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版本”這是王紹曾先生（1910-2007）生前填寫各種表格在“研究方向”一欄最常用的措詞。爲什麼這樣填，而不是“版本目錄”？據先生自己解釋，目錄學是自己的學術根基，從學術史看，先有目錄學，後有版本學。“版本目錄”還有歧義，那就是在“版本和目錄”之外，還可理解爲“講求版本的目錄”，那就成爲目錄學的一個支派了。王紹曾先生一生從事的學術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不可謂不富，但正如先生自己所強調的，其主要成就是目錄學。

王紹曾先生，字介人，號介盦，又號霞客鄉親。江蘇江陰縣人。生於1910年12月19日，卒於2007年4月13日，終年97歲。王先生的名字，先生生前告訴筆者，“紹曾”就是遠紹宋代的王曾，他是“敬惜字紙”民間習俗中常見的一個典範。“介人”也就是繼承人。“霞客”是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江陰曆史文化名人。先生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母親以養蠶爲生。先生1927年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從此步入學術殿堂。

王紹曾先生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稱“無錫國專”或“國專”，因爲全國就這麼一所國學專修學校。該校的創始人是國學大師唐文治，王先生生前稱爲“唐老師”。曾在國專授課的老師有錢基博、陳衍等著名學者。錢基博先生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任無錫國專教務長，每週到無錫授課一次。國專培養出大量國學人才，知名的有錢仲聯、王璩常、朱星、周振甫、唐蘭、馮其庸等等。當時與北京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北大國學門都是培養國學專業人才的重鎮。王先生在這樣一所專科學校，受到專門培養，打下了一生的基礎。先生的畢業論文是《目錄學分類論》。這篇用文言文寫成的長達6萬言的大專畢業論文，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目錄學優秀論著。該文從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講到民國年間引進的杜威十進制法及其在中國之改進，顯示了對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深刻認識和對中西目錄學的融合之功。先生一生治學，甚至包括個人的醫療保健，從來不排斥新方法，甚至親自試驗，他的這種開拓進取精神，也是那時養成的。這篇論文是錢基博先生指導的，錢先生對這篇論文非常滿意，打了100分，還建議國專作爲《無錫國專學生叢刊》第一期正式出版。當年的這個版本已不易得，王先生藏有一本，近年收入先生的《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才廣爲流傳。

錢基博先生當時把論文帶到光華大學給師生們看，後來又在另一位弟子俞振楣的論文上作過這樣的批語：“我自講學大江南北以來，得三人焉。於目錄學得王生紹曾，於《文史通義》得陶生存煦，於韓愈文得俞生振楣。”足見錢基博先生確實把王紹曾先生列入得意弟子的行列。在後來的顛沛流離中，王先生一直保持與錢先生的通信，晚年的王先生曾與周振甫先生等共同整理再版錢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並撰寫了《錢子泉先生講學雜憶》的文章，王先生在晚年的教學中，也常常提到錢先生。其師生情誼之篤，影響之深，可以想見。錢基博先生沒有出版過目錄學專著，只出版了一本版本學著作《版本通義》，是早期不可多得的版本學專著之一，也是王紹曾先生經常提到的。基於對錢基博先生的特殊感情，王紹曾先生和錢鍾書先生也保持着聯繫，寫信、贈書，還在1991年與周振甫先生到錢鍾書先生家訪問過，談敘兩小時，所談多系往事，併合影留念，當時他們都是80歲的老人了。談話間王先生提到當年在無錫錢鍾書和他的弟弟都曾旁聽錢基博先生的課。錢鍾書先生當面否認，說：“我從來沒聽過父親的課。”告別錢家，王紹曾先生對筆者說：“我還沒胡塗，他爲什麼不承認呢？”這件事至今沒有答案。

1930年王紹曾先生無錫國專圓滿畢業後，經校長唐文治推薦，進入當時亞洲最大的文化出版機構——上海商務印書館，追隨國學大師張元濟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這是王先生治學道路上的又一個里程碑。

