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认为，林语堂一辈子思索的是如何让中国文化重生，以及再造一个新的世界文明，“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关键在于批评，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带有理性和建设性态度的批评

新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北外毕业的英语系学生钱锁桥（本名钱俊）和身边的同龄人都在跳迪斯科、留长发，“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从萨特到福柯，个个谈哲学，个个都是诗人。”

等他到深圳大学外语系教书并兼任外事秘书时，问起一位美国外教，现今西方最牛的大哲是不是叫福柯？他是怎么回事？外教借给他一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一头扎进去看的钱锁桥，由此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福柯探讨的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方法和视角新颖，批评尖锐深刻，在当时西方世界备受推崇。钱锁桥索性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

在书店，他偶然还碰到一本叫《中国人》（《吾国吾民》）的书，是一个中国作家英文著述的汉译，“作者的名字叫林语堂，此前从未听说过。书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

几年之后，他去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在图书馆发现了满满当当的林语堂英文作品，他立马读了个遍。“中文的书要去东亚图书馆看了，这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文本中接触林语堂。”

他逐渐从那个时代对西方理论的集体痴迷潮流中抽离出来，继而追问，我是谁？所谓的新的中国从哪里来？中国文化如何融入现代？“这就涉及到五四新文化一代人的东西，我后来发现，整个一套强加给我们的叙述，是有问题的。”

1994年钱锁桥回国了一趟，有意识地搜遍了当时国内有关林语堂的所有论述和文章。尽管类似“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帮闲文人”这样的字眼已经很少，但结果依然让他大跌眼镜。“批评者完全没有读过林语堂英文的著述，关于中文作品也集中在散文分析和左翼对林语堂的批判。字里行间更多地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本身的话语，他们小心翼翼地想为他正名，但又不知如何言说地紧张。”

在美国求学、任教，继而赴香港城市大学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任教，钱锁桥与在西方生活30年的林语堂有着类似的跨文化经历。但有关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后的写作、生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成果与分析，海内外学界一直鲜少有人涉及。

这份空白里，有知识结构（语言壁垒）的局限、信息缺失的天然因素，也有学术界涉及意识形态的认知鸿沟。“中国作家写的英语文学，到底该不该列入现代文学史呢？包括美国，民间视他为畅销书作者、介绍东方的‘生活哲学家’，但知识界特别是左翼，也对他或反对，或避之唯恐不及。”

2019年初，钱锁桥耗多年之力写就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繁简体版本几乎同时出版。在今春回国做讲座、沙龙的过程里，不断有读者表达对林氏《苏东坡传》的喜爱，很多人说，因为看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才了解到林语堂。而像汉学家顾彬这样的评论圈内人士，也连连问他：林语堂英语怎么那么好？

“他英语的确好，这都要归功于他在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教会教育背景。但这不是林语堂最大的价值所在。”钱锁桥微蹙眉头。“和大部分西化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林语堂一辈子都关注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西学背景资源主要是为中国文化之转型和重生服务的。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他critic（批评家）的这个身份。”

从右至左：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于上海，1933年。改革开放前，国内出版界刊登该照时林语堂和伊罗生的影像被抹去

批评家

以倡导“闲适”和“近情”出名的林语堂，天性里有冒险、反抗不公的因子。1920年代中，他和北京的学生一起上街抗议北洋政府，向警察扔石块。此后到厦门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后来索性奔赴国民革命中心：武汉。

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1927 年的国民革命，结果革命却以不同党派合作破裂结束，林语堂对此相当失望。

“到30年代他不要革命，这和左翼的一整套政治理念是不一样的。他并不革国民政府的命，而是要坚持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批评的底线，即使（他的批评）经常遭到国民党的抵制。”钱锁桥提到林语堂在1930年初给寰球中国学生会做的演讲《论现代批评的职务》。“林语堂引用19世纪著名英国文评家马修·阿诺德的名言——批评是认清对象的真相。这是打开林语堂思想的一把钥匙。”

求学德国后，林语堂一回国便融入了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文人阵营，迅速进入现代文坛。1930年代在上海，他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系列文学刊物，担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主笔，每两周一次。

钱锁桥特别指出，《中国评论周报》的出现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创办者都是留洋归国、在某专业学有所长的人士，比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陈钦仁、律师桂中枢、经济学家刘大钧等。只有林语堂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出身。和林语堂关系较紧密的是全增嘏、潘光旦、林幽，后来都是论语社的主干成员。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有自己的专业，还是‘文化人’，对中西文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关怀。”

