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高考學子們最大的難題之一是選擇學校吧？

我不知道，如果這所學校還在，它是否仍是人們心中的最佳選擇。

如果是，我不知道，那是它的榮耀，還是悲哀？

它的名字叫做：西南聯大。

1937年9月10日，國民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4月，學校到達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停辦，共存在了8年零11個月。

在此期間，它培育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此外，還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各界泰斗，諸如汪曾祺、殷海光、許淵衝、何炳棣……

有人說：這所學校猶如中國教育史上難以逾越的珠穆朗瑪峯。

不，這所學校，值得我們一唱再唱，絕不僅是因爲這些數字和名字。

01.

星斗其文，赤子其心——沈從文

那一天，那些天。

1937年7月14日，清華園遭日機轟炸。

吳宓教授擁被坐在牀上，四周的牆壁被轟炸震動而脫落。面對國難，吳宓痛悔自己因沉浸個人世界而造成的虛弱與虛度，他強烈自責：

生復何用？生復何用？

日記中，他寫下了：

聞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後或自殺，或爲僧，或抗節，或就義。

這位哈佛大學的高材生其實也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到沒有戰火的西方去。

然而於他，這樣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1937年7月29日，日本軍隊的皮靴踏響金水橋，開進了靜默的故宮，北平淪陷，中國軍隊被迫撤出了故都，那些手無寸鐵的人，還在。

清明月色下，吳有訓與馮友蘭沿着清華校牆，一同巡夜，斯文如水的他們想以這樣的方式守護鐵蹄下的校園。

在一片狼藉又靜得可怕的校園裏，馮友蘭泫然欲泣，吟道：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年輕時的陳寅恪

彼時，陳寅恪的悲痛比他的同仁們更爲深切，他年逾古稀的父親，著名愛國詞人陳三立，在日軍佔領北平後，就拒絕進藥進食，爲國盡節而死。

父親的喪事尚在辦理之時，陳寅恪就接到了日本人送來的邀請函，要他到日本使館赴宴。

爲日本人做丁點之事都是陳寅恪不能想象的，他決定立馬祕密離開北平，只爲延續中華文脈，他說：

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爲根基。

北大當時由鄭天挺教授主持工作，在日軍進城之後，他不顧夫人新喪的悲痛和子女年幼的拖累，在嚴峻紛亂的局勢中，全部身心用於保護校產和組織衆多師生安全轉移。

然而，他再怎樣傾心竭力，亦無法讓這所一向傲然的莊嚴學府免遭踐踏。

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發現抗日宣傳品，藉此進駐北大紅樓。

維持會查封了北大二院，北大變成了日寇關押拷打愛國學生的地獄。

南開的境況還要慘烈。

南開有一口大鐘，原爲李鴻章祝壽所鑄，和平之時，每年鐘響之數，即爲南開畢業人數。東北淪喪之後，大鐘就以九一八爲鳴響之數，聲聲震耳，警示國人，也令日軍不安。

南開校鍾

日軍對南開仇恨已久。

7月79日，南開大學突遭日軍兵營炮擊，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珍貴圖書和資料化作菸灰。轟炸之後，日軍又在校園四處縱火焚燒。

在日軍毀校的日子裏，大鐘不知去向，有說已被熔鑄，有說被日軍砸成碎塊，運往日本。

校長張伯苓聽聞苦心瀝血經營的校園已成爲一片廢墟，悲愴不能自已，當場昏厥。

甦醒之後，他對《中央日報》記者說：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

這簡短慨然的言辭，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信念。更是從歷史深處傳來的堅韌吟唱：弦誦不絕。

歷千萬劫仍弦誦不絕。

02.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西南聯大校歌

西南聯大能有如此高度，離不開三位校長公而忘私的精誠合作。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北大前校長蔣夢麟回憶說：

“在戰亂中的年代，與兩所不同校風的大學及性情各異的教授合作，無異難上加難。”

但三位校長以無比高潔的品格，攻克了這個異常困難的考題。

西南聯大成立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

"我的表，你帶（戴）着。"

