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成立，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的黄埔军校。

从1924年建校至1930年转至他地办学的几年间，周恩来、何应钦、叶剑英、恽代英、张治中等国共要人先后在黄埔任教，学校共招收了七期学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抗战爆发后，黄埔师生走上了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前沿，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1月短短四个月内，就有一万多名黄埔军官牺牲在抗日战场，黄埔师生为抗战付出了血的代价。

黄埔军校

郑洞国大战昆仑关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举行开学典礼，近500名黄埔师生肃立军校门前迎接孙中山先生。后来成为抗战名将的郑洞国也在这支欢迎队伍之中，当时他刚刚21岁。

孙中山在典礼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多年以后，郑洞国对此还是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山先生在训示中开明宗义，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说：‘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郑洞国

郑洞国生于湖南石门一个农民家庭，家道小康，祖上留下十余间老房和几十亩良田，父亲还是个裁缝，这在湖南乡村属于家境不错的家庭。郑洞国先在乡间读私塾，后来到石门中学读书。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陆军讲武堂，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报名考试后被录取。此间军阀混战，不久赵恒惕兵败，陆军讲武堂停办，郑洞国只好回乡，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毕业后郑洞国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再度来到长沙。

郑洞国夫妇

1924年，郑洞国听说黄埔军校开办的消息，于是远赴广州报考军校。但到广州时已错过报名时间，在朋友帮助下，郑洞国用另外一个同学的名义参加了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郑洞国为什么能冒名顶替呢？原来那个同学怕考不上，报了两次名，没想到第一次便被录取，后来就将另一个名额让给了郑洞国。

1924年11月，郑洞国黄埔一期毕业，被任命为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郑洞国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战争，抗战全面爆发时已晋升为陆军少将并担任了师长。卢沟桥事变后，郑洞国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9年12月，郑洞国率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昆仑关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抗战必需的物资、弹药和装备。1939年11月，日军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陈兵中越边境，切断了中国生路。12月4日，日军占领南宁附近的战略要地昆仑关，中日双方在此形成对峙。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公里处，周围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地势险要，笋石林立，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军队要想夺回海外补给线，必须夺回昆仑关，昆仑关战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杜聿明

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他命令杜聿明第五军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第五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下辖三个师和几个直属团，全军5万余人，装备精良。郑洞国这时在杜聿明手下担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据他回忆，杜聿明命令荣誉第一师和第二零零师担任主攻，重炮团、战车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作战；新编第二十二师作为迂回支队，越过昆仑关，切断南宁至昆仑关之间的交通，堵击日军增援部队。

12月18日凌晨，昆仑山战役打响。经过激战，昆仑关附近的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等高地先后被中国军队占领，日军防线发生动摇。郑洞国从望远镜里看到，中国官兵势如猛虎，一路猛打猛冲，奋勇异常。但就在这时，南宁日军增援部队突破中国狙击部队的防线，赶到昆仑关；扼守昆仑关的日军趁机反扑，将荣誉第一师刚刚占领的几处高地重新夺去，战斗陷入拉锯战。对于战斗的激烈程度，郑洞国事后在回忆录如此描述：“我战车一度攻入昆仑关，步兵也从东、西、北三面逼进守关之敌，但日军顽抗不退，在空军配合下拼命反扑，终使我军立足不稳，不得不退出昆仑关。此后我军强攻两日，均未能拿下关口，且有较大伤亡。”

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后，郑洞国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夺取昆仑关周围的几处重要高地，对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12月24日，荣誉第一师第二团突击营攻下昆仑关西北的罗塘高地，这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蒋介石闻讯后专门致电郑洞国：“该师（指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激战七昼夜，卒克要点，具见该师长指导有方，将士用命，深用嘉奖。”

12月25日至28日，中国军队利用这段时间稍事休整。此时昆仑关日军已是四面楚歌，弹药补充基本断绝，没有任何还手之力。郑洞国在文章中形象地写道：“日军出动飞机空投物资，救援被困部队，但不断遭到我军炮火拦截。有些降落伞也被我军缴获了，其中有做工十分精致的饼干、肉食、蔬菜、食盐以及罐头等，我们在前线曾享受过几次日本人‘奉送’的大餐。”

