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高考学子们最大的难题之一是选择学校吧？

我不知道，如果这所学校还在，它是否仍是人们心中的最佳选择。

如果是，我不知道，那是它的荣耀，还是悲哀？

它的名字叫做：西南联大。

1937年9月10日，国民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4月，学校到达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停办，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

在此期间，它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此外，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界泰斗，诸如汪曾祺、殷海光、许渊冲、何炳棣……

有人说：这所学校犹如中国教育史上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

不，这所学校，值得我们一唱再唱，绝不仅是因为这些数字和名字。

01.

星斗其文，赤子其心——沈从文

那一天，那些天。

1937年7月14日，清华园遭日机轰炸。

吴宓教授拥被坐在床上，四周的墙壁被轰炸震动而脱落。面对国难，吴宓痛悔自己因沉浸个人世界而造成的虚弱与虚度，他强烈自责：

生复何用？生复何用？

日记中，他写下了：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这位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其实也有另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没有战火的西方去。

然而于他，这样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1937年7月29日，日本军队的皮靴踏响金水桥，开进了静默的故宫，北平沦陷，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了故都，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还在。

清明月色下，吴有训与冯友兰沿着清华校墙，一同巡夜，斯文如水的他们想以这样的方式守护铁蹄下的校园。

在一片狼藉又静得可怕的校园里，冯友兰泫然欲泣，吟道：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年轻时的陈寅恪

彼时，陈寅恪的悲痛比他的同仁们更为深切，他年逾古稀的父亲，著名爱国词人陈三立，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就拒绝进药进食，为国尽节而死。

父亲的丧事尚在办理之时，陈寅恪就接到了日本人送来的邀请函，要他到日本使馆赴宴。

为日本人做丁点之事都是陈寅恪不能想象的，他决定立马秘密离开北平，只为延续中华文脉，他说：

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北大当时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工作，在日军进城之后，他不顾夫人新丧的悲痛和子女年幼的拖累，在严峻纷乱的局势中，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众多师生安全转移。

然而，他再怎样倾心竭力，亦无法让这所一向傲然的庄严学府免遭践踏。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借此进驻北大红楼。

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大变成了日寇关押拷打爱国学生的地狱。

南开的境况还要惨烈。

南开有一口大钟，原为李鸿章祝寿所铸，和平之时，每年钟响之数，即为南开毕业人数。东北沦丧之后，大钟就以九一八为鸣响之数，声声震耳，警示国人，也令日军不安。

南开校钟

日军对南开仇恨已久。

7月79日，南开大学突遭日军兵营炮击，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珍贵图书和资料化作烟灰。轰炸之后，日军又在校园四处纵火焚烧。

在日军毁校的日子里，大钟不知去向，有说已被熔铸，有说被日军砸成碎块，运往日本。

校长张伯苓听闻苦心沥血经营的校园已成为一片废墟，悲怆不能自已，当场昏厥。

苏醒之后，他对《中央日报》记者说：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这简短慨然的言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信念。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坚韧吟唱：弦诵不绝。

历千万劫仍弦诵不绝。

02.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校歌

西南联大能有如此高度，离不开三位校长公而忘私的精诚合作。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

“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但三位校长以无比高洁的品格，攻克了这个异常困难的考题。

西南联大成立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

"我的表，你带（戴）着。"

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但蒋梦麟转过头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

"三人中，你最年轻，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此后，张伯苓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蒋梦麟长期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主导校务。

谦让亦或承负，他们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

那是他们很早就在心底萌芽，终其一生都为之奋争的梦。

「张伯苓」

1895年，中国在甲午之战中惨败。

威海卫交接那一天，以北洋水师学堂“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的张伯苓，站在伤痕累累的“通济舰”上，眼睁睁地看着战衣不整、精神萎靡的清兵慢吞吞走出来，将黄龙旗降下；