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但蔣夢麟轉過頭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

"三人中，你最年輕，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

此後，張伯苓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蔣夢麟長期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期留於昆明，主導校務。

謙讓亦或承負，他們都只是爲了一個目的：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

那是他們很早就在心底萌芽，終其一生都爲之奮爭的夢。

「張伯苓」

1895年，中國在甲午之戰中慘敗。

威海衛交接那一天，以北洋水師學堂“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的張伯苓，站在傷痕累累的“通濟艦”上，眼睜睜地看着戰衣不整、精神萎靡的清兵慢吞吞走出來，將黃龍旗降下；

隔一日，又看着步伐整齊、神采奕奕的英軍列隊而出，米字旗高高飄揚在我山海之上。

這羞辱讓他沒齒難忘，他在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

1904年10月，在他努力多年之後，南開中學初創，開學之際，張伯苓莊嚴承諾：

寧以身殉，不爲利誘，終身從事教育，不爲官。

他以一生踐行了此言。

他的付出無須贅言，因爲沒有什麼比他培養出了怎樣的學生更能證明一切：

在他經年累月“不敢作片刻停”的苦心經營下，彼時的南開成爲中國最傑出的一所私立大學，守護和滋養那麼多生動的青翠的生命：

周恩來、梅貽琦、曹禺、老舍、吳大猷、范文瀾、熊十力、陳省身、郭永懷、黃仁宇…..。

然而，1937年7月29日的那場劫難，使張伯苓數十年的心血日夜之間幾乎被夷爲平地。

時值暑假，負責留守學校的教務長拿着所有房間的鑰匙，南下找到正在廬山開會的張伯苓：

“所有的鑰匙都在這兒，但是我們的學校沒了。”

沒了的不只是他視若生命的校園。

9月份，他接到蔣介石親擬的電報：

“四子錫祜所在空軍，在江西奉命赴前線，中途失事，機毀人亡。”

他看着電報，臉漲得發紫，只是沒有流淚，沉默半晌後，對三兒子張錫祚說：

“我早就把他許給國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給國家立大功，這是遺憾。”

他更是把自己許給了國家。一直，一生。

「梅貽琦」

梅貽琦一生服務清華長達47年，擔任校長31年，他被稱爲：

“永遠的校長”。

但這絕不僅是因爲時間之長。

1931年梅貽琦回國在清華任職校長後，在給師生們的第一課上，他這樣說：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墮落。

我希望清華在學術方面應該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

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

也就是在這次演說中，他提出了那句你我共知共嚮往的教育箴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是滾熱的燙手的雄心，這是栽種，這也是育土。

西南聯大能夠創造中國教育史上用讓人景仰的奇蹟，始終秉承這一理念的梅貽琦居功奇偉。

對這段歷史，梅貽琦曾這樣說：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它的責任。

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

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敢說一句‘幸告無罪’。”

幸告無罪，是多麼謙遜至極的幾個字。

梅貽琦對日寇入侵有着清醒的自覺和超前的防範措施，早自1935年始，他就把清華物資進行轉移，把一部分設備、圖書運到武漢，這批物資後來成爲西南聯大的主要家當。

在他主持聯大校務其間，他不偏不倚，堅持一碗水端平。他還把工學院清華服務社經營所得作爲額外的月薪，發給三校教員。

這種民主通達，公正無私的大家風度，從一開始就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和信服，因此三校雖有競爭，但卻奇妙地融合。

有人曾精闢地說：

“關鍵在於梅校長的‘大’，他心中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他心裏沒有清華，更沒有他自己。

