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吹響號角，大灣區規劃出臺後珠三角製造業升級怎麼走？）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並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全面推進珠三角製造業的升級，成爲《綱要》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作爲中國的兩大製造業基地，珠三角相對於長三角來說，輕工業比重更大。珠三角內部不同城市或地區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產業屬性和特點。

此次《綱要》提出，要優化珠三角的製造業佈局。以珠海、佛山爲龍頭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以深圳、東莞爲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電子信息等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羣。培育壯大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加強產業分工協作，促進產業鏈上下游深度合作，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兼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認爲，伴隨大灣區規劃的進一步實施，珠三角內部的產業融合度將進一步上升。“這其中，香港與內陸之間的連接將進一步增強，無論是對於內陸還是對於香港，產業資源補充的作用都將進一步凸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勢必會給珠三角的製造業帶來顯著的影響和改變。”“更加重要的是，大灣區規劃整體上是一項基於開放的政策，通過開放倒逼改革，目的還在於推動改革，這是此前的珠三角地區發展規劃中不具備的地方”，林江說。

產業對接

在珠三角九市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不同地區形成了具備自身特點的產業形態。僅以珠海西岸爲例，就有佛山市、順德區的智能裝備製造，珠海市的傳播與海洋工程裝備，佛山市的節能環保裝備，江門市的軌道交通裝備，佛山市、中山市和江門市的新能源裝備，佛山市的汽車製造，中山市的衛星及應用等，這些地區均聚集了若干優勢的產業。

林江以兩個製造業較爲發達的城市——東莞和佛山爲例分析，東莞一直以來以外貿加工製造爲主，佛山則是內貿主導型的製造業爲主。“近幾年，東莞市開始向內貿型的製造業着力拓展。而佛山製造業基礎雖然比較牢固，但中小企業居多，大企業數量不夠，且以傳統產業爲主，在外部環境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傳統產業增長乏力，因此也面臨着轉型升級的需求。”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穗港澳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光南認爲，珠三角的製造業佈局優化的一個題中之義是實現產業互補，在這方面，內地和港澳地區可以實現優勢互補。目前，兩地的產業共建業已展開。對內地來說，佛山、珠海、江門等中小城市，作爲大灣區內的製造業集中地，可以以內地製造能力彌補港澳地區的“工業空心化”，港澳的服務業能力則可以反哺內地，促進珠三角的製造品的出口，達到擴大內地開放的效果。

張光南說：“以正在探索中的“香港＋佛山”城市合作模式看，產業對接需要找到二者產業中“強互補性”的一面。香港專業服務市場發達，可與佛山的特色產業合作，在“製造＋專業服務”“商貿＋專業服務”中找到落腳點。例如在7大合作方向領域中，香港的對外貿易對接佛山的產品出口，香港的金融創投，則對接佛山的職能製造，香港的專業服務，則對接佛山的海外合作。在兩市的11項重點合作項目中，則包括有推進兩地離岸貿易合作，建立高端服務示範區，合作共建創投小鎮等。”

林江表示，港、澳尤其是香港在未來的融入，賦予了珠三角製造業的“產業對接”以新的內涵。林江認爲，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香港可以把資源配置的優勢發揮出來，從而珠三角在產業上實現更高層面的對接。

深圳樂智機器人有限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範瑞峯向經濟觀察報表示，可以預見大灣區一體化能夠給製造業帶來的改變。不過，在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對於產業鏈資源的維護上，應該予以更加充分的考慮。

六年前，這家以研發製造教育類機器人產品爲主的初創公司在經過考察之後，最終將製造基地落在了深圳。範瑞峯介紹，生產一款用於教育教學領域的機器人，上游供應商多達近百家，深圳及其周邊地區在供應鏈資源、加工生產能力，以及供應鏈管理能力等方面，均具有優勢。這是樂智最初選擇了深圳的最主要原因。

“相較大陸其他地區，以深圳爲代表的珠三角地區在營商氛圍上，更加市場化一些，這是企業較爲深刻的感受。”這位機器人公司的創始人說，“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政府的服務也是如此”。

不過，對於製造企業來說，豐富的當地供應鏈資源是最重要的考慮之一。《綱要》對於珠三角製造業的定位，主要聚焦在發展高端製造業。範瑞峯希望，在此過程中，應有一個整體的規劃，防止供應鏈資源流失。

這樣的擔憂不是沒有依據。在過去，因一線城市居高不下的成本，使得製造企業的運營處於頗爲緊張的局面。這使得部分製造企業不得不搬離成本昂貴的區域，轉向成本更低的地方。

新的期待

2006年，還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汪滔在深圳創辦了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疆”），此後，大疆成爲無人機領域最爲人熟知的名字。

林江認爲，如果是放到未來，連接香港和深圳的創業故事很可能會更多。原因在於，伴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後續實施，香港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林江表示，在“十二五”之前，香港從未納入到國家的發展規劃中來，如今，高級別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將香港也置身於國家發展大局中，香港的作用會不一樣。其中，把香港的金融優勢和科創資源能力發揮出來，會是大灣區規劃的重要效用之一。

林江提到，在沒有《綱要》之前，地方政府傾向於耕耘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所屬轄區內謀其發展，包括招商引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讓珠三角城市（包括港、澳）之間的聯合、融合真正成爲了可能。

以十年前就開啓的“廣佛同城”爲例。2009年3月，廣州市與佛山市在佛山市南海區簽署《廣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設合作協議》及兩市城市規劃、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協作、環境保護等4個對接協議，“廣佛同城”規劃自此正式啓動。此後，兩市一直試圖打破行政壁壘，進行區域一體化建設，但林江認爲，十年來雖然兩地融合（包含產業融合在內）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成果和當初的預期仍有差距。

在林江看來，城市之間以融合爲目標來進行規劃的大灣區發展規劃提供了一個新的重要的契機。在這一規劃下，地方不能再只盯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是必須將大灣區作爲這一整體來謀劃各自的發展。

事實上，拋開十年“廣佛同城”不論，珠三角地區的發展規劃亦不是第一次出現。

2010年，經國務院批覆，廣東省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該綱要規劃了2008到2020年珠三角地區的改革發展目標。

九年過去，看起來，全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似乎依然無法避免“規劃多、落地少”的疑問。

但林江認爲，同爲國家規劃，中央支持的力度依然有所不同，由此亦不可同日而語。“將港、澳納入規劃中，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發揮制度創新的優勢，這是理解新《綱要》的要義之一。大灣區規劃整體上是一項基於開放的政策，通過開放倒逼改革，目的還在於推動改革，這是10年前的規劃所不具備的地方。”

正因如此，對於大灣區未來可能迎來的變化，林江持相對樂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