阅读钱版《林语堂传》的前面几章，你能看到那些极少在大众读本里见到的犀利又趣味横生的林氏文字。

林语堂首先将humor译为“幽默”一词。他对幽默的解释是：“只有一个冷静超脱的旁观者才能对人生给予同情和理智的理解，以宽容的态度笑对人生的悖谬。”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这个概念和林语堂倡导的文风，都不为左翼所容。今人只熟知他小品文中的自我释放式幽默，却不了解那些社会政治批评型的幽默，实乃其不断试探国民党政府底线的作为。

刚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迎接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正式访华，在一个雨夜强拆了贫民区的棚屋。上海的《中国时报》报道此事，遭到政府方面严词否认，《中国时报》不得不发声明道歉。直到现场照片发出，终于真相大白。林语堂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如此评论：“除非在中国二加二等于五，要么市长办公室发言人对外交辞令的理解有点走火入魔，要么《中国时报》记者拍的都是鬼影。我不信鬼神，所以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照片不会说谎。”

1935年，林语堂用英文发表了两篇幽默散文。按照当时英文媒体的说法，这两篇文章“真把上海给逗乐了”。

第一篇题为《用洋泾浜英语答复广田》。林语堂说，现在中国外交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说的英语太漂亮，出口就是“严重关切”，或者“为远东和平分享责任”，英语说得太漂亮，就显得和普通老百姓有隔阂，底气不足，难怪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要求硬不起来。林语堂建议外交官改说洋泾浜英语，并自撰以下对日本外长广田的答复：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广田生。你们不会入侵察哈尔和内蒙，除非你们遭到“无端挑衅”，不得不出兵进行“惩罚性”还击。这样，你们每次侵占一片中国领土，你们总是对的，中国总是错的。但我问你，有任何一次日本侵占别人一片土地，日本（是）有错（的）吗?（……But I ask you, is there a time when Japan took a slice of other people’s territory and she don’t find herself in the right? ）你们总是有开战理由，但实际上你们既没理也没由，你们就是过错方。

在《论政治病》中，他犀利地指出，中国政客往往托病来说事，这是中国政治一道风景线。

更文雅的，如厌世，信佛，思反初服，增进学问，出洋念书，想妈妈等……总之，人间世上可有之病，五官脏腑可反之常，应有尽有了。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

浪人

“美得不像话，你们一定要去。”提到林语堂台北阳明山的故居，顾彬啧叹。

晚年栖居的这座庭院由林语堂亲自设计。从西式拱门走进，穿过回廊，可见透天中庭。蓝色琉璃瓦，配白色粉墙，饰深紫色圆角窗棂，在绿树掩映下，清新典雅。四合院式的天井，一角是翠竹、奇石、游鱼，回廊里是西班牙式螺旋廊柱，中西合璧。

在台湾定居三年以后，林语堂写了“来台后二十四快事”，钱锁桥最喜欢其中一项：

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相较于儒家文化，崇尚自然与直觉、宣扬保守与平和的道家文化同林语堂的生命底色更为接近。“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如果世间有东西可以用尼采所谓愉快哲学（Gay Science）这个名称的话，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确实可以称为名副其实了。”

最能完整表达林语堂道家思想的《京华烟云》，每卷之前都引用了《庄子》中的话，如“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主人公姚思安身上的宽容、达观，可视为作者本人的映射或心之所向。

林语堂欣赏陈继儒的悠然自适，张潮的高士雅趣，引飘逸性灵的袁中郎、狂放不羁的金圣叹为知己，但他爱到极致的还数苏东坡。林语堂认为此人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和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由达观而旷怀，以容忍、反讽姿态面对人生。这是林语堂心目中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想的最佳人格代表应该是“浪人”：“面临这个时代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诸多威胁，也许只有浪人和浪人精神才能拯救我们，以免人类都变成编列成码、循规守矩、顺从驯良、身穿制服、脚步齐整的苦力。”

有评论者声讨林语堂以晚明文人的一脉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道家思想麻痹和逃离现实，而在钱锁桥看来，林语堂的抒情哲学绝不只是闲适、风雅，其中也包含着反抗和独善其身。

“鲁迅就像魏晋时期的嵇康，林语堂就是阮籍，胡适可以说是范仲淹吧。”在上海的新书对谈会上，历史学家许纪霖发言。钱锁桥部分赞同，但他非常不赞同说林语堂是隐士，“林语堂从来没隐过，他一直是入世的。”

钱锁桥图 / 本刊记者姜晓明

在异国讲述中国

以为林语堂“隐”的，或许来自于抗战时期他在美国成名，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国内知识分子迥异的“安适”状态。