隔一日，又看着步伐整齐、神采奕奕的英军列队而出，米字旗高高飘扬在我山海之上。

这羞辱让他没齿难忘，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1904年10月，在他努力多年之后，南开中学初创，开学之际，张伯苓庄严承诺：

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

他以一生践行了此言。

他的付出无须赘言，因为没有什么比他培养出了怎样的学生更能证明一切：

在他经年累月“不敢作片刻停”的苦心经营下，彼时的南开成为中国最杰出的一所私立大学，守护和滋养那么多生动的青翠的生命：

周恩来、梅贻琦、曹禺、老舍、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陈省身、郭永怀、黄仁宇…..。

然而，1937年7月29日的那场劫难，使张伯苓数十年的心血日夜之间几乎被夷为平地。

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正在庐山开会的张伯苓：

“所有的钥匙都在这儿，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没了的不只是他视若生命的校园。

9月份，他接到蒋介石亲拟的电报：

“四子锡祜所在空军，在江西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他看着电报，脸涨得发紫，只是没有流泪，沉默半晌后，对三儿子张锡祚说：

“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他更是把自己许给了国家。一直，一生。

「梅贻琦」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他被称为：

“永远的校长”。

但这绝不仅是因为时间之长。

1931年梅贻琦回国在清华任职校长后，在给师生们的第一课上，他这样说：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

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也就是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那句你我共知共向往的教育箴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滚热的烫手的雄心，这是栽种，这也是育土。

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中国教育史上用让人景仰的奇迹，始终秉承这一理念的梅贻琦居功奇伟。

对这段历史，梅贻琦曾这样说：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它的责任。

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幸告无罪，是多么谦逊至极的几个字。

梅贻琦对日寇入侵有着清醒的自觉和超前的防范措施，早自1935年始，他就把清华物资进行转移，把一部分设备、图书运到武汉，这批物资后来成为西南联大的主要家当。

在他主持联大校务其间，他不偏不倚，坚持一碗水端平。他还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经营所得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这种民主通达，公正无私的大家风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信服，因此三校虽有竞争，但却奇妙地融合。

有人曾精辟地说：

“关键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他心里没有清华，更没有他自己。

抗战8年，物质极度匮乏。为了筹措资金，协调各种关系，他每年必须在烽火绵延中奔走重庆几次。

他每天步行上班，把分给他个人的汽车让给联大。

有一次他到成都出差，放弃搭乘飞机的便利，不辞辛劳地坐长途邮车，只为给联大省下200美元。

他和妻子、四个孩子住在西仓坡一幢简陋的房子里，白饭拌辣椒就是主食，但是当教育部捐了一笔钱给联大学生时，他却不允许发给同在联大念书的四个孩子一分钱。

1962年，梅贻琦病逝。

他死后，留下一个紧锁的皮箱，人们打开，是一笔清清爽爽的清华庚款账目。

他那么穷，只留下了这么一笔账单，和一个清华。

「蒋梦麟」

1907年，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蒋梦麟第一次去日本，在上野公园的展览会上，他对日本工业的发展深感震惊，但最让他触动的还是一个战绩博物馆。

在这里，他看到了甲午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

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点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

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里游行，高呼万岁。

他孤零零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那时他立誓要实业救国。

1908年的夏天，蒋梦麟参加了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获得录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深造。

改变他命运抉择的是1909年的一个清晨，那天他正预备到农场看挤牛奶，路上碰到一群朝气蓬勃的小孩子去上学，他追思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想到，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

之后他毅然转到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

于是，中国多了一位杰出的校长。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创办浙江大学，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之后，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

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找到他，“请”他到日本在东交民巷的兵营，天黑以前，他只身前往。

