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鎖橋認爲，林語堂一輩子思索的是如何讓中國文化重生，以及再造一個新的世界文明，“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關鍵在於批評，一種具有全球視野、帶有理性和建設性態度的批評

新世界

上世紀80年代，北外畢業的英語系學生錢鎖橋（本名錢俊）和身邊的同齡人都在跳迪斯科、留長髮，“從黑格爾到海德格爾，從薩特到福柯，個個談哲學，個個都是詩人。”

等他到深圳大學外語系教書併兼任外事祕書時，問起一位美國外教，現今西方最牛的大哲是不是叫福柯？他是怎麼回事？外教借給他一本《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一頭扎進去看的錢鎖橋，由此發現了一個新世界。

福柯探討的是西方的現代性問題，方法和視角新穎，批評尖銳深刻，在當時西方世界備受推崇。錢鎖橋索性將這本書翻譯成了中文。

在書店，他偶然還碰到一本叫《中國人》（《吾國吾民》）的書，是一箇中國作家英文著述的漢譯，“作者的名字叫林語堂，此前從未聽說過。書中對中國、中國人的話語完全是一套新的說法，但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消化。”

幾年之後，他去了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讀書，在圖書館發現了滿滿當當的林語堂英文作品，他立馬讀了個遍。“中文的書要去東亞圖書館看了，這纔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文本中接觸林語堂。”

他逐漸從那個時代對西方理論的集體癡迷潮流中抽離出來，繼而追問，我是誰？所謂的新的中國從哪裏來？中國文化如何融入現代？“這就涉及到五四新文化一代人的東西，我後來發現，整個一套強加給我們的敘述，是有問題的。”

1994年錢鎖橋回國了一趟，有意識地搜遍了當時國內有關林語堂的所有論述和文章。儘管類似“買辦資產階級文人、幫閒文人”這樣的字眼已經很少，但結果依然讓他大跌眼鏡。“批評者完全沒有讀過林語堂英文的著述，關於中文作品也集中在散文分析和左翼對林語堂的批判。字裏行間更多地反映了改革開放時期本身的話語，他們小心翼翼地想爲他正名，但又不知如何言說地緊張。”

在美國求學、任教，繼而赴香港城市大學和英國紐卡斯爾大學任教，錢鎖橋與在西方生活30年的林語堂有着類似的跨文化經歷。但有關1936年林語堂移居美國後的寫作、生活，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成果與分析，海內外學界一直鮮少有人涉及。

這份空白裏，有知識結構（語言壁壘）的侷限、信息缺失的天然因素，也有學術界涉及意識形態的認知鴻溝。“中國作家寫的英語文學，到底該不該列入現代文學史呢？包括美國，民間視他爲暢銷書作者、介紹東方的‘生活哲學家’，但知識界特別是左翼，也對他或反對，或避之唯恐不及。”

2019年初，錢鎖橋耗多年之力寫就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繁簡體版本幾乎同時出版。在今春回國做講座、沙龍的過程裏，不斷有讀者表達對林氏《蘇東坡傳》的喜愛，很多人說，因爲看電視連續劇《京華煙雲》才瞭解到林語堂。而像漢學家顧彬這樣的評論圈內人士，也連連問他：林語堂英語怎麼那麼好？

“他英語的確好，這都要歸功於他在聖約翰大學唸書的教會教育背景。但這不是林語堂最大的價值所在。”錢鎖橋微蹙眉頭。“和大部分西化派知識分子不同的是，林語堂一輩子都關注中國文化的問題。也就是說，他的西學背景資源主要是爲中國文化之轉型和重生服務的。我希望大家能認識到他critic（批評家）的這個身份。”

從右至左：魯迅、林語堂、伊羅生、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史沫特萊於上海，1933年。改革開放前，國內出版界刊登該照時林語堂和伊羅生的影像被抹去

批評家

以倡導“閒適”和“近情”出名的林語堂，天性裏有冒險、反抗不公的因子。1920年代中，他和北京的學生一起上街抗議北洋政府，向警察扔石塊。此後到廈門大學任人文學院院長，後來索性奔赴國民革命中心：武漢。

他滿腔熱忱地投入了1927 年的國民革命，結果革命卻以不同黨派合作破裂結束，林語堂對此相當失望。

“到30年代他不要革命，這和左翼的一整套政治理念是不一樣的。他並不革國民政府的命，而是要堅持一個知識分子能夠批評的底線，即使（他的批評）經常遭到國民黨的抵制。”錢鎖橋提到林語堂在1930年初給寰球中國學生會做的演講《論現代批評的職務》。“林語堂引用19世紀著名英國文評家馬修·阿諾德的名言——批評是認清對象的真相。這是打開林語堂思想的一把鑰匙。”