張元濟先生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嚴復的學術譯作，林紓的文學譯作，都是商務出版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這些名刊，也是商務出版的，當然還有遍及全國的中小學教科書。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幾乎霸佔了數十年來研究中國舊學領域的圖書資料系統的是商務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逸叢書續編》、《叢書集成初編》、《孤本元明雜劇》等。商務還擁有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其中的善本部稱爲“涵芬樓”，收藏着宋元古本、名家抄校，是藏書史上的著名藏書樓。商務還擁有強大的學者隊伍和編輯隊伍。這一出版帝國，在後來數十年的出版史上，只是一種夢想，短期內還看不到後來居上的苗子。

商務印書館爲了整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專門在張元濟先生家附近設立了“校史處”，日常工作由汪詒年、蔣仲茀兩先生負責。參加過校史工作的還有趙榮長、胡文楷等先生。校史工作由張元濟先生親自主持。那麼，校史處的工作是什麼？爲什麼要從事這項工作？這是必須要說明的。

中國的古籍數量龐大，但骨幹是“正經”、“正史”。正經，即通常說的《十三經》。正史，即《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逐漸累積起來的，其刊刻，元代有“十七史”，明代增加到“二十一史”，清代乾隆間定型爲《二十四史》。正史的刊印，從來都是文化出版領域的重中之重。就明清以來的情況看，明代南京國子監有《二十一史》，北京國子監又刊印《二十一史》，形成著名的“南監本”、“北監本”。明末又出現了流傳頗廣的毛晉汲古閣《十七史》。到清代乾隆年間，著名的皇家刻書處“武英殿”又刻印了《二十四史》，太平天國平息後，同治年間又由江蘇、浙江、湖北的五大官書局合刻了《二十四史》，稱爲“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六十多年間，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就是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可以說，誰抓住《二十四史》，誰就可以在出版行業名利雙收。商務也不例外。清末以降，《二十四史》已有同文書局、五洲同文書局、圖書集成局、竹簡齋、史學齋等多個版本，在市面上容易買到。商務自己也印過一種。這些大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乾隆武英殿版。至於“局本”，當時也較易得。如何使《二十四史》從學術質量上更上一層樓，超過其他通行版本？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張元濟想出了影印宋、元、明舊版，匯爲《百衲本二十四史》這樣一個方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出版前，《百衲本》一直是絕對的權威。中華書局本出版之後，《百衲本》依然是老輩學者的插架常備書。

《百衲本二十四史》採用的是影印方法，但經歷了艱苦的校勘考證過程。首先要選取各史傳世較早的版本，然後要與其他版本，尤其是清代乾隆武英殿本對校，參校的版本則有宋、元、明刻本多種，其中以明南、北監、汲古閣本爲主體。這樣大規模的通校“全史”，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清代武英殿本各卷附有“考證”（即校勘記），算是此前最系統的“全史”校勘工作。至於私家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三大家，他們的突破固然很大，但獲見舊本太少，無法與張元濟相比。張元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歷時多年，最後形成了173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手稿。這次校史活動的直接成果是印出了《百衲本二十四史》，這套正史以宋、元、明舊本爲底本，同時汲取了殿本以及其他舊本的長處，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誤，形成了獨特的“百衲本”版本系統。第二個成果是每一史後都有一篇張元濟的跋，可以說是二十四史版本研究的優秀成果。這些跋曾經出過單行本，後來收入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錄》，廣爲流傳。這些跋文討論了各史流傳的經過和傳世各種版本的關係、優劣，尤其對清代的“官版”武英殿本提出了系統的批評。在此之前的相關介紹，如孫德謙的《古書讀法略例》等，都把殿本作爲最好的版本來推薦。可以說張元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打破了這一局面。第三個成果是張元濟採取《校勘記》精華寫成的《校史隨筆》。這本只有一冊的小書，與陳垣的《元典章校補釋例》（後改名《校勘學釋例》）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最富創見的兩部校勘學專著。第四個成果就是多達173冊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的手稿了，可以說大規模的校勘記是張氏校勘學成就的基礎。

