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回忆说:“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龚澎与乔冠华结婚后, 于1943年底怀孕了。


龚澎, 1914年10月10日生于日本横滨, 祖籍安徽省合肥市。父亲龚镇洲思想进步, 爱好书画, 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 参加过辛亥革命, 被孙中山任命为陆军第35旅旅长, 曾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 有“铁血大将”之称。母亲徐文, 是辛亥革命期间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黄兴夫人徐崇汉的堂妹。龚澎出生时, 正是她父亲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而遭通缉, 举家流亡日本。父亲正直爱国, 强烈反对专制统治, 在动荡中度过一生。而她和姐姐龚普生也就从小跟随父母在动荡不安和到处迁徙中生活, 从日本漂泊到南洋, 然后到广州, 最后重返上海。袁世凯死后, 龚镇洲回国任虎门总指挥, 负责守护南国边疆。在革命气氛高涨的广州, 她父亲带领她与姐姐一起去总统府, 正巧遇见身穿深绿花格子长袍的孙中山先生, 给她印象颇深。

龚澎的幼年生活是跟随父母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但父亲在奔走革命之际, 不忘对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 这使她们始终能够在温馨的家庭中得以健康地成长。待她们稍明事理, 龚镇洲又经常以亲身经历给两姐妹讲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 这又使她们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朴素的爱国思想、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

1933年夏, 19岁的龚澎考入知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她阅读了许多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 尤其酷爱进步刊物, 她被史沫特莱所写的介绍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文章所吸引, 对陕北革命根据地所神往, 决意要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员。龚澎不满现实, 追求进步, 她常和同学中的进步分子姚依林、黄华、黄敬、陈翰伯等一起到老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位于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的家, 听取斯诺关于国内外的最新消息 (这些消息常常被国民党封锁) , 讨论时局, 交流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

龚澎不仅容貌天生丽质, 才华也异常出众。她兴趣广泛, 知识渊博, 既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 又能写一手极好的文章, 其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文字的驾驭功夫都很娴熟。1935年12月, 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爆发了, 燕京大学是发祥地之一, 燕大学生会发挥了重要作用。龚澎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担任示威游行的大队长。她施展自己的才干, 在游行中英勇坚强, 爬上西直门城洞, 一举打开城门, 让学生示威游行队伍顺利进城。人们似乎也很难想象, 当年就是这位被誉为燕京大学“校花”的才女, 居然还是“一二.九”运动中第一个报名参加“敢死队”的巾帼英雄!她那一如其父的坚强性格以及挥臂带领“敢死队”冲破军警防线时的飒爽英姿, 给当时的一大批青年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龚澎在同学中颇有声望, 成了学生们心目中的“花木兰”。1936年, 经陈洁介绍, 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龚澎大学毕业后, 回到上海, 在圣玛利亚女中任教并兼任赈济工作, 半年后即告别父母离开上海。龚澎行前虽没有说明她的真正去向, 但她的父母似乎十分清楚了然。当时, 龚镇洲对女儿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选择道路的话, 你认为是正确的, 你就不要回头;如果想回头的话, 家里的门是不会朝着你开的!”她于1938年来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第22队学习, 后入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在此期间, 她因为英文基础好, 尤其是口语流利, 深得毛泽东主席的赏识, 曾担任他的英文翻译。1939年9月, 龚澎随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去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分配在秘书处工作。1939年除夕, 她和新来的朱德的秘书刘文华相爱了。刘文华, 祖籍河北省大兴县。在北平江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专攻水利, 在此期间, 他参加了当地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国际反帝大同盟,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 各国旅居德国的共产党员, 都必须直属德国共产党领导, 包括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都被编在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中国语言组受双重领导, 既归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 又归德国共产党领导。当时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是王炳南。刘文华在他领导下, 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主编了油印的《中国出路》和《抗日救亡》杂志。后来, 他响应祖国的召唤, 参加八路军, 投身抗战的洪流。龚澎和刘文华经过一年多的恋爱, 在彭德怀的促成下, 于1940年8月在太行山抗日前线的一个小山村里结了婚。他们两个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只是在村前一棵大树上, 刻上夫妇俩的名字和结婚日期, 作为结婚纪念。婚后不到一个月, 上级决定, 调龚澎到重庆担任中共驻渝办事处新闻员、周恩来的英文秘书, 后任南方局外事组成员。在龚澎奉命赴渝之前, 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 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 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 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 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刘文华则留下担任彭德怀的秘书, 后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其间, 龚澎夫妇俩只能通过鱼雁传书。