林氏跨文化话语在1930年代的中国备受争议，甚至遭到批评围剿，但到美国却大受欢迎，被奉以“中国哲学家”的美誉，畅销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钱锁桥表示，林语堂在美的创作大部分都可看作跨文化“翻译”，如“重写”中国传奇和志怪小说、转述中国文艺思想、重释中国哲理智慧等。

特别是在《生活的艺术》中，他讲个性与集权、逻辑与常识、成功与休闲，讲吃饭穿衣、花鸟树木、住房装修，谈茶艺、酒令，介绍古代夫妇闺房静好的趣味生活，讲如何谈天说地，讲文学与性，讲幽默格调，讲现实与梦想，讲自由与尊严，讲效率与耐力——讲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崇尚浪人不是随便说说，背后有整个中国文化哲理支撑。”

该书出版后登上了1938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称赞林语堂“用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把东方介绍给西方，一字千金”；但也有评论质疑“肤浅，没深度”。

林语堂自称他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但钱锁桥并不认为林语堂是刻意地逢迎欧美，“他在中国也讲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西方同样如此，两者并不冲突。”

在研究一度遇到瓶颈后，钱锁桥意识到，光凭文本是不够的，“当时他在美国是怎么样来言说的，他遇到什么样的话语背景，有好多争论。你再深入进去看，哦，这是对中国现代命运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素。”

1990年代末在哥大巴纳德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时，钱锁桥见到了研究美国文化的哈佛教授维尔纳·索勒斯及其高徒尹晓煌。尹晓煌告诉他，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庄台公司（林语堂大部分作品的美国出版商）的档案，没人去看过，或许对他有用。

有两个月，钱锁桥天天开车从曼哈顿到普大，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而当中林语堂与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赛珍珠（两人为夫妇）的来往信件，成了他林语堂研究的转折点。

“这些通信当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我问钱锁桥。

他说，因为推介《吾国吾民》而一炮打响，华赛夫妇和林语堂之间的沟通，总的说来是很顺畅的。能看出华尔希熟谙美国市场，对林语堂的包装和营销策略很成功。只是，从什么角度来言说中国，在他们的合作当中就像一场持久的拔河了。

虽然双方后来有版权费上的纠纷（一般来说出版社提取10%的版税，而庄台公司居然却提成50%的海外版税，让林语堂惊愕又愤怒），但钱锁桥始终认为，逐渐稀释了他们友谊的，是更深层次的政治倾向歧异。

写作《枕戈待旦》时，华尔希认为林语堂“对国民党的偏向太明显了”，很容易落入政府传声筒的口实，但他依然表示“会捍卫林语堂写作动机的诚信和诚实”。

林语堂难以控制谈政治的冲动，在《苏东坡传》的写作中都可见端倪。钱锁桥通过整理资料发现，林语堂整本书的写作策略是把苏东坡塑造成一个人民之友，而把他的政敌王安石塑造成类似希特勒一样的人物。原稿在评论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时，夹了一段林语堂关于美国记者论中国政治的评语。这招来赛珍珠的强烈反应。她直言，林语堂在“一堆宝石里嵌了一块假石”，和传主苏东坡的身份也不配。

写作《美国的智慧》时，林语堂发现“美国梦”曾经是很有活力的愿景，到了现代却逐渐式微了。华尔希夫妇都认为，《美国的智慧》写得越接近《生活的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们再次提醒林语堂在文中尽早表明其“中国人”的身份。林语堂婉拒了。“在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思想之旅程中，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深明现代人的问题，共享发现的喜悦。文中但凡说‘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

“但林语堂和华尔希夫妇之间依然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伟大友谊，绵延20年。没有对方，也就没有他们彼此。”钱锁桥感叹。

1941年，纽约，林语堂和女儿为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和全美助华联合总会（UCR）募集资金

走红与落败

对林语堂人品的一大诟病在于，国内抗战十数年，他却躺在国外的“安乐窝”里，哪怕中途两度回国，也是来去匆匆。

整理了大量英文报道和文献资料后，钱锁桥为林辩驳：抗战伊始，林语堂便对抗战可行性提出自己的论断：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人民的士气，以及打持久战中国拥有的辽阔疆土优势。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完稿后，林语堂曾写信给郁达夫，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

在美国，林语堂被奉为“中国哲学家”，这顶桂冠的争议在于，公众舆论把他塑造成一个“温良恭逊的东方智者”，却忽略了他率直敢言的另一面。

珍珠港事件之后，林语堂的批评焦点转向对整个世界现代性的批评。尤为突出的是针对印度问题的发言：

我要每一个印度人都有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由。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政治自由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是何等的羞辱。如果你们得不到这个权利，其他权利对你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我无条件支持印度的自由，我愿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立场。

