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横断山脉，自唐朝起，产生一条穿行于滇川藏交接地区、绵延数千里、以茶马互市为主要贸易内容、主要以马来长途驮载货物的交通要道。至于茶马互市产生的原因，简单说就是藏区需要茶叶，而内地需要马匹。当然，茶马互市也不局限于茶和马之间的交换，双方所缺之物品也并列其中。

“茶马古道”能重见于世，还得从１９８７年７月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和他大学同学徐涌涛一起前往金沙江边考察方言说起。在与当地人聊天中，他们了解到有一条古路，顺着走可以从维西走到德钦，再从德钦进西藏，然后抵达印度。当时他们对这条不起眼的小路能到达印度持怀疑态度。但后来他们在一个名叫塔村那里所遗留的历史遗迹，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条古道。１９９０年７月，他们又邀请了陈保亚、王晓松、李林、李旭，共计六个青年，揣着从中甸县志办申请的六千元经费，组一队马帮，带上猎狗，从云南中甸出发。历经三个多月，两千多公里，翻过几十座近五千米的雪山，越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十几条大江大河……他们终于可以验证的确存在这样一条古道，并以其通商内容命名为“茶马古道”，而他们也成了“茶马古道六君子”。

如今坐落在云南束河古镇的“茶马古道博物馆”，其中标示“茶马古道”主要线路共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身毒国）；另一条从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一线，到西藏拉萨，再到缅、印。

不管哪条线路，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汉武帝时期开发了茶马古道。不过，当时开发开发这一条古道，并非是为了“茶马”互市，而是为了加强中央政权与当时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联系，维护大汉王朝的边陲稳定。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年），武帝派大行令王恢攻打东越，很快东越归降，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前往南越游说。南越王用“蜀枸酱”款待唐蒙，唐蒙询问其产地，南越王说是从西北的牂牁（即夜郎国）获得。等到唐蒙回长安后，随即向蜀地商人了解夜郎国状况，之后上奏武帝，建议攻取南越、夜郎，得到武帝支持，于是，西南夷的开发就此开始。韩兆琦《史记笺证》云：“司马迁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的雅安地区、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北部甘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地称之为‘西南夷’。”

不过，由于路途遥远，行程艰难，士卒疲惫不堪、水土不服，加上西南夷数次发生叛乱，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不得不暂时中止。如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武帝派公孙弘前往西南夷实地考察，得到的回复是收复该地区意义不大。

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不但了解了当时西北诸国情况，而且也间接获得了西南诸国的很多信息。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归汉，向武帝建议）“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其中提到的“从西南由蜀通身毒国的路”，即如今茶马古道中由雅安前往印度之路。于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乃复事西南夷”（《史记》）。

接着，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采取安抚策略。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今四川乐山市西）、筰（今四川汉源一带）、冉、（今四川松潘县以南）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于是，“西夷，邛、筰、冉、、斯榆（今四川西昌一带）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自此，贵州至四川峨边县、西昌等“西南夷”与中原政权有了道路联系，后世的茶马古道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实际上，“茶马古道”的起点均为盛产茶叶之地。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由中国茶艺的奠基人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首部专著，被称为“茶叶百科全书”。

据史料载，先秦时期巴蜀就已经生产茶叶了。刚开始时，人们将茶当做一种药材，至西汉，人们才开始将它做成饮用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饮茶的习惯已经十分普遍。不过，直到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茶馆，饮茶才真正形成一种风气，且种茶、制茶的规模逐渐扩大。随着陆羽《茶经》的出现，茶文化开始普及，并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形成。

而在唐朝后期，茶也逐渐成为藏族每日的必需品，但问题是，西藏地区属高原地带，本身不产茶，只能通过贸易交换。据史料载，当时河西与青海日月山一带已开始了茶马互市，大量茶叶被运送入藏区。随着藏族人对茶叶需求的加大，古道的线路会逐渐趋向线路短、较安全以及沿途有落脚之地发展。于是，穿越横断山到茶叶生产的线路符合上述条件，又经过后人不断扩展修建，茶马古道最终形成。

当时唐王朝政府主要制定茶叶贸易的三个政策：推出“茶马互市”政策，玄宗时允许茶马互市在赤岭实行；加收茶税；实行榷茶（茶叶专卖）制度。

这些政策，促进了茶马贸易，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不过，当时贸易的形式主要集中于“贡赐”，这是因为各种措施制度都不健全。

随着西南地区对茶叶需求的不断增大，茶马贸易数量不断增加，贸易地区、范围以及方式也不断扩大，最终在唐朝后期，“茶马古道”开始形成。

至宋朝，由于茶叶贸易发展迅猛，内地茶叶生产也发展迅速，“茶马互市”已经成为一种常见且持久的贸易。据《宋史》载：当时的政府明文支持“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政国马，法制大备。’”宋朝政府通过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并出台“茶引”制，即茶商必须获得官府发放的茶叶专卖凭证，才能进行茶叶买卖。这一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茶马贸易。

据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载：“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骡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类内地的货栈），共有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为八大锅庄……”又“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粪秽狼籍。……其地海拔二千五百四十米，而高寒如在三千米以上。”

可见，宋朝的“茶马互市”，不但使朝廷财政增加以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战马之需，而且通过经贸，对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到元代，政府颁布“马政制度”，在茶马贸易的巨额税收刺激下，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对藏区的茶叶贸易：拓宽古道，沿途建驿站，扩展滇西北、川西与西藏的古道。当时西藏第一次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藏民全民信教、全民饮茶并以茶为药。皮日休《茶中杂咏诗序》云：“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陆羽）言之详矣。……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痟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又南宋阎苍舒《续文献通考·榷茶》云：“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茶成为藏族同胞生活中重要一部分，自此汉藏同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至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茶马贸易，允许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私茶贸易，制定茶法和茶课，还建立大量茶马司管理茶业。

到了清代，云南茶马互市开始兴盛起来，川滇地区的茶马贸易发展迅速。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网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联结在一起。不过至清末，茶马古道开始衰落。

当然，茶马古道上运输贸易的物品，除了茶叶外，还有丝绸、蜀布以及盐等。比如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盐，并非每个村落都有能力自己开采，很多村落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

今天，大量的物资以铁路、公路等方式运送到大西南一些偏远地区，茶马古道也失去了其功能。但是，这一条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贸古道，还是一条文化之脉，一条因茶而生的民族交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