抗戰8年，物質極度匱乏。爲了籌措資金，協調各種關係，他每年必須在烽火綿延中奔走重慶幾次。

他每天步行上班，把分給他個人的汽車讓給聯大。

有一次他到成都出差，放棄搭乘飛機的便利，不辭辛勞地坐長途郵車，只爲給聯大省下200美元。

他和妻子、四個孩子住在西倉坡一幢簡陋的房子裏，白飯拌辣椒就是主食，但是當教育部捐了一筆錢給聯大學生時，他卻不允許發給同在聯大唸書的四個孩子一分錢。

1962年，梅貽琦病逝。

他死後，留下一個緊鎖的皮箱，人們打開，是一筆清清爽爽的清華庚款賬目。

他那麼窮，只留下了這麼一筆賬單，和一個清華。

「蔣夢麟」

1907年，出生在浙江餘姚一個小村莊的蔣夢麟第一次去日本，在上野公園的展覽會上，他對日本工業的發展深感震驚，但最讓他觸動的還是一個戰績博物館。

在這裏，他看到了甲午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感到慚愧得無地自容。

夜間整個公園被幾萬盞點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

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燈籠在公園裏遊行，高呼萬歲。

他孤零零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着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那時他立誓要實業救國。

1908年的夏天，蔣夢麟參加了浙江省官費留美考試，獲得錄取，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農學院深造。

改變他命運抉擇的是1909年的一個清晨，那天他正預備到農場看擠牛奶，路上碰到一羣朝氣蓬勃的小孩子去上學，他追思中國曆代興衰的前因後果，忽然想到，我在這裏研究如何培育動物和植物，爲什麼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

之後他毅然轉到社會科學院，選教育爲主科。

於是，中國多了一位傑出的校長。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創辦浙江大學，擔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之後，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北大教授發表宣言，聲明誓死反對。

一個日本憲兵到北大找到他，“請”他到日本在東交民巷的兵營，天黑以前，他隻身前往。

日本大佐脅迫他讓北大放棄抗日宣傳，並提出要把他送到大連。

他斷然拒絕。

拒絕的結果是，如上所言，日本兵對北大校園的百般蹂躪。

在北大被佔領後，蔣夢麟回家鄉告別老父，他不知何日再能見到老人家，只是在臨別和父親鄭重說：

“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

老父聞之目光炯炯。

蔣父在送走了兒子後，退避深山，茲後，在對兒子和勝利的盼望中辭世。

這是那一代學人父子共同的，無可迴避的命運。

03.

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馮友蘭

西南聯大是中國的羣星閃耀之地。

聞一多、朱自清、吳宓、鄭振鐸、金嶽霖、吳大猷、吳有訓、曾昭掄、葉企孫、趙忠堯、周培源、華羅庚等等都曾在這裏留下身影足跡。

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足以彪炳千秋，篇幅所限，我們不能一一細敘，僅在此重溫兩名教授些許事蹟，我想在他們，亦能充分體現聯大之獨特之精神。

他們，一位以才學以狂傲頗負盛名，但最終被聯大開除；

另一位，則被稱爲：教授中的教授。

「劉文典」

西南聯大的《文選》課上，名教授劉文典如常走進教室，剛剛開課半小時，他突然就福至心靈一樣，神祕兮兮地告訴學生，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再上。

一臉懵逼的年輕人圍坐在青草地上，如水月光安靜地灑在他們身上，等劉文典打開書，一字一句開始讀《月賦》，學子們才恍然明白劉文典的用意，這一天是農曆五月十五。

講課乘興而至，別開生面，是劉文典的拿手菜。

但最爲世人所知的，是他的狂傲，不一般的傲。

1928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主持校務，剛掌握大權不久的蔣介石多次想去安徽大學視察，但領導的厚愛非但沒讓劉文典倍感榮光，他還多次硬生生地拒絕。

蔣介石覺得面子無光，繼續堅持，最後終於出現在安徽大學校園裏。

可是安徽大學還是給了他個沒面子，校園裏冷冷清清，壓根沒有那種隆重熱烈，夾道歡呼的場景。

這是因爲劉文典事先已放言：“大學不是衙門”。

學校掌門人都如此牛掰，學生們自然也樂得跟着傲嬌一把。

後來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問責劉文典。

對話中，劉文典對蔣介石只稱“先生”，而不肯稱“主席”，蔣很是惱火，衝突激烈時，劉文典甚至指着蔣介石罵：“你就是軍閥”。

他不僅傲，也決絕。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步步緊逼，劉文典認爲必須對日本有深刻認知，方能給予它致命打擊。