日本大佐胁迫他让北大放弃抗日宣传，并提出要把他送到大连。

他断然拒绝。

拒绝的结果是，如上所言，日本兵对北大校园的百般蹂躏。

在北大被占领后，蒋梦麟回家乡告别老父，他不知何日再能见到老人家，只是在临别和父亲郑重说：

“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老父闻之目光炯炯。

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这是那一代学人父子共同的，无可回避的命运。

03.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

西南联大是中国的群星闪耀之地。

闻一多、朱自清、吴宓、郑振铎、金岳霖、吴大猷、吴有训、曾昭抡、叶企孙、赵忠尧、周培源、华罗庚等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足迹。

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足以彪炳千秋，篇幅所限，我们不能一一细叙，仅在此重温两名教授些许事迹，我想在他们，亦能充分体现联大之独特之精神。

他们，一位以才学以狂傲颇负盛名，但最终被联大开除；

另一位，则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刘文典」

西南联大的《文选》课上，名教授刘文典如常走进教室，刚刚开课半小时，他突然就福至心灵一样，神秘兮兮地告诉学生，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再上。

一脸懵逼的年轻人围坐在青草地上，如水月光安静地洒在他们身上，等刘文典打开书，一字一句开始读《月赋》，学子们才恍然明白刘文典的用意，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十五。

讲课乘兴而至，别开生面，是刘文典的拿手菜。

但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的狂傲，不一般的傲。

1928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主持校务，刚掌握大权不久的蒋介石多次想去安徽大学视察，但领导的厚爱非但没让刘文典倍感荣光，他还多次硬生生地拒绝。

蒋介石觉得面子无光，继续坚持，最后终于出现在安徽大学校园里。

可是安徽大学还是给了他个没面子，校园里冷冷清清，压根没有那种隆重热烈，夹道欢呼的场景。

这是因为刘文典事先已放言：“大学不是衙门”。

学校掌门人都如此牛掰，学生们自然也乐得跟着傲娇一把。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问责刘文典。

对话中，刘文典对蒋介石只称“先生”，而不肯称“主席”，蒋很是恼火，冲突激烈时，刘文典甚至指着蒋介石骂：“你就是军阀”。

他不仅傲，也决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刘文典认为必须对日本有深刻认知，方能给予它致命打击。

他为此夜以继日地翻译日本相关资料，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以至第二天上课时嗓子都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但他的亲弟弟刘蕴六不同，七七事变后刘蕴六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一个肥缺，吃饭时还向刘文典炫耀。

刘文典当即大怒，摔掉筷子说：“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

又郑重说：“新贵往来杂杳无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毅然将与他相依为命多年的弟弟逐出家门。

他也有自己的深情和谦恭。

1938年5月22日，刘文典到达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

他一路颠沛流离，早已衣衫褴褛，拄着棍子，如流浪乞丐一般，可当他抬眼看到风中飘扬的国旗，立马肃立，整理衣衫，向国旗郑重三鞠躬。

等他礼毕抬头，已满脸是泪。

西南联大常常遭日寇炮轰，在一次袭击中，师生们都急忙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半途，路遇沈从文，他竟然对沈从文说：