求學德國後，林語堂一回國便融入了以周氏兄弟爲首的“語絲”派文人陣營，迅速進入現代文壇。1930年代在上海，他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系列文學刊物，擔任英文《中國評論週報》“小評論”專欄主筆，每兩週一次。

錢鎖橋特別指出，《中國評論週報》的出現在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創辦者都是留洋歸國、在某專業學有所長的人士，比如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的陳欽仁、律師桂中樞、經濟學家劉大鈞等。只有林語堂是比較文學、語言學出身。和林語堂關係較緊密的是全增嘏、潘光旦、林幽，後來都是論語社的主幹成員。也就是說，他們不光有自己的專業，還是‘文化人’，對中西文化有一種知識分子的關懷。”

閱讀錢版《林語堂傳》的前面幾章，你能看到那些極少在大衆讀本里見到的犀利又趣味橫生的林氏文字。

林語堂首先將humor譯爲“幽默”一詞。他對幽默的解釋是：“只有一個冷靜超脫的旁觀者才能對人生給予同情和理智的理解，以寬容的態度笑對人生的悖謬。”但在那個“水深火熱”的年代，這個概念和林語堂倡導的文風，都不爲左翼所容。今人只熟知他小品文中的自我釋放式幽默，卻不瞭解那些社會政治批評型的幽默，實乃其不斷試探國民黨政府底線的作爲。

剛剛成立不久的南京國民政府準備迎接丹麥王儲弗雷德裏克正式訪華，在一個雨夜強拆了貧民區的棚屋。上海的《中國時報》報道此事，遭到政府方面嚴詞否認，《中國時報》不得不發聲明道歉。直到現場照片發出，終於真相大白。林語堂在英文《中國評論週報》如此評論：“除非在中國二加二等於五，要麼市長辦公室發言人對外交辭令的理解有點走火入魔，要麼《中國時報》記者拍的都是鬼影。我不信鬼神，所以我還是傾向於相信照片不會說謊。”

1935年，林語堂用英文發表了兩篇幽默散文。按照當時英文媒體的說法，這兩篇文章“真把上海給逗樂了”。

第一篇題爲《用洋涇浜英語答覆廣田》。林語堂說，現在中國外交官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說的英語太漂亮，出口就是“嚴重關切”，或者“爲遠東和平分享責任”，英語說得太漂亮，就顯得和普通老百姓有隔閡，底氣不足，難怪面對日本人咄咄逼人的要求硬不起來。林語堂建議外交官改說洋涇浜英語，並自撰以下對日本外長廣田的答覆：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廣田生。你們不會入侵察哈爾和內蒙，除非你們遭到“無端挑釁”，不得不出兵進行“懲罰性”還擊。這樣，你們每次侵佔一片中國領土，你們總是對的，中國總是錯的。但我問你，有任何一次日本侵佔別人一片土地，日本（是）有錯（的）嗎?（……But I ask you, is there a time when Japan took a slice of other people’s territory and she don’t find herself in the right? ）你們總是有開戰理由，但實際上你們既沒理也沒由，你們就是過錯方。

在《論政治病》中，他犀利地指出，中國政客往往託病來說事，這是中國政治一道風景線。

更文雅的，如厭世，信佛，思反初服，增進學問，出洋唸書，想媽媽等……總之，人間世上可有之病，五官臟腑可反之常，應有盡有了。政客食量減少消化欠佳絕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貪食無厭；他們應該用來處理國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窩魚翅肥鴨燜雞了。……我總不相信，一位飲食積滯消化欠良的官僚會怎樣熱心辦公救國救民的。

浪人

“美得不像話，你們一定要去。”提到林語堂臺北陽明山的故居，顧彬嘖嘆。

晚年棲居的這座庭院由林語堂親自設計。從西式拱門走進，穿過迴廊，可見透天中庭。藍色琉璃瓦，配白色粉牆，飾深紫色圓角窗欞，在綠樹掩映下，清新典雅。四合院式的天井，一角是翠竹、奇石、游魚，迴廊裏是西班牙式螺旋廊柱，中西合璧。

在臺灣定居三年以後，林語堂寫了“來臺後二十四快事”，錢鎖橋最喜歡其中一項：

黃昏時候，工作完，飯罷，既喫西瓜，一人坐在陽臺上獨自乘涼，口銜菸斗，若喫煙，若不喫煙。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朧裏，下面天母燈光閃爍，清風徐來，若有所思，若無所思。不亦快哉！