他爲此夜以繼日地翻譯日本相關資料，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以至第二天上課時嗓子都啞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但他的親弟弟劉蘊六不同，七七事變後劉蘊六在冀東日僞政府謀到一個肥缺，喫飯時還向劉文典炫耀。

劉文典當即大怒，摔掉筷子說：“我有病，不與管廷同餐”；

又鄭重說：“新貴往來雜杳無不利於著書，管廷自今日始另擇新居”，毅然將與他相依爲命多年的弟弟逐出家門。

他也有自己的深情和謙恭。

1938年5月22日，劉文典到達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

他一路顛沛流離，早已衣衫襤褸，拄着棍子，如流浪乞丐一般，可當他抬眼看到風中飄揚的國旗，立馬肅立，整理衣衫，向國旗鄭重三鞠躬。

等他禮畢抬頭，已滿臉是淚。

西南聯大常常遭日寇炮轟，在一次襲擊中，師生們都急忙四處躲避，劉文典跑到半途，路遇沈從文，他竟然對沈從文說：

“你跑什麼？我跑，是因爲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講《莊子》了。”

劉文典這番話固然傲慢無禮，但是亦有他的底氣在，彼時，乃至今日，在國學造詣上能和他比肩的的確無幾。

但是，最終，他卻被是唯一一位被聯大開除的教授。

1931年，劉文典長子去世後，染上鴉片煙癮，但囊中羞澀，1943年曾在雲南磨黑逗留過數月，給當地大鹽商張孟希講學，寫墓誌銘。張孟希則供應他充裕衣食以及上好煙土。

西南聯大得悉此事後，覺得劉文典此行實在有損師德，最終將他解聘。

此後，一代國學大師離開了中原的文化中心地帶，蟄居雲南，人物風采亦自此悄然中滅。

也曾有人覺得劉文典被解聘着實可惜，但西南聯大不顧劉文典的學識名望，依然做出此舉，也着實昭顯了一座名校應有的清潔和尊嚴，和它不爲任何人動搖的原則。

在那次跑空襲中，劉文典在對沈從文嘲諷的同時，卻又要竭力保護另一個人：陳寅恪。

陳寅恪眼睛不好，劉文典生怕他有所閃失，他一邊攙扶着陳寅恪跑，一邊高喊：

“保護國粹要緊，保護國粹要緊”。

劉文典恃才傲物，能入他法眼的沒幾個人，但他在陳寅恪面前，總如小迷弟一般。

他曾認真地說，對陳先生人格學問，不是萬分敬佩，是十二萬分地敬佩。

的確，陳寅恪先生，他值得，十二萬分的敬佩。

「陳寅恪」

1939年，陳寅恪從香港輾轉到達昆明，雙眼已幾近失明的他又出現在講堂上。

他先在黑板上寫好重點，然後坐在椅子上，閉着眼睛開始講。有時他也讓學生讀文章，他們讀錯一個字都逃不過他的耳朵，那些典籍就像長在他心上。

學生們卻不驚訝，他們早已聞得他大名。

1926年，36歲的陳寅恪成爲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彼時的他一無學位二無著作，但很快人人都驚歎他的博學和識見，人們叫他：教授中的教授。

他當之無愧。

陳寅恪學貫中西，通曉十四國語言，包括全世界都沒幾個人精通的巴利文，突厥文，梵文，以及匈牙利的馬紮兒文。

他上課，一開始慕名而來的人非常多，後來因爲聽不懂，人越來越少，但即使只有一個人聽課，他都一樣的認真，一樣的熱忱。

有人說“他對教書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

可這背後是他每天都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到深夜，即使在他右眼視網膜脫落致盲，左眼也只剩微弱視力的情況下，他也沒有一天不在堅持備課和寫作。

