創作的季節到來的時候，我要繼續去幹幾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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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那些不再年輕、已爲人父母，開始面對別離和失去的人——當自己的父親離開，當自己成爲父親，面對人生角色的轉換，書寫關於家、關於父母的記憶碎片。一封相隔兩個世界的信，寫給最親的人；一段溫暖人心的故事，寫給摯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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