1942年, 龚澎先是连续三天高烧不退, 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 大夫说是感冒, 打了两天针之后, 不仅高烧未退, 烧得她昏迷不省, 而且左腿从臀部至膝盖都红肿了起来, 再到医院检查, 原因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积化脓, 住进重庆市民医院, 由医生李颢在其臀部开了一刀, 挤出一大盆脓血。高烧倒是退了, 可伤口却老是不见愈合, 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在床上, 不能动弹。她疼得难受, 也急得要命。接着, 对龚澎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父亲龚镇洲, 在桂林不幸去世。随即, 与龚澎成婚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丈夫刘文华, 在随军作战的行军途中突发盲肠炎并引起腹膜炎, 医疗条件本来就差, 加之军务倥偬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一病不起, 最后竟英年早逝。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此时, 龚澎刚刚遭受了丧父之痛的沉重打击, 周恩来不忍心让她再受刺激。于是将这一噩耗暂时隐瞒了起来。周恩来是在龚澎调来重庆之后才知道她与刘文华新婚离别的情况的。为此, 他曾当面向龚澎表示过歉意。随后, 他也一再向华北方面提出, 要将刘文华调动重庆工作。当时, 因刘文华刚刚被提升为太行第二军分区政委而未调成。终于有一天, 龚澎收到了一封来自太行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的信。吴青的丈夫何云为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也是刚刚牺牲不久。为了互相慰勉, 她在给老同学的信中, 十分含蓄地写有一些诸如“革命是长期的, 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的句段。龚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或不幸的事情, 随即便去“周公馆”核实。周恩来将刘文华不幸病逝的实情告诉了龚澎, 她十分悲痛, 当场恸哭。虽说有了些预感, 但惊悉这撕心裂肺的噩耗, 病体初愈的龚澎还是无法承受这一系列的残酷打击!自己如此敬爱的父亲, 如此深恋着的新婚丈夫, 怎么一下子都离她而去了呢!捧读着丈夫刘文华临终前特意给她留下的遗书:“……我的妻子, 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 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群众, 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这字字句句, 竟让龚澎肝肠寸断, 痛不欲生!那天, 龚澎将头蒙进被子里整整地躺了一天一夜……


龚澎与乔冠华


燕大毕业时的龚澎 下载原图

然而, 性格一如其父的龚澎毕竟是女中之杰。“痛定思痛, 我抬起头来, 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的事业继承下来, 一则以纪念他, 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她在给吴青的回信中恳求道:“待来年春天冰雪融化之后, 请附近的同志和老乡帮忙, 在刘文华的墓地种植一些小树, 让他知道, 这是在遥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子的意思”。龚澎的这封长信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6日副刊上。龚澎终于以革命的意志, 坚强地承住了这一连串打击, 又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乔冠华来到了重庆。乔冠华 (1913-1983) , 江苏盐城人,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 随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 1935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 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 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新闻、外交工作。他才华横溢、性情豪放、气度不凡, 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颇有建树, 被誉为“红色外交家”。此时他的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 继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周恩来英文翻译, 不久又出任外事组副组长。乔冠华认识龚澎是他丈夫在抗日前线病逝以后, 当时龚澎正独居。由于工作关系, 龚澎和乔冠华不但几乎天天见面, 而且经常并肩战斗在一起。频繁的接触和交往, 使龚澎对乔冠华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她十分欣赏这位身材颀长而瘦削、个性豪放而鲜明、才华出众而渊博的潇洒才子。乔冠华由衷地感到了一种欣喜, 在乔冠华的眼里, 聪颖迷人又富有才华的龚澎, 简直是块精雕细琢的碧玉!原本天各一方又互不相识的“才子”“佳人”, 如今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谁都说他们是天生有缘, 就这样, 乔冠华和龚澎由相识而相知, 爱慕之情亦油然而生……