“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

刘文典这番话固然傲慢无礼，但是亦有他的底气在，彼时，乃至今日，在国学造诣上能和他比肩的的确无几。

但是，最终，他却被是唯一一位被联大开除的教授。

1931年，刘文典长子去世后，染上鸦片烟瘾，但囊中羞涩，1943年曾在云南磨黑逗留过数月，给当地大盐商张孟希讲学，写墓志铭。张孟希则供应他充裕衣食以及上好烟土。

西南联大得悉此事后，觉得刘文典此行实在有损师德，最终将他解聘。

此后，一代国学大师离开了中原的文化中心地带，蛰居云南，人物风采亦自此悄然中灭。

也曾有人觉得刘文典被解聘着实可惜，但西南联大不顾刘文典的学识名望，依然做出此举，也着实昭显了一座名校应有的清洁和尊严，和它不为任何人动摇的原则。

在那次跑空袭中，刘文典在对沈从文嘲讽的同时，却又要竭力保护另一个人：陈寅恪。

陈寅恪眼睛不好，刘文典生怕他有所闪失，他一边搀扶着陈寅恪跑，一边高喊：

“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

刘文典恃才傲物，能入他法眼的没几个人，但他在陈寅恪面前，总如小迷弟一般。

他曾认真地说，对陈先生人格学问，不是万分敬佩，是十二万分地敬佩。

的确，陈寅恪先生，他值得，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

1939年，陈寅恪从香港辗转到达昆明，双眼已几近失明的他又出现在讲堂上。

他先在黑板上写好重点，然后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有时他也让学生读文章，他们读错一个字都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典籍就像长在他心上。

学生们却不惊讶，他们早已闻得他大名。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彼时的他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但很快人人都惊叹他的博学和识见，人们叫他：教授中的教授。

他当之无愧。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十四国语言，包括全世界都没几个人精通的巴利文，突厥文，梵文，以及匈牙利的马扎儿文。

他上课，一开始慕名而来的人非常多，后来因为听不懂，人越来越少，但即使只有一个人听课，他都一样的认真，一样的热忱。

有人说“他对教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可这背后是他每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到深夜，即使在他右眼视网膜脱落致盲，左眼也只剩微弱视力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天不在坚持备课和写作。

他的眼病真的是累出来的。

也不只是累。

牛津大学曾屡次邀请他做汉学教授，陈寅恪屡次拒绝。他不去，牛津大学就虚位以待。

1939年，陈寅恪考虑到可到英国医治眼疾，才准备接受这一教职。但这时，欧洲战火亦起，在他行至香港后不久，此地就落于日本人之手。

流落在香港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他的一个朋友说，有一次去看陈寅恪，才知道他已经挨饿两三天了。

其实也可以不那么苦，日本占领军司令常派宪兵往他家里送食物，可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妻子就往外拖。

这样做的结果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邓广铭有次去看他，他躺在床上呻吟，说我坚持不住了。可又说，我不能死，写不完这书稿，我不能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心心念念的书稿《元白诗笺证稿》也终于完成，可也就在这一天，他发现自己彻底失明了。这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让大女儿流求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女作家张曼菱曾这样写到：“当蒙自南湖的荷花绽放，孤身的患着眼疾的陈寅恪就住在湖畔楼上。……

我常常琢磨他那种‘天下无路’的感觉，感到一种寒夜的凄凉，和蒲草磐石的坚韧。无路也是路。”

无路也是路。

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大风暴中，他饱受凌辱摧残，即使他瘫痪在床了，即使他只能沉默，这位扶杖的眼盲学者的身影，亦有一种神圣的、必须敬畏的力量。

正如张曼菱所言：他是西南联大一个灵魂型的人物。

有他在，就有一份家国的分量，一份历史的分量。

有他在，就无路也是路。

04.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西南联大校歌

我们景仰西南联大，因为它难以逾越的成就，亦是因为这样的成就，涌现于我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境况中。

今日云南师大的校园，保留着一间陈旧的联大教室，低矮泥黄的土墙，铁皮的屋顶。

下雨时，雨声叮叮当当敲在屋顶上，让人无法讲课，一位老师曾在黑板上无奈写下：

“现在停课赏雨”。

电影《无问西东》中“停课赏雨”场景

这样最简陋不过的大学校舍，却是出自大家之手。

初到昆时明，联大只能靠租借民房。

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校舍，但在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梅校长却又一遍遍否定了他们的心血之作。

在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

“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其实比梁思成更无奈，但他只能恳切地对这位著名建筑学家说：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

半年之后，一座座茅草房坐落在了西南联大的校园。

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教授们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要说：“我是教授。”

乞丐闻声便走，连他们也知道，教授们穷得叮当响。

这绝非夸张。

为了生存，教授们不得不各展其能，卖衣、卖印、卖字卖画，闻一多日夜治印，手上全是老茧伤痕。

闻一多治印

为了生存。吴有训太太熬夜刺绣，物理教授赵忠尧在汽油桶里自己烧制肥皂。

即使是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非常艰难，他的夫人韩咏华曾回忆，有一次家里没钱招待客人，她只得赶紧跑到街上，铺上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