《百衲本二十四史》書影

王紹曾先生在商務校史處工作到1932年“一 · 二八”事變才離開上海，回到母校無錫國專，任圖書館主任。此前的主任是蔣天樞先生，蔣先生考取清華國學院，由王先生接替。王紹曾先生在校史處的工作就是每天與同事一起從事對校，填寫已經印好格式的《校勘記》。其間由於工作的需要，也由於王紹曾先生獨特的學術頭腦，他利用涵芬樓的善本特藏，系統調查了二十四史的版本源流。到了無錫國專圖書館後，就撰寫並發表了長篇論文《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從宋元到明清，用大量的歷史資料和目驗的材料，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這篇論文在這一領域一直受到格外重視，臺灣學者王國良先生在《（增訂本）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中特別收入了王先生這篇長文，作爲《二十四史》版本考證方面的代表成果來對待。同時入選《論集》的有：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餘嘉錫《書冊制度補考》、胡適《校勘學方法論》、陳垣《校勘法四例》、屈萬里《十三經注疏版刻述略》、陳國符《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王伯祥《四庫全書述略》、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楊殿珣《中國年譜概說》、羅香林《中國譜籍之留傳與保存》、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檔案之歷史及其整理》等。從這一角度可以看出王先生這篇論文的學術地位。

由於參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王先生一生都把自己看作張元濟先生的學生。的確，王先生在“版本學”和“校勘學”上的成就，主要得益於張元濟先生的指導。王先生一直對張元濟先生懷有深厚的感情，即使離開商務之後仍與張元濟先生保持着密切的來往。“文革”后王先生還寫信給中央領導陳雲同志，爲張元濟的兒子張樹年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操心。1981年王先生髮現癌症，動了切除手術。在手術後不久，即抱病撰寫了《近代出版家張元濟》一書，交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成爲新時期張元濟研究的開拓者之一。王先生在序言中說：“每當想起三十年代初追隨先生校史，諄諄教誨，記憶猶新；近年閱讀先生著作，感受尤深，總想寫一點東西來表達對先生的敬意。”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先生對張元濟先生的深厚情感。

關於王先生與《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因緣，還表現在王先生在晚年花費了大量精力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這件事上。《校勘記》173冊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時曾由趙守儼先生經手借去。“文革”后王先生在一些場合呼籲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引起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的趙守儼先生的高度重視。他指示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在各處尋找《校勘記》稿本，分批歸還商務印書館。可惜有7種迄今未得下落。經過動盪的歲月，又有誰能保證這些先賢用心血撰寫的高層次成果不遭劫難呢？倖存的《校勘記》稿本133冊（16種）被分批交給王紹曾先生。當時由筆者一趟一趟用包背到濟南，交給王先生，並與王先生一起逐冊清理，分辨出張元濟先生親筆和其他校史處成員汪詒年、蔣仲茀等先生的筆跡，這些結論已在王先生的有關論文中體現出來了。蔡元培、胡適當時都十分關心《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的整理出版工作，因形勢不穩，直到1992年纔有機會進行整理。那時倖存於世的校史處成員只有王紹曾先生一人了。校史處成員趙榮長先生的兒子趙統先生懷着極大的熱情擔任了繁難的謄錄工作，爲他客死臺灣的父親盡了最後的孝心。

筆者之外，山東大學的劉心明、王承略、李士彪、傅根清、徐超、王培元諸先生以及山東教育學院的程遠芬等同志分頭承擔了各史的具體整理工作，先後歷時八年，才最後完成並由商務印書館分冊出版。可以說，進入商務校史處參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對王先生一生的治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記得在整理工作開始時，我們發現《校勘記》大都包括原始校記和“定本”。“定本”已刪去了《百衲本》根據殿本修改過的文字內容，這些內容在原始校記中還保存着。“定本”是蔣仲茀先生根據張先生的指示辦理的，所以王先生主張照“定本”整理。筆者提出吸收原始校記的所有內容、合二爲一的方案。王先生不同意。經過反覆討論，王先生說出了這樣一句話：“菊老已經這麼辦了，你說怎麼辦呢？”張元濟先生號菊生，周圍人稱他“菊老”。