乔冠华是冯亦代旅居香港期间相识的老朋友, 龚澎是冯夫人郑安娜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中读书时同住一室的老同学。一个偶然的机会, 冯夫人与龚澎在重庆街头不期而遇。老同学一别多年, 如今竟意外地相逢于陪都重庆, 兴奋不已。冯夫人随即请龚澎到自家小住, 共叙离别之情。在郑安娜看来, 当年那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龚澎, 如今更显成熟女性所特有的娇美。然而, 直到谈及各自的婚事时, 郑安娜方知老同学的新婚丈夫于不久前刚刚病逝。她对龚澎的一系列家庭变故深感同情。后来, 乔冠华和龚澎便成了冯家的常客。一次, 待乔冠华和龚澎双双离开了冯家之后, 郑安娜对丈夫议论开了:“一个是才子, 一个是才女。依我看, 老乔和龚澎可是天生的一对。当年老乔留学德国时, 与龚澎的前夫刘文华还一起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 编印刊物, 从事过抗日救亡宣传……”“有门!有门!”经夫人这么一点拨, 冯亦代连连点头称是。他知道, 安娜可是个善于观察的人。朋友们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时候, 尽管她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 有时也会插上那么一两句话, 但她更善于从朋友的神情中观察他们感情所向。冯亦代记得郁风初来重庆时住在自己家里, 黄苗子每天都来看她。安娜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在一旁观察了些时候后对自己说, 我们应该玉成他俩的好事, 因为看来他们二人谁也不愿先启齿, 下不了决心。后来果然玉成了他们这一对婚姻。当然, 感情是他们自己建立的, 但一语道破天机的却是安娜。看来, 老乔和龚澎的姻缘亦复如是, 君子乐于成人之美。自己与老乔如此相知, 安娜和龚澎又是老同学, 应该设法玉成他们俩的这一好事!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开始分头征求乔冠华和龚澎的意见。诚如冯氏夫妇所料, 乔冠华和龚澎两人心中确有此意, 只是“谁也不愿先启齿”。于是乎, 热心的“红娘”替他们二人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风神俊逸的乔冠华心旌摇荡, 那段铭心刻骨的香港初恋终于在乔冠华心头淡忘了。从丧父失夫的痛苦中坚强站立起来的龚澎, 不仅自我缓解了那绵绵不绝的哀痛和悠长的情思, 而且还用温柔的双手抚平了乔冠华的心灵创伤。1943年11月, 这对投身革命的“才子”“佳人”, 终于由相识、相知而相爱, 缔结了良缘。当年, 与龚澎就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的同事张颖回忆:正是在1942年至1943年, 乔冠华与龚澎相爱, 大家都认为是很匹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俩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婚礼很简单, 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米热闹一下, 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 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 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 他俩就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龚澎婚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记得他们在恋爱中我曾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豫, 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 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开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 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 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乔冠华们日后27年的夫妻恩爱生活……

龚澎与乔冠华结婚后, 于1943年底怀孕了。由于夫妇俩整天忙于公务, 眼看临盆的日子快到了, 可是婴儿的衣服尿布等等都无准备。照南方人的习惯, 婴儿最好穿旧布做成的衣服, 因为旧布柔和, 不会擦伤婴儿的皮肤。有一天, 龚澎上冯亦代家和龚澎的圆满结合,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夸赞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 说他们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期间第一次见到才华横溢、倜傥风流的乔冠华后, 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 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飞燕, 千里姻缘革命牵”!乔冠华和龚澎这对革命的“才子”“佳人”, 终于真正地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他去, 说起此事。恰巧冯先生的夫人郑安娜也怀孕了, 冯先生说只能把自己的旧衫衣改制了。正在这时, 忽然上海有人来, 带了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都是冯氏大儿子幼小时穿过的衣服。冯亦代就将衣物一分为二, 一份自用, 一份给龚澎, 总算救了急。1944年秋天, 龚澎为乔冠华生下了一个儿子, 当时乔冠华陪伴在妻子身边, 在旁边精心地侍奉着。乔冠华为大儿子起名乔宗淮, 小名“巴黎”, 因为巴黎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早解放的国都, 写了多年国际述评的乔冠华遂给儿子起此名, 以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乔冠华非常疼爱儿子, 为了照顾宗淮母子俩, 常席地而卧, 一时传为美谈。龚澎满月不久, 就与乔冠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把孩子放在红岩村, 由同事照料, 有时干脆就把孩子关住家里。


龚澎与乔冠华


乔冠华、龚澎夫妇 下载原图

解放后, 龚澎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 乔冠华历任外交部研究室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等。1966年, “文革”动乱影响到外交部, 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到了北京大街, 乔冠华被造反派勒令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 龚澎也被揪斗, 家被抄了, 还挨了打, 行动不那么自由了。当夜深人静时, 龚澎的好友张颖悄悄溜进她家, 看到她双眼失神, 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 张颖握着她冰凉的手, 问她是否挨打了, 什么被抄走了?她只摇摇头又像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 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 她拒绝交出, 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 他们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感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1967年初, 全国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部作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造反派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 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部, 火烧英国代办处, 给周总理施加很大压力, 那时中央文革统治了全国。这时候, 不少老干部或有政治头脑的干部, 虽然被打倒或者正受‘火烧’, 有时也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样自我大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有人要在乱中实现个人野心?外交部的不少同志也曾这样想过。龚澎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乔冠华最恨姚文元, 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那时, 许多人在心里已越来越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对头。龚澎在政治上一贯很敏锐, 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朋友谈起, 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 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 当然也对着陈老总。她认准为首之人就是江青, 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 互相又都信得过, 可以无话不谈。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要求陈毅外长恢复工作, 即外交部有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 但此事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 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 但龚澎一直表现出光明磊落、敢作敢为, 以能言善辩和耐心的说服来保护大家。