相較於儒家文化，崇尚自然與直覺、宣揚保守與平和的道家文化同林語堂的生命底色更爲接近。“這個世界太嚴肅了，必須有一種智慧和歡樂的哲學以爲調劑。如果世間有東西可以用尼采所謂愉快哲學（Gay Science）這個名稱的話，中國人生活藝術的哲學確實可以稱爲名副其實了。”

最能完整表達林語堂道家思想的《京華煙雲》，每卷之前都引用了《莊子》中的話，如“大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主人公姚思安身上的寬容、達觀，可視爲作者本人的映射或心之所向。

林語堂欣賞陳繼儒的悠然自適，張潮的高士雅趣，引飄逸性靈的袁中郎、狂放不羈的金聖嘆爲知己，但他愛到極致的還數蘇東坡。林語堂認爲此人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和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穌所說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鴿子的溫柔敦厚，在蘇東坡這些方面，其他詩人是不能望其項背的。”

由達觀而曠懷，以容忍、反諷姿態面對人生。這是林語堂心目中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而在現代社會，這種理想的最佳人格代表應該是“浪人”：“面臨這個時代對民主和個人自由的諸多威脅，也許只有浪人和浪人精神才能拯救我們，以免人類都變成編列成碼、循規守矩、順從馴良、身穿制服、腳步齊整的苦力。”

有評論者聲討林語堂以晚明文人的一脈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用道家思想麻痹和逃離現實，而在錢鎖橋看來，林語堂的抒情哲學絕不只是閒適、風雅，其中也包含着反抗和獨善其身。

“魯迅就像魏晉時期的嵇康，林語堂就是阮籍，胡適可以說是范仲淹吧。”在上海的新書對談會上，歷史學家許紀霖發言。錢鎖橋部分贊同，但他非常不贊同說林語堂是隱士，“林語堂從來沒隱過，他一直是入世的。”

錢鎖橋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在異國講述中國

以爲林語堂“隱”的，或許來自於抗戰時期他在美國成名，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國內知識分子迥異的“安適”狀態。

林氏跨文化話語在1930年代的中國備受爭議，甚至遭到批評圍剿，但到美國卻大受歡迎，被奉以“中國哲學家”的美譽，暢銷書一本接着一本出版。錢鎖橋表示，林語堂在美的創作大部分都可看作跨文化“翻譯”，如“重寫”中國傳奇和志怪小說、轉述中國文藝思想、重釋中國哲理智慧等。

特別是在《生活的藝術》中，他講個性與集權、邏輯與常識、成功與休閒，講喫飯穿衣、花鳥樹木、住房裝修，談茶藝、酒令，介紹古代夫婦閨房靜好的趣味生活，講如何談天說地，講文學與性，講幽默格調，講現實與夢想，講自由與尊嚴，講效率與耐力——講實實在在的生活本身。“崇尚浪人不是隨便說說，背後有整個中國文化哲理支撐。”

該書出版後登上了1938年美國非小說類暢銷書榜首。紐約《先驅論壇報》評論稱讚林語堂“用西方人聽得懂的方式把東方介紹給西方，一字千金”；但也有評論質疑“膚淺，沒深度”。

林語堂自稱他的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但錢鎖橋並不認爲林語堂是刻意地逢迎歐美，“他在中國也講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在西方同樣如此，兩者並不衝突。”

在研究一度遇到瓶頸後，錢鎖橋意識到，光憑文本是不夠的，“當時他在美國是怎麼樣來言說的，他遇到什麼樣的話語背景，有好多爭論。你再深入進去看，哦，這是對中國現代命運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因素。”

1990年代末在哥大巴納德學院做博士後研究時，錢鎖橋見到了研究美國文化的哈佛教授維爾納·索勒斯及其高徒尹曉煌。尹曉煌告訴他，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莊臺公司（林語堂大部分作品的美國出版商）的檔案，沒人去看過，或許對他有用。

有兩個月，錢鎖橋天天開車從曼哈頓到普大，一盒一盒地從公司流水賬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資料。而當中林語堂與莊臺公司老闆華爾希、賽珍珠（兩人爲夫婦）的來往信件，成了他林語堂研究的轉折點。

“這些通信當中最大的看點是什麼呢？”我問錢鎖橋。

他說，因爲推介《吾國吾民》而一炮打響，華賽夫婦和林語堂之間的溝通，總的說來是很順暢的。能看出華爾希熟諳美國市場，對林語堂的包裝和營銷策略很成功。只是，從什麼角度來言說中國，在他們的合作當中就像一場持久的拔河了。