影印古書而改動文字，這是當代所不允許的。王先生不主張把改字的部分吸收到《校勘記》中，不無迴護張元濟先生的意思，“爲尊者諱”應是內心的根源。但最終王先生還是同意了合二爲一的方案。當時部分整理稿已交到商務，筆者又到商務做了一遍增補工作，才印出來。從這件事，可以體會王紹曾先生對張元濟先生的特殊感情，這種感情與學術工作交融時，表現形式是相當複雜的，甚至會令旁人覺得不好理解。《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可以說是塵封了五十多年才面世的，這是史學領域和版本校勘學領域屈指可數的成果。傅增湘認爲張元濟校史的貢獻超過了錢大昕、王鳴盛、趙翼。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個觀點是成立的。20世紀的大規模校史工作一共有兩次，其成果是《百衲本》和中華書局本。參加中華書局點校工作的學者，如有“南王北唐”之稱的王仲犖、唐長孺，在他們的治學經歷中，已寫下了閃光的一頁。王紹曾先生早年參加商務《百衲本》校勘工作，晚年又歷時八載主持整理了大部頭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也同樣是閃光的一頁。在認識和評價王紹曾先生的學術貢獻時，這一頁應當是濃墨重彩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之一

在1932年“一 · 二八”事變後，王紹曾先生去了母校無錫國專圖書館，1935年又應民族資本家薛福基之邀擔任無錫尚仁中學校長。抗戰時期先後在成都和西昌從事行政和編輯工作，創辦了《新寧遠》月刊和《寧遠報》。抗戰勝利後，先生急於返鄉，於是考取了當時國民政府在重慶的縣長訓練班，結業後分配到上海金山縣任縣長，18個月後便辭去縣長一職閒居上海。建國後，經著名民主人士周士觀先生的推薦，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山東濟南工作，曾任山東機械工業學院、濟南工學院圖書館副主任。1960年考上高亨先生的函授研究生，1963年經高亨先生推薦調入山東大學圖書館工作。1978年根據中央指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寫工作在全國鋪開。山東大學圖書館在此之前沒有善本書目，王先生從普通古籍中清理出善本約1200種，根據有關格式要求，上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同時編出《山東大學古籍善本書目初稿》，交付油印。油印工作因故中輟。後來經過張長華、高傳章，尤其是沙嘉孫先生的進一步努力，《山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終於編成，經周洪才先生校補，出版行世。如果沒有目錄版本學基礎，這項全國古籍善本書目工作就無法完成。

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以來，山東大學中文系殷孟倫、殷煥先先生，歷史系王仲犖先生的研究生都請王紹曾先生開設目錄版本課。1983年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王先生調任該所工作。1985年古籍所招收第一屆研究生班，王先生爲指導小組成員，開設了目錄、校勘方面的兩門課。研究生班畢業，王先生分工指導連鎮標、王君南、杜澤遜的碩士論文。後來又招收了在職研究生王承略，博士生孫榮耒、孫雪萍。筆者的博士論文則是王先生和徐傳武先生聯合指導的。