1969年, 龚澎因过度劳累, 精神上不断受刺激, 患高血压脑溢血病倒了, 而且日渐严重, 住进了北京医院, 他们的朋友对此十分牵挂, 冯亦代回忆说:从朋友传来的消息, 则是龚澎的健康不佳, 她的腿肿得厉害, 血压也不稳定, 我们极为她担心。的确, 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 都为之黯然神伤。

龚澎虽然身体欠佳,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关心人、爱护人。她大学时代的同学韩素音, 是英籍华人作家, “文革”之前曾多次回国, 真情地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文革”开始后, 她的回国要求受阻, 她本希望1967年夏天再到中国去。当年4月份, 她写完了《寂夏》, 还有一本薄一点的书, 她将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龚澎。书中引用了刘少奇、罗瑞卿的一些话, 龚澎就让她作修改。韩素音后来回忆:龚澎这样做是为了我着想的, 她肯定知道我在中国正受到攻击。这事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 上海的大字报说赛珍珠和我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龚澎还告诉我, 那一年我去中国是不合适的, 1968年也不合适。经过龚澎等人的努力, 韩素音终于获准成行, 那已经是1969年夏天。龚澎和乔冠华一起在北京接待了韩素音。

1970年5月, 龚澎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此时, 她得知老友韩素音和丈夫陆文星又将来中国访问, 十分兴奋。一天晚上, 就在她去卫生间时, 突然跌倒在地, 动弹不得, 乔冠华立即送她去301医院救治。偏巧主治医师不在, 延误了十几个小时, 才组织会诊, 结论是:脑动脉血管破裂, 已失去思维能力。周恩来闻讯后, 马上赶到医院探望, 并亲自为龚澎号脉, 详细向医生询问她的病情, 指示成立抢救小组, 为她做了脑颅手术。手术后的龚澎, 蜡黄的面孔, 深深的刀痕, 厚厚的绷带, 昔日的美丽不复存在。看到她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 周恩来忍不住伤感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 看了我就难过。”那时曾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 已活了12年。为了保住龚澎, 周恩来特派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 去医院了解马叙伦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

当年7月, 韩素音如期抵京。当她得知龚澎病重的消息时, 非常难过。她回忆说:“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 都哭了。他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乔冠华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龚澎颅内另一根血管破裂, 失去了思维能力, 她脑子的上半部完全破坏了。自从5月以来, 她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 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 靠机器维持呼吸, 靠别人喂她饭吃, 维持她的生命。人虽然还活着, 但她那智慧的头脑已不复存在。我到医院去看龚澎, 她的脸露在被子外面, 是蜡黄色的, 她身上插着很多管子。我当然无能为力, 只是不停地哭, 像个迷途的孩子。我想着我看到的那个人, 她已不再是龚澎了, 只是一个躯体, 只有细胞、器官, 没有头脑了。医院想办法让她‘活着’。但是龚澎已经死去了。”

龚澎住院治疗四个多月, 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 悉心照料病人。然而毕竟回天乏术, 医生尽了最大努力, 终因抢救无效, 龚澎于这年9月20日溘然病逝。两天后, 《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登了一条新华社电讯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 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终年56岁。龚澎同志患病期间,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探望她。

这则消息不足一百字, 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里, 这已是难能的了。她不是部长, 可她的骨灰和卫生部长李德全一起放在八宝山公墓正一室, 是给她的并无先例的殊荣。乔冠华和龚澎共同生活二十多年, 彼此百般恩爱。不论是外交工作方面的事情, 还是夫妻之间的私事, 乔冠华都很尊重龚澎, 注意听取她的意见。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朝夕相处的亲人失去, 感情丰富的乔冠华怎能不悲痛欲绝?那段时间, 乔冠华每天下班回到家里, 拿起放大镜一张张仔细观看龚澎的照片, 不停地哭。一天半夜时分, 人们已经酣睡, 孤苦难忍的乔冠华, 拿起电话打给符浩 (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说, “我很寂寞, 我受不了啦!老符, 你若有空过来聊聊!”晚上他常去西华厅商量国家大事, 归来时已拂晓, 自己开门进入屋内空空无人, 他找点花生米, 含着泪水借酒消愁。1971年老友李颢上北京看望他时, 厅墙角乱七八糟一大堆空酒瓶, 不由得泪如泉涌, 失声痛哭。龚澎走了, 乔冠华的心也乱了、凉了。在龚澎去世后的一年多的日子里, 乔冠华情依依, 泪涟涟, 为失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伴侣, 沉浸在哀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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