雖然雙方後來有版權費上的糾紛（一般來說出版社提取10%的版稅，而莊臺公司居然卻提成50%的海外版稅，讓林語堂驚愕又憤怒），但錢鎖橋始終認爲，逐漸稀釋了他們友誼的，是更深層次的政治傾向歧異。

寫作《枕戈待旦》時，華爾希認爲林語堂“對國民黨的偏向太明顯了”，很容易落入政府傳聲筒的口實，但他依然表示“會捍衛林語堂寫作動機的誠信和誠實”。

林語堂難以控制談政治的衝動，在《蘇東坡傳》的寫作中都可見端倪。錢鎖橋通過整理資料發現，林語堂整本書的寫作策略是把蘇東坡塑造成一個人民之友，而把他的政敵王安石塑造成類似希特勒一樣的人物。原稿在評論蘇東坡與王安石之爭時，夾了一段林語堂關於美國記者論中國政治的評語。這招來賽珍珠的強烈反應。她直言，林語堂在“一堆寶石裏嵌了一塊假石”，和傳主蘇東坡的身份也不配。

寫作《美國的智慧》時，林語堂發現“美國夢”曾經是很有活力的願景，到了現代卻逐漸式微了。華爾希夫婦都認爲，《美國的智慧》寫得越接近《生活的藝術》，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們再次提醒林語堂在文中儘早表明其“中國人”的身份。林語堂婉拒了。“在遊覽美國和中國的思想之旅程中，我從來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現代人，深明現代人的問題，共享發現的喜悅。文中但凡說‘我們’，我指的是‘我們現代人’。”

“但林語堂和華爾希夫婦之間依然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偉大友誼，綿延20年。沒有對方，也就沒有他們彼此。”錢鎖橋感嘆。

1941年，紐約，林語堂和女兒爲美國醫藥援華會（ABMAC）和全美助華聯合總會（UCR）募集資金

走紅與落敗

對林語堂人品的一大詬病在於，國內抗戰十數年，他卻躺在國外的“安樂窩”裏，哪怕中途兩度回國，也是來去匆匆。

整理了大量英文報道和文獻資料後，錢鎖橋爲林辯駁：抗戰伊始，林語堂便對抗戰可行性提出自己的論斷：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中國人民的士氣，以及打持久戰中國擁有的遼闊疆土優勢。英文小說《京華煙雲》完稿後，林語堂曾寫信給郁達夫，談到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爲“紀念全國在前線爲國犧牲之勇男兒，非無所爲而作”。

在美國，林語堂被奉爲“中國哲學家”，這頂桂冠的爭議在於，公衆輿論把他塑造成一個“溫良恭遜的東方智者”，卻忽略了他率直敢言的另一面。

珍珠港事件之後，林語堂的批評焦點轉向對整個世界現代性的批評。尤爲突出的是針對印度問題的發言：

我要每一個印度人都有爲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的自由。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的政治自由的機會都被剝奪了，這是何等的羞辱。如果你們得不到這個權利，其他權利對你們來說都是沒意義的。我無條件支持印度的自由，我願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立場。

——1943年9月，林語堂被選爲美國印度聯盟名譽主席後，給聯盟主席莘（J. J. Singh）致信

《吾國與吾民》譯成德文時，德國出版商不得不做適當刪節，因爲書中有許多“小評論”，“冒犯德國領導人”。當歐洲遭到納粹德國狂轟濫炸之際，林語堂撰文表示：“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也不是希特勒。他指出：由於國與國之間及觀念與觀念之間造成的衝突，歐洲文明的道德缺點日益明顯；西方民主國家在西班牙戰爭及慕尼黑協議中對法西斯採取縱容態度，暴露了歐洲的道德破綻，而且將危及民主政治的生存。

儘管《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是林語堂最知名和暢銷之作，他自己卻認爲《啼笑皆非》乃其最重要的作品。蓋因這本書嘗試以東方智慧作爲資源，對戰時政治，以及由科學主義（特別是所謂的“地緣政治學”）統領的西方文化現代性展開了批評。

但他的批評在美國學界是否得到了重視呢？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劉文楠在錢鎖橋書裏看到的，反而是林語堂的某種“尷尬”：“林語堂被英語世界接受，成爲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是因爲他被認爲比任何政黨、學派都真切地反映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生活’是什麼。但是當他希望進一步去批評美國人，他身上的光環就沒有了。”他雖然追求世界性，但是並沒有一個真正的世界性身份給他，“他的走紅和後來的‘敗落’都是因爲這個。”

