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https://www.toutiao.com/i6709234155479106059/ ）

山城堡戰鬥的勝利，爲中央紅軍的在陝北的立足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對以後的逼蔣抗日起到了積極作用，也使張學良更加堅定了與中共合作的信心，促進了東北軍進一步轉變。

在原紅四方面軍方面，電臺技偵工作也從未懈怠。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召開卓木雕會議，會議期間紅四方面軍(又稱紅軍總司令部)二局和三局成立。

1935年6月12日，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之時，紅四方面軍共有電臺5部，其中偵察臺1部(二臺)，統歸總指揮部電務處領導(處長宋侃夫)，偵察臺臺長蔡威。

懋功會師後，黨中央和軍委曾從紅一方面軍調播給紅四方面軍電臺7部，30多名通訊技術人員，紅四方面軍的通訊及技偵的裝備、人員因此而倍增。

羅舜初（開國中將）

山城堡戰鬥後，紅四方面軍二局大部分技偵人員到達陝北保安西沙道子，與軍委二局合在一起，其中有在原（懋功會師前）紅四方面軍偵察臺及通訊臺工作的：馬文波、陳福初、李永悌、遊正剛、馮志祿、張天華、周繼先、高繼明、劉忠生、蕭先友、況步才、何錦文、熊遠緒、蕭大來、彩玉、高俊民等。

1936年9月，二局局長蔡威於在朱爾坪病逝，遺職由羅舜初接任。

1936年10月，寧夏將臺堡會師時，紅二方面軍共有電臺9部，其中1部爲偵察臺(小電臺)。機要科長龍舒林，指導員陳琮英，破譯王永浚，隊長張有年、報務主任彭富九、報務蕭榮昌、孫勇、賀子明、劉宗舜等。

1936年11月下旬，陝北會合後，軍委二局的序列爲：局長曾希聖，副局長羅舜初，一科（破譯）科長鄒畢兆，二科（譯電）科長李作鵬，三科（偵收）科長鬍立教，副科長遊正剛。

紅四方面軍二局的另一部分人員則於11月底加入前總二科工作。他們是賀光華、蕭全夫、謝特山、陳定鑑、羅應欽等。據伍雲甫日記記述共調給前總52人。

1936年12月，任弼時調任前敵總指揮部政委，紅二方面軍偵察臺隨任弼時一同到達前總，併入前總二科。會合後，曹祥仁仍是二科科長，龍舒林爲政治協理員。電臺由彭富九負責，破譯由曹祥仁負責，譯電由賀光華負責。 彭富九回憶：“三路人馬第一次合到一起，在曹祥仁領導下，大家關係很融洽，團結一心幹工作，沒有一點‘大帽子’、‘小帽子’的隔閡。（這是指當時四方面軍戴的軍帽比一、二方面軍的大一些）”

在前總二科，曹祥仁與紅二方面軍的破譯專家王永浚（開國少將）走到了一起。老將軍王永浚以後的回憶中對曹祥仁倍加推崇：我和曹科長同在一個辦公室面對面地工作，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和很強的判斷力。每逢難字難句經過論證而得到結果時，他即高興地說道：‘哎喲，捉住了，對了！’他破的密碼又多又快，我常向他請教一些有關技偵的問題。他講的很多，其中有兩點還記得：

其一，關於尋找密碼突破口問題，他說，必須從薄弱點着手，首先利用有一定規律性的矛盾，就可以尖刀直入，比較容易取得結果。但又要不拘一格，有什麼特殊矛盾就利用什麼特殊矛盾。

其二，關於敵情和我情的關係問題，他說，這二者有重要區別，但又有其聯繫性。有我情作參照，可對破譯起着由此及彼的作用。從已破密報中瞭解敵人掌握的我情，用之於再破譯，必然起着良性循環作用。他講的這兩點深化了我在實際工作中獲得的體驗。

在山城堡戰鬥後，國共之間的談判依舊在繼續，中共的籌碼增加，國民黨把縮編中共軍隊至3000人的條件，放寬到30000人。而張學良則建議紅軍就地堅持，不要戰略轉移。

彼時，保安的軍委二局和在靖邊的前總二科正密切注視着國軍的動向。時在前總二科的賀光華（開國少將）有回憶：“山城堡消滅胡宗南一個旅以後，我們隨前總進到靖邊近郊的村莊待命。我們靠近前總住在土窯洞裏，展開了工作。”

蔣介石(左二)、宋美齡(左三)、張學良(左五)、楊虎城(左六)等合影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戰。

1936年12月11日夜至12日中午，前總二科偵獲數份電報，發現西安情況異常，連續急報中央。讓中共提前有了應變的思想準備。

國民黨第十五集團軍副參謀長毛侃電稱：“西安附近交通、通訊中斷，頃接綏署接南京電，今日臨潼、西安一帶空氣極端惡劣，張漢卿有異動”。東北軍將領劉多荃、周福成12日致電萬福麟稱：“介公文（12）日被安全保護於西安。陳誠、蔣鼎文、錢大鈞、衛立煌、陳繼承、萬耀煌、晏道剛及次關係人大多被困禁，邵元衝中彈。”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張學良、王以哲致電中共中央，通報西安事變。中午，毛澤東召集在保安的中央領導人到他的窯洞裏看張學良的急電，大家都激動不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