——1943年9月，林语堂被选为美国印度联盟名誉主席后，给联盟主席莘（J. J. Singh）致信

《吾国与吾民》译成德文时，德国出版商不得不做适当删节，因为书中有许多“小评论”，“冒犯德国领导人”。当欧洲遭到纳粹德国狂轰滥炸之际，林语堂撰文表示：“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也不是希特勒。他指出：由于国与国之间及观念与观念之间造成的冲突，欧洲文明的道德缺点日益明显；西方民主国家在西班牙战争及慕尼黑协议中对法西斯采取纵容态度，暴露了欧洲的道德破绽，而且将危及民主政治的生存。

尽管《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最知名和畅销之作，他自己却认为《啼笑皆非》乃其最重要的作品。盖因这本书尝试以东方智慧作为资源，对战时政治，以及由科学主义（特别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学”）统领的西方文化现代性展开了批评。

但他的批评在美国学界是否得到了重视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在钱锁桥书里看到的，反而是林语堂的某种“尴尬”：“林语堂被英语世界接受，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是因为他被认为比任何政党、学派都真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是什么。但是当他希望进一步去批评美国人，他身上的光环就没有了。”他虽然追求世界性，但是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性身份给他，“他的走红和后来的‘败落’都是因为这个。”

钱锁桥虽然不尽同意，但他流露，自己当年做林语堂研究，也有部分原因是受亚美文学教科书的刺激：因为当时流行的一本教科书，一方面将林语堂当成“华美文学作家”先驱，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林语堂不符合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确”。“不过，华裔作家Frank Chin（赵健秀）有一句话我倒是很欣赏，他对华裔美国人说：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不去梳理，难道主流白人会替你去讲吗？！”

有媒体同行向钱锁桥问及夏志清对林语堂的看法，他说自己当然看过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是，“他那本书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写林语堂只有一页。”钱锁桥对较之于比大陆留学生更早赴美的台湾留学群体也颇感失望。“当时居然就没一个台湾留美学人是关注林语堂的。他们都是‘汉学家’、‘中国学泰斗’费正清的弟子，林语堂在他们眼里，好像上不了台面似的。”到访过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的办公室，看到墙上贴着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钱锁桥感到些许惊喜：还真有同道关注那段历史？

2004年，经曾经访学香港城市大学的作家龙应台之邀，钱锁桥在台北林语堂故居待了一个多月，把馆里的资料梳理了一遍，直到那时，他都没想写林传。直至去香港，更惊讶地看着西方理论如何被用来“言说中国”，知识界也发生变化，自己的思路方才清晰。

上世纪60年代末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住宅阳台。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另一种活法

中年时，林语堂在美国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负债累累。他想把汉字翻译成一种能被世界理解和认可的文字——用研发打字机的科学方法，来实践沟通中西文化的愿景。晚年，他又凭借一己之力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林语堂80岁去世后，《纽约时报》用大篇幅介绍并评价：“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向往、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

在首尔做的毕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林语堂如此结尾：“哲学必须关注人类生活的问题。假如东方人能够增强科学民主的意识，而西方哲学能够走下学术理论的象牙塔，重新关注人类社会和生存领域，也许我们可以重建一个比较不错的社会，人人得以安居乐业。”

半个多世纪以前，林语堂就在小说《远景》（又译《奇岛》）中对2004年的世界作了预测：人类已经战胜了癌症，寿命延长，同时人口暴增。路修得更多更好，然而车祸死亡率也更高。为了躲避原子弹，人们习惯于地下生活，造出地下三十几层的建筑，通风水电一应俱全。到那时，人们随手带只“口袋电话”就可以随时和世界上任何人通话。

采访时正逢国内有关加班文化的讨论，钱锁桥笑道：“林语堂曾经说过美国三大罪恶是：效率、准时、成功欲望。美国人整天想成功发达，结果弄得神经紧张，生活也没乐趣。你看林语堂的生活哲学，包括那些批评，何曾过时？”

好几位林传读者和与钱锁桥交流的国内学者告诉我，他们感觉作者对于传主过度偏爱，书中有太过强烈的情感倾向。

“呵呵，情感倾向，多少有一点吧，情难自已。但也是由于之前遮蔽得太严重了啊。”钱锁桥说，林语堂是一颗在他自己成长过程中，被主流话语埋没的棋子。“通过挖掘他，我来梳理我自己的历史，来发现我自己，现在和未来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活法。我坚信，林语堂属于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