他的眼病真的是累出來的。

也不只是累。

牛津大學曾屢次邀請他做漢學教授，陳寅恪屢次拒絕。他不去，牛津大學就虛位以待。

1939年，陳寅恪考慮到可到英國醫治眼疾，才準備接受這一教職。但這時，歐洲戰火亦起，在他行至香港後不久，此地就落於日本人之手。

流落在香港的日子過得非常清苦，他的一個朋友說，有一次去看陳寅恪，才知道他已經捱餓兩三天了。

其實也可以不那麼苦，日本佔領軍司令常派憲兵往他家裏送食物，可憲兵往屋裏搬，陳寅恪和妻子就往外拖。

這樣做的結果是他的身體每況愈下，鄧廣銘有次去看他，他躺在牀上呻吟，說我堅持不住了。可又說，我不能死，寫不完這書稿，我不能死。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心心念唸的書稿《元白詩箋證稿》也終於完成，可也就在這一天，他發現自己徹底失明瞭。這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讓大女兒流求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

女作家張曼菱曾這樣寫到：“當蒙自南湖的荷花綻放，孤身的患着眼疾的陳寅恪就住在湖畔樓上。……

我常常琢磨他那種‘天下無路’的感覺，感到一種寒夜的淒涼，和蒲草磐石的堅韌。無路也是路。”

無路也是路。

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大風暴中，他飽受凌辱摧殘，即使他癱瘓在牀了，即使他只能沉默，這位扶杖的眼盲學者的身影，亦有一種神聖的、必須敬畏的力量。

正如張曼菱所言：他是西南聯大一個靈魂型的人物。

有他在，就有一份家國的分量，一份歷史的分量。

有他在，就無路也是路。

04.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西南聯大校歌

我們景仰西南聯大，因爲它難以逾越的成就，亦是因爲這樣的成就，湧現於我們難以想象的艱難境況中。

今日雲南師大的校園，保留着一間陳舊的聯大教室，低矮泥黃的土牆，鐵皮的屋頂。

下雨時，雨聲叮叮噹噹敲在屋頂上，讓人無法講課，一位老師曾在黑板上無奈寫下：

“現在停課賞雨”。

電影《無問西東》中“停課賞雨”場景

這樣最簡陋不過的大學校舍，卻是出自大家之手。

初到昆時明，聯大隻能靠租借民房。

梅貽琦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校舍，但在此後兩個月的時間裏，梅校長卻又一遍遍否定了他們的心血之作。

在改到第五遍時，梁思成忍無可忍：

“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梅貽琦其實比梁思成更無奈，但他只能懇切地對這位著名建築學家說：

“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

半年之後，一座座茅草房坐落在了西南聯大的校園。

有個廣爲人知的故事：教授們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要說：“我是教授。”

乞丐聞聲便走，連他們也知道，教授們窮得叮噹響。

這絕非誇張。

爲了生存，教授們不得不各展其能，賣衣、賣印、賣字賣畫，聞一多日夜治印，手上全是老繭傷痕。

聞一多治印

爲了生存。吳有訓太太熬夜刺繡，物理教授趙忠堯在汽油桶裏自己燒製肥皂。

即使是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非常艱難，他的夫人韓詠華曾回憶，有一次家裏沒錢招待客人，她只得趕緊跑到街上，鋪上油布擺地攤，把孩子不穿的衣服賣掉。

梅夫人還和潘光旦、袁復禮兩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點賣，取名“定勝糕”。

但最讓人唏噓感動的並不是他們的艱辛，而是，當教育部聞知他們的困境後，勉力拿出一筆錢要補助教師們。

西南聯大爲此專門召開會議，最終的決定是：所有的教師聯名拒絕救濟。

這一次，他們的話沒那麼有文采，只是簡單說：

“在全民族都爲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大後方還有許多的人民生活比我們還要艱難；

面對中國的百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接受政府的補助呢？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05.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繆弘

在今日雲南師大的校園內有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背面，鐫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時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從軍學生不完整名單。

由於當時條件所限，長沙臨時大學時期295人從軍學子絕大多數未列入。

兩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從軍人數比例高達14%。

這裏面有“世界光導纖維之父”的黃宏嘉，有著名翻譯家許淵衝…..

