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遼寧日報，作者：周仲全。

《真相》藍布包

國聯調查團在柳條湖爆炸現場

劉仲明夫婦和三個兒子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九君子”肖像

核心提示

“九一八”事變後，瀋陽“九君子”將收集到的罪證遞交國聯調查團，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那麼，“九君子”是怎麼認識的？他們被捕入獄後，爲何會在短時間內出獄？上週，記者採訪到“九君子”之一劉仲明的三子劉鍾難，聽他講述發生在“九君子”身上那些鮮爲人知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聯成立調查團來瀋陽瞭解真相。瀋陽九位愛國青年成立“愛國小組”準備向調查團遞交日本侵略證據，目的是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徑。

從1931年11月下旬到次年1月底，他們冒着生命危險收集整理反映“九一八”事變實況的材料，彙集成冊，並用紅色絲線繡上“TRUTH”（中文譯爲《真相》），他們在材料上籤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1932年4月25日，在法庫基督教教區傳教士倪斐德博士幫助下，“愛國小組”將《TRUTH》遞交國聯。

當年在《TRUTH》上簽名的一共9個人，他們分別是大學教授劉仲明、畢天民、李寶實、張查理、於光元，銀行家鞏天民、邵信普，醫學家劉仲宜、社會活動家張韻泠。鑑於他們的個人修養、精神氣質和擔當魄力，後人稱他們爲“九君子”。

近日，記者採訪了劉仲明的兒子劉鍾難，對涉及“九君子”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解讀和澄清。

“九君子”是怎麼認識的？

1913年，丹麥牧師華茂山在瀋陽路三段青年裏20號（今瀋河區朝陽街155-1號）創辦奉天基督教青年會。1921年，進步青年閻寶航被聘爲青年部幹事，他組織青年學習馬列主義，探討救國救民之路，吸引了許多年輕人蔘加，其中就有“九君子”。“父親劉仲明在那時擔任過奉天基督教青年會董事長，與鞏天民、劉仲宜等愛國人士都是在這個時候相識的。”劉鍾難對記者說。

據劉鍾難回憶，留英回國後的劉仲明一直從事醫療工作。1929年，他在基督教青年會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倡議“爲國者可組織小友團”，青年讀者對此頗感興趣。1930年，劉仲明組織了愛國“小友團”，當時有14個人報名參加。“九一八”事變後，“小友團”自動轉變成祕密的“愛國小組”，對學生、病人進行愛國思想宣傳，並對一些弱勢羣體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九君子”成爲“愛國小組”的核心成員。

劉仲明，原名劉同倫，1893年生於遼寧錦西（今葫蘆島市）。少年時代，劉仲明有感於國弱民窮，立志學醫。1917年，劉仲明在英國人創辦的奉天醫科大學畢業後，赴英國留學，後又赴丹麥、瑞士等國進修結核病防治學，1928年回國後任奉天醫科大學肺科主任、教授。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當得知國聯調查團要來瀋陽時，“九君子”便在劉仲明家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如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大家一致認爲，應該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國及製造僞滿洲國罪行的鐵證。當時決定由劉仲明、張查理和畢天民爲整理主委，負責編排整理材料。編輯的原則是：“確保事實、證據俱在，只有事實而暫無證據者，不得不捨棄。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讓他自相矛盾，全無反駁的餘地。”

他們首先把收集來的中文和日文資料譯成英文，再交給於光元審覈。於光元通曉英、日、德、俄四國語言，尤以英語最佳，熟知英國上層社會語言習慣和風俗民情，又瞭解底層社會的俚語和閒話，經他修辭潤色的英文稿件，完全是一篇地道的英式英語。這些材料最後由劉仲明全權負責整理，命名爲《TRUTH》。

監獄中發生了什麼？

史料記載，1932年2月中旬，劉仲明在盛京施醫院院長雍維林（英國人）的幫助下，寫好了給國聯調查團的信。4月25日，在愛爾蘭傳教士倪斐德的幫助下，《TRUTH》被成功送到國聯調查團的手中。

《TRUTH》公佈的75條日本侵略罪證，具有“原始性”“系統性”“實證性”“法理性”， 日本既反駁不了也甩不掉。據此，國聯公判：“日本爲侵略，成立滿洲僞國看不出有當地民意的跡象。”

在國聯報告書審議大會上，有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對以上結論投贊成票，只有日本一國投反對票，日本當場宣佈退出國聯。

《TRUTH》的意義在於，中國人破天荒第一次在國際舞臺上發聲，把日本侵略中國的嘴臉大白於天下，徹底揭露東北同胞“自願建立僞滿洲國”的謊言。從道義上和法理上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世界各國在道義上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

這份材料讓日本侵略者惱怒。1935年10月，日本特務機構依據倪斐德這個線索，大肆抓人。女子師範的校長、教會的神職人員、盛京施醫院裏各科負責的大夫都不放過，“九君子”中除了張韻泠外，有8人被捕。

劉鍾難回憶說，面對日本特務的審問，劉仲明大義凜然、慷慨陳詞，主要述說了“三點聲明”： 我是愛國小組的召集人；我是揭露日本侵華罪證《真相》的集大成人；我是向國聯遞交《真相》的送達人。其他人只是參加者，一切由我負責。

“當時父親實話實說這三句話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我在爲真理作證，我要對歷史負責，我沒有罪’。”劉鍾難解釋說。主審特務聽劉仲明這麼一說，喜出望外，準備上報邀功。