錢鎖橋雖然不盡同意，但他流露，自己當年做林語堂研究，也有部分原因是受亞美文學教科書的刺激：因爲當時流行的一本教科書，一方面將林語堂當成“華美文學作家”先驅，另一方面又惡毒攻擊，林語堂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爲歸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確”。“不過，華裔作家Frank Chin（趙健秀）有一句話我倒是很欣賞，他對華裔美國人說：你自己的歷史你自己不去梳理，難道主流白人會替你去講嗎？！”

有媒體同行向錢鎖橋問及夏志清對林語堂的看法，他說自己當然看過那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但是，“他那本書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爲他寫林語堂只有一頁。”錢鎖橋對較之於比大陸留學生更早赴美的臺灣留學羣體也頗感失望。“當時居然就沒一個臺灣留美學人是關注林語堂的。他們都是‘漢學家’、‘中國學泰斗’費正清的弟子，林語堂在他們眼裏，好像上不了檯面似的。”到訪過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的辦公室，看到牆上貼着林語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錢鎖橋感到些許驚喜：還真有同道關注那段歷史？

2004年，經曾經訪學香港城市大學的作家龍應臺之邀，錢鎖橋在臺北林語堂故居待了一個多月，把館裏的資料梳理了一遍，直到那時，他都沒想寫林傳。直至去香港，更驚訝地看着西方理論如何被用來“言說中國”，知識界也發生變化，自己的思路方纔清晰。

上世紀60年代末林語堂在臺北陽明山住宅陽臺。臺北林語堂故居藏

另一種活法

中年時，林語堂在美國發明“明快中文打字機”，負債累累。他想把漢字翻譯成一種能被世界理解和認可的文字——用研發打字機的科學方法，來實踐溝通中西文化的願景。晚年，他又憑藉一己之力編纂《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林語堂80歲去世後，《紐約時報》用大篇幅介紹並評價：“他向西方人士解釋他的同胞和國家的風俗、嚮往、恐懼和思想的成就，沒有人能比得上。”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曾說：“林語堂講的是數十年前中國的情形，但他的話今天對於我們每一個美國人都仍受用。”

在首爾做的畢生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林語堂如此結尾：“哲學必須關注人類生活的問題。假如東方人能夠增強科學民主的意識，而西方哲學能夠走下學術理論的象牙塔，重新關注人類社會和生存領域，也許我們可以重建一個比較不錯的社會，人人得以安居樂業。”

半個多世紀以前，林語堂就在小說《遠景》（又譯《奇島》）中對2004年的世界作了預測：人類已經戰勝了癌症，壽命延長，同時人口暴增。路修得更多更好，然而車禍死亡率也更高。爲了躲避原子彈，人們習慣於地下生活，造出地下三十幾層的建築，通風水電一應俱全。到那時，人們隨手帶只“口袋電話”就可以隨時和世界上任何人通話。

採訪時正逢國內有關加班文化的討論，錢鎖橋笑道：“林語堂曾經說過美國三大罪惡是：效率、準時、成功慾望。美國人整天想成功發達，結果弄得神經緊張，生活也沒樂趣。你看林語堂的生活哲學，包括那些批評，何曾過時？”

好幾位林傳讀者和與錢鎖橋交流的國內學者告訴我，他們感覺作者對於傳主過度偏愛，書中有太過強烈的情感傾向。

“呵呵，情感傾向，多少有一點吧，情難自已。但也是由於之前遮蔽得太嚴重了啊。”錢鎖橋說，林語堂是一顆在他自己成長過程中，被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通過挖掘他，我來梳理我自己的歷史，來發現我自己，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我堅信，林語堂屬於21世紀。”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著者：錢鎖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895年，林語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歲時離開故土，畢其一生，輾轉旅寄。在國內，考究語言，創辦報刊，爲當時文壇一開“幽默”新風；在國外，鍼砭時事，引介東方，以獨有見地詮釋“吾國與吾民”。

這部傳記，筆路延綿，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軌跡，尋繹其生平，藉以重新發現不僅僅是作爲文學家的林語堂，更欲還原出兼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

魯迅、胡適、林語堂，他們的精神遺產，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知識思想資源。而林語堂留贈後人有形及無形的一切，將對新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別有深遠的啓發意義，亦爲跨文化交際與互動帶來嶄新的理解。

本文轉載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15期

文 | 記者 鄧鬱 實習記者 張瑋鈺 編輯 | 周建平

-END-

編輯丨廖茹畫

這是我們爲你準備的第1427次推送

如需轉載註明出處 合作請聯繫微信號 bbt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