梅夫人还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卖，取名“定胜糕”。

但最让人唏嘘感动的并不是他们的艰辛，而是，当教育部闻知他们的困境后，勉力拿出一笔钱要补助教师们。

西南联大为此专门召开会议，最终的决定是：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救济。

这一次，他们的话没那么有文采，只是简单说：

“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

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05.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缪弘

在今日云南师大的校园内有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从军学生不完整名单。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长沙临时大学时期295人从军学子绝大多数未列入。

两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从军人数比例高达14%。

这里面有“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黄宏嘉，有著名翻译家许渊冲…..

是的，还有写下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穆旦。

穆旦

1942年2月，身为西南联大外文系青年教师的穆旦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杜聿明将军)随军翻译。

4月底至5月，力战不敌的远征军陆续退却，一部分退往滇西与日军隔怒汀对峙，一部分撤往印度。

在日本人的穷追中，23岁的穆旦和他的战友们穿越了野人山。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

“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大得可怕的蚊虫以及干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

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

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但文字还是很难形容出这座莽莽丛林的全部恐怖，在过野人山时穆旦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

他的腿肿了，还得了致命性的痢疾，有一次断粮达八天之久，他还是活过来了，

那段让人发疯的经历，穆旦几乎从不愿提起，王佐良说：

“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

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

“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

吴宓在日记中写到：“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可泣可歌的人和事，那么多。

1942年，吴宓教授在日记中还写到：

“黄维随军退归。六月十五日，在车里渡澜沧江，……维与马俱堕水中。及马救出，而维已被急流裹去，渺无形迹矣！闻耗，深为伤痛。”

黄维是吴宓一向极喜爱的学生，1941年应征时他是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也是联大学生社团“石社”的核心人物。

他本可以去条件较好的“飞虎队”，但他放弃了，选择了凶险未知的缅甸远征。

缪弘，1943年入学。在联大五次输血后，他写过一首诗：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劳忘记。

1944年他随美军和中国鸿翔部队空降到敌后作战，反攻桂林时，他奋勇冲锋直至牺牲，那一年，他还不满19岁。

这些全国最优秀的学子，都以自己的热血、浇灌了这片苦难破碎的土地。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他们，已静默无声，与这葱茏草木同呼同吸，我们亦该勿失勿忘。

06.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今日，我们为什么要对西南联大屡屡回望？

不，不只是景仰并要铭记它的荣耀和苦难，更绝非是怀恋亦或讴歌那个时代。

我们深知，那是一个埋藏巨大悲伤的时代，风雨如晦，山河破碎，那个时代的学子们，在战乱纷争在颠沛流离中，常常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

是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动荡苦痛中，凸显的那些先生们、学子们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心境澄澈，坚守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与风骨。

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理想和人格，更犹如灯塔，燃亮了破碎山河，和这个民族苍凉又年轻的心灵。

不，也不仅仅是这些，还有那些实实在在的。

比如，李四光的女婿邹承鲁院士说：

“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

越是普通的课，越是有名的大师教。

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课，是吴有训教；微积分课，是杨武之教。”

比如，汪曾祺回忆：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闻一多

金岳霖

比如，当代作家，写下《西南联大行思录》的张曼菱说：

“由于师资充裕，常常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程，如一年级国文课，全校共同必修。

讲课的教师中有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等十来位教师，讲授各有特色，风格观点纷呈，师承流派各异。”

比如，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对张曼菱说过：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出来。

也许一切都不必过多述说，你和我，多少还是承认：

它是昔日教育之荣光，亦为当今中国教育立镜。

无论何夕何年，都值得我们一唱再唱。

✒️

作者：樊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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