劉鍾難接着講道：“日本人嚴刑拷打鞏天民、畢天民等人，但他們什麼也不說，而父親每次面臨審判時都是這麼幾句話，還一再聲明：‘善有善報，惡有惡果，正義必將戰勝邪惡。你們今天炫耀的輝煌戰績、勝利果實，反過來看，正是你們明天受審的罪證’。這可把日本人嚇壞了，就把這些人全部關押起來了。”

就這樣，劉仲明被關押40天，鞏天民被關40多天，最後都被放了出來。

“爲啥放出來？被關押的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其中盛京施醫院的醫生、教授居多，並且有英國背景。盛京施醫院要求日本侵略者放人，況且日本特務確實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在社會各界的努力下，日本侵略者只得放人。”劉鍾難解釋說。

這裏不得不提“九君子”中的劉仲宜。他被關押的時間最長，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身心遭受重創，出獄後精神失常。劉鍾難告訴記者：“原因是他作爲進步愛國人士，在瀋陽東華門角上開了一家同仁藥房，經常掩護地下黨和進步愛國人士。當時有進步學生撒傳單後跑到同仁藥房，被日本特務盯上了。日本特務到同仁藥房搜查，在天花板上查到了油印機和部分宣傳品，認爲劉仲宜是共產黨，但劉仲宜始終不承認，最後只得釋放。他是‘九君子’裏受刑最多、關押時間最長的一個。”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九君子”中只有一人是共產黨員，這個人就是鞏天民。資料記載，1925年，鞏天民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爲瀋陽第一批共產黨員。1927年，受黨的指派，他轉入地下工作，成爲一個真正的潛伏者，除了周恩來、潘漢年外，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1979年鞏天民去世，他的兒子在整理遺物時才發現他的真實身份。1984年，中央組織部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證據，這份文件要求鞏天民的身份要在特殊時候或者百年之後才能公開。

劉仲明和鞏天民並肩戰鬥，歷經過生與死的考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劉鍾難回憶：“小時候經常聽到鞏叔和父親的談話。”

有一次，鞏天民講，在警務處受審時，日本特高科特務巖冢對他說：“你們這些小子，真是罪大惡極！我們日本國千百萬人流血流汗，幫助你們建立新國，你們這些小子偏反對，還向國聯告我們，使我們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地丟臉，你們這些小子真是死有餘辜。”事後談起這段話，劉仲明對鞏天民說：“這恐怕是特務把我們的行動太誇大了吧，果真像他所說的那樣，那我們可真是‘死有餘榮’了。”

出獄後，劉仲明一直在瀋陽從事醫務和教學工作，培養了許多防癆專業人才。

《TRUTH》原件 如何找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九君子”和他們的後人一直在尋找《TRUTH》的原件，始終沒有結果。因爲親手整理編寫了大部分的《TRUTH》資料，對其內容印象較深，能回憶起來一部分，爲了彌補遺憾，劉仲明在1960年寫了一篇《“九一八”事變後瀋陽“愛國小組”抗日救國行動紀實》的紀實文章。

後來，“九君子”的後人把目標鎖定在聯合國，很快就尋到了線索。2008年6月，他們在聯合國日內瓦圖書館找到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及附件《TRUTH》。

隨後，這份珍貴史料的影音資料以及複印件終於通過“九君子”後人，返回國內。2011年，劉鍾難承擔了《TURTH》史料的翻譯工作，他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將當年父輩們用英文撰寫的日本侵華罪證《TRUTH》及倪斐德博士寫給李頓勳爵的親筆信，還原成中文。“79年後，當我把這份重要抗日英文資料翻譯回中文時，我當時的心情啊，無比的激動啊。”劉鍾難說。

翻譯好後，他與其他“九君子”後人一起將這英、中兩種文字的史料，無償捐贈給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劉鍾難說：“自己始終不忘當初父親給我起名字的初心——鍾情國難，不忘國恥。儘自己所能做了一件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情，覺得自己沒有辜負父親當年的期望。”

記者瞭解到，那還是在“九君子”祕密編輯《真相》時，劉仲明的第三個兒子出生了。面對山河破碎、民遭塗炭，劉仲明爲其起名“鍾難”。“這名字就是激勵自己有抗日擔當、不辱使命，同時囑咐後代不忘國恥，衆志成城，光復祖國。”劉鍾難解釋說。

補記

劉仲明畢生致力防癆工作

1928年秋，劉仲明自國外返回瀋陽後，開始了他在瀋陽乃至東北的防癆工作。

劉仲明在盛京醫科大學建立了結核病學，又在小河沿盛京施醫院開設了一個結核病門診。開始時，每天前來診治的僅有二十幾個病人，後來隨着患者病情的好轉，門診聲名大噪，每日門診人數也增加到80人，其中1/3的患者爲新病人。劉仲明讓很多結核病患者看到了希望。他又建立了結核病房，最初有16張牀，收急咳血及做人工氣胸的病人，後來逐漸發展爲50張牀，收容肺結核病人。這是瀋陽第一個防治結核病的專業門診。在中國一度被認爲是不治之症的癆病開始有了治癒的希望，爲甩掉“東亞病夫”的恥辱，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劉仲明曾擔任東北結核病防治所所長、遼寧省結核病防治院院長、省民盟顧問、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曾當選爲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劉仲明以精湛的醫術、高尚的醫德贏得了羣衆的尊敬和醫學界同仁的稱頌。

劉仲明90歲高齡時，還抱病主編《實用結核病學》。1986年6月14日，劉仲明因病在瀋陽逝世。

老人家在生命彌留之際，頗有感慨地向家人說道：“我的一生懷有兩大夙願：熱愛人民，熱愛祖國；我的一生做了兩大事業：揮灑心血抗癆救民，寧死不屈抗日救國。期盼兒孫們能繼承我的遺志，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奉獻社會，爲民爲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