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逾古稀的王紹曾先生煥發了學術青春，進入了學術生涯中最旺盛的階段。多個項目同時進行。先生每天早起晚睡，匆匆行走於圖書館、古籍所和寓所之間，風雨無阻，不間寒暑。其間出版的成果有《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山東文獻書目》、《山東藏書家史略》（與沙嘉孫合作）、《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30種，主編）、《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與崔國光等合作）、《漁洋讀書記》（與杜澤遜合輯）、《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主持整理）、《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等，《山左戲曲集成》（與宮慶山合編，王承略助編）則是去世後纔出版行世的。從這些成果，我們可以想象，在70歲以後到90多歲，二十多年間，一位老學者是如何爲學術奮鬥的。這樣的學者並不多見。這些成果每一項都是相關領域的重要成果，但先生花費精力最多、最重視的，並且最能代表先生目錄學成果的是《清史稿藝文志拾遺》。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書影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就其性質來說，屬於目錄學的分支“史志目錄”。正史中設有藝文（經籍）志的有《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六種。北洋政府時期修的《清史稿》也設《藝文志》，合前六種共七種。其他各史缺少藝文志的，清代學者大都作了“補志”。有藝文志而著錄有遺漏的，從宋代王應麟以來，也不斷有人作“補編”。這類成果後來被開明書店編進《二十五史補編》，受到學界廣泛歡迎。圍繞正史藝文志的訂補，形成了清代樸學一個領域，也形成了目錄學的一個傳統，這項工作至今不衰。北洋政府時期修的《清史稿·藝文志》出於著名學者章鈺、吳士鑑、朱師轍之手，由於當時條件所限，可資採用的書目太少，像樣的書目只有《八千卷樓書目》、《愚齋圖書館書目》數種而已，因此，雖然著錄清人著述9000餘種，仍有大量遺漏。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武作成先生完成《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清人著述1萬餘種。二者相加約2萬種。這兩項成果1982年由中華書局合訂出版，書名爲《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

王紹曾先生看到這部書後，認爲仍有大量清人重要著作未有收入，有作再補編之必要，因而規劃了《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得到中華書局大力支持。中華書局還徵求了戴逸、來新夏等先生的意見。王紹曾先生也與顧廷龍、程千帆、王伊同等先生交換意見，受到廣泛支持。這項工作開始於1983年，1989年列入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1992年列入國務院古籍整理八五規劃項目，1993年完成，2000年才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參加編纂工作的前後有張長華、沙嘉孫、苗同圃、劉心明、王承略、李豔秋、程遠芬及筆者等十多位同志，但始終由王先生親自主持並親自動手編纂。工作地點先在山大圖書館古籍部，後期移到古籍所資料室，王先生每天都來和項目組的同志一起工作，遇到問題隨時商議解決。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比以往的藝文志及補志有較大的改善。過去的藝文志及補志基本上不著錄版本、出處，《拾遺》則註明各書版本、出處。這對使用者提供了較大方便。在著錄範圍上，《拾遺》努力反映了清代輯佚方面的成果，一部古佚書有多家輯本，分別作不同條目著錄。對於晚清的翻譯外國著述，也同樣努力著錄，同一書的不同譯本也分別立目。這些外國著述，凡中國傳統四部分類系統不能容的，則在子部另立“新學類”容納之。四部能容的，也在相應類中增設“域外之屬”以著錄之。這樣，晚清西學東漸的歷史就得到了相應的實事求是的反映。對於史志目錄來說，跟上學術文化發展，是衡量其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拾遺》可以說跟上了時代的發展，取得了成功。《拾遺》值得稱道的地方還有網羅信息的豐富。《清史稿藝文志》和武氏《補編》一共著錄清人著述2萬多種，《拾遺》則增加了5.4萬多種，使清人著述著錄在案的達到大約7.5萬種。自來史志目錄及補史志目錄網羅宏富、體例完善，無逾於《拾遺》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拾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取得了空前的成績。

在2003年教育部評獎時，《拾遺》獲得一等獎，這是一種肯定。對於科研工作來說，你的成果如果不能成爲里程碑，也就是今後發展的新起點，那你就失敗了。當然再好你也不可能是終結。筆者認爲《拾遺》在史志目錄編纂史和清代文獻目錄編纂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因此也是王紹曾先生作爲一位目錄學家的代表作。當2002年國家新修《清史》工程啓動之後，清史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在多次講話中都特別提到山東大學王紹曾先生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已經說明新修《清史·藝文志》以及《清人著述總目》的纂修，都必須以《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爲基礎，這就明確了《拾遺》的歷史地位。

王紹曾先生從20歲國專畢業後步入學術界，就進入了“正史”研究領域，直到晚年，仍在這個領域耕耘、開花、結果，無論是在目錄學，還是在版本學、校勘學領域，王紹曾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當我們認識王先生學術特色的時候，這一點是應當注意的。今年4月，先生去世已經整整四年，筆者趕寫這篇小文，就作爲對先生的紀念吧。

來源：文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