12月31日拂晓，中国军队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了猛攻，至上午11时肃清敌人，占领昆仑关。战后，郑洞国率领部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王耀武的抗战传奇

在国民党军界特别是黄埔毕业生内部，素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其中“三李”指的是李仙洲、李延年和李玉堂；“一王”则是指王耀武。之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四人都是山东籍的黄埔毕业生，“三李”出身黄埔一期，王耀武毕业于黄埔三期。后来王耀武的职务和名望都超过了他的三位师兄，所以有“三李不如一王”一说。

王耀武

王耀武是山东泰安县人，父亲早逝，家境贫寒，虽然如此，但母亲还是让王耀武去读私塾。1920年代初，王耀武经亲戚介绍到济南（也有天津之说）当了学徒，但王耀武不甘心如此碌碌无为，白天在店里做事，晚上到夜校学习。1924年秋天，王耀武在亲戚和店家资助下，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进入第三期学习。

正如大部分黄埔学员一样，王耀武毕业后参加了北伐，后来不断升迁，抗战全面爆发时已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实事求是地说，王耀武军旅生涯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抗战时期，他也称得上“抗日名将”这个称号。

王耀武是比较少见的打满八年抗战全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从淞沪会战开始，历经南京保卫战、兰封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直到湘西会战，八年抗战有七年是在抗日前线度过的。王耀武也因战功战功赫赫不断得到提升，从师长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再升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这个升迁速度在黄埔毕业生中首屈一指。

1944年12月，为配合美、苏联合进攻日本，收复失地，国民政府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由何应钦担任，参谋长萧毅肃，下辖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其中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王耀武以黄埔三期的资历与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人平起平坐，其升迁之快，在国民党内部极为罕见，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对于自己的前程，王耀武也是踌躇满志，著名报人徐铸成抗战期间与王耀武有过交往，他在《徐铸成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六年前，我在桂林工作时，与王耀武曾见过两三面。那时，他驻防湘西常德一带。他在桂林建干路建有一幢相当阔气的公馆，以便不时回桂度假。他和《大公报》桂馆副经理王文彬熟识。有一次，文彬告诉我：‘王耀武想见见你，后天特在其公馆宴请。’届时，我与诚夫、李侠文、马廷栋、黎秀石等赴约。室内外陈设和那天宴会的丰盛，在那时的桂林都属罕见。最有趣的，主人曾不断问我们：‘照外国规矩，此时应斟什么酒？照国际惯例，此时是否应递上手巾？’可以说，主人很谦虚，‘每事问’。也可见他那时已有雄心，抗战胜利后升任方面大员了。”

受降仪式上的黄埔师生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向中国政府投降的日军有华北方面军；华中第六方面军；京沪地区第六军、第十三军；广东方面第二十三军；台湾方面第十方面军；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总计投降兵力1283240人，投降的伪军共计683569人。

抗战期间的何应钦

中国一共划分了十五个受降区，其中四个受降区主官由黄埔师生担任，他们分别是：

第四受降区主官王耀武。王耀武黄埔三期出身，时任陆军总部第四方面军司令官，负责长沙、衡阳、岳阳等地的日伪军受降事宜。

第六受降区主官顾祝同。顾祝同曾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后代理管理部主任一职。抗战胜利时担任第三战区司令官，负责杭州、厦门等地日伪军的受降及遣返事宜。

第十一受降区主官胡宗南。胡宗南黄埔一期出身，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官，主要负责洛阳、新乡、郑州和开封等地的日伪军受降工作，1945年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

第十二受降区主官刘峙。刘峙曾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郾城、商邱一带的日伪军受降事务。

国民政府首席受降代表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何应钦早年在黔军任职，后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筹备工作。黄埔军校成立后，何应钦担任了总教官。由于何应钦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甚高，相继担任过军政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要职，1949年去台后退出政坛，1987年在台湾去世。

何应钦签发的受降文件

受降典礼于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在受降席中央落座，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边是陆军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东南亚战区盟军接受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应钦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事情，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