是的，還有寫下著名詩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穆旦。

穆旦

1942年2月，身爲西南聯大外文系青年教師的穆旦參加了中國遠征軍，任司令部(杜聿明將軍)隨軍翻譯。

4月底至5月，力戰不敵的遠征軍陸續退卻，一部分退往滇西與日軍隔怒汀對峙，一部分撤往印度。

在日本人的窮追中，23歲的穆旦和他的戰友們穿越了野人山。

杜聿明在回憶錄中說：

“原始森林內潮溼特甚，螞蟥、大得可怕的蚊蟲以及幹奇百怪的小巴蟲到處皆是，螞蟥叮咬．破傷風病隨之而來，瘧疾、迴歸熱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爲流行”。

一個發高燒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蟥吸血，螞蟻啃齧，大雨侵蝕沖洗，數小時內即變爲白骨。

官兵死傷累累，前後相繼，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觸目驚心。

但文字還是很難形容出這座莽莽叢林的全部恐怖，在過野人山時穆旦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

他的腿腫了，還得了致命性的痢疾，有一次斷糧達八天之久，他還是活過來了，

那段讓人發瘋的經歷，穆旦幾乎從不願提起，王佐良說：

“只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

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說到他對於大地的懼怕，原始的雨，森林裏奇異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長，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屍身，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

“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着。”

吳宓在日記中寫到：“錚述從軍的見聞經歷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泣可歌。不及論述……”

可泣可歌的人和事，那麼多。

1942年，吳宓教授在日記中還寫到：

“黃維隨軍退歸。六月十五日，在車裏渡瀾滄江，……維與馬俱墮水中。及馬救出，而維已被急流裹去，渺無形跡矣！聞耗，深爲傷痛。”

黃維是吳宓一向極喜愛的學生，1941年應徵時他是外文系四年級的學生，也是聯大學生社團“石社”的核心人物。

他本可以去條件較好的“飛虎隊”，但他放棄了，選擇了兇險未知的緬甸遠征。

繆弘，1943年入學。在聯大五次輸血後，他寫過一首詩：

沒有足夠的糧食，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一的剩餘。…….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勞忘記。

1944年他隨美軍和中國鴻翔部隊空降到敵後作戰，反攻桂林時，他奮勇衝鋒直至犧牲，那一年，他還不滿19歲。

這些全國最優秀的學子，都以自己的熱血、澆灌了這片苦難破碎的土地。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着密雨，還吹着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他們，已靜默無聲，與這蔥蘢草木同呼同吸，我們亦該勿失勿忘。

06.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

今日，我們爲什麼要對西南聯大屢屢回望？

不，不只是景仰並要銘記它的榮耀和苦難，更絕非是懷戀亦或謳歌那個時代。

我們深知，那是一個埋藏巨大悲傷的時代，風雨如晦，山河破碎，那個時代的學子們，在戰亂紛爭在顛沛流離中，常常連一張安靜的書桌都放不下。

是因爲，正是在這樣的動盪苦痛中，凸顯的那些先生們、學子們的意義和價值。

他們心境澄澈，堅守了這個民族的文化與風骨。

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理想和人格，更猶如燈塔，燃亮了破碎山河，和這個民族蒼涼又年輕的心靈。

不，也不僅僅是這些，還有那些實實在在的。

比如，李四光的女婿鄒承魯院士說：

“西南聯大的傳統就是：

越是普通的課，越是有名的大師教。

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學。我上普通物理課，是吳有訓教；微積分課，是楊武之教。”

比如，汪曾祺回憶：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聞一多

金嶽霖

比如，當代作家，寫下《西南聯大行思錄》的張曼菱說：

“由於師資充裕，常常幾位教授同時開講一門課程，如一年級國文課，全校共同必修。

講課的教師中有李廣田、沈從文、餘冠英等十來位教師，講授各有特色，風格觀點紛呈，師承流派各異。”

比如，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曾對張曼菱說過：西南聯大的學生，不是一個模子出來。

也許一切都不必過多述說，你和我，多少還是承認：

它是昔日教育之榮光，亦爲當今中國教育立鏡。

無論何夕何年，都值得我們一唱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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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曉敏

圖片：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