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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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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有個線上欄目，叫“二十個問題”。開頭十個都像是正經採訪：你覺得最被高估的作家是誰，最被低估的是誰，最難寫的主題是什麼，度假的話帶什麼書；後十個，神色一變，逼你快問快答：T.S. or George （你喜歡T.S. 艾略特，還是喬治•艾略特），薩特or加繆，普魯斯特or喬伊斯，克瑙斯高or費蘭特。後面這些選擇題會爲來賓微調，但背後的邏輯優雅、簡明、通徹到像個一流的數學公式：你就是你的好惡。爲偏心而奮鬥終生。

每次採訪對象只要名字見過，我都自動把鏈接打開。就我而言，好像有生之年大半的用功都是爲了能多回答幾道這樣的選擇題。

從TLS的那套問卷裏也看得出，有些or是大過另一些or的，類似你碰到一個球迷，或早或晚總得知道他覺得是梅西好還是C羅好。不管是紙上還是紙下，我的文學相親裏，看能否和對方共度餘生，也有個終極問題——因爲你很難給他找一個相稱的對手——“你喜不喜歡納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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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納博科夫短篇集在2018年上市，這個集子裏有一篇，不說別的，只看它變遷就很有意思。1936年在柏林，納博科夫家窮到谷底；當時一大收入是朗誦會，布魯塞爾有人找他去，說想聽他的“法語新作”。納博科夫法語雖然夠用，其實一輩子都沒怎麼拿它寫東西，而且他的創作向來腹稿和終稿都費工夫，但因爲窮，這回只用兩三天就寫出一篇追憶自己法語家庭女教師的文字。

接下來當然不出所料，是納博科夫的大師手筆，刻畫出一個胖墩墩的法語女教師來，從她走下俄國的火車，一直寫到納博科夫最後去瑞士探望她。但這時候，事情讓人毫無防備地變得極其“納博科夫”。第一版，法語結尾，是一個加速的急轉彎：“原以爲聊起她會帶給我慰藉，但現在聊完了，我有種奇異的感觸，像是她每個細節都是我憑空造出來的，就跟穿過我其他小說的所有人物一樣，全然是想象。她真的活在這世上嗎？沒有，現在仔細去想——她從來沒有活過。但從此刻起，她是真的了，因爲我創造了她，如果她真的存在過，那麼我給她的這段生命就是一個真誠的標誌，指向我的感激。”

《說吧，記憶》

[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譯] 王家湘

“

用整個靈魂去愛，剩餘的交給命運，她一直遵循這條簡單的準則。“Vot zapomni”（現在你要記住），她會這樣讓我留意維拉中那些我們熱愛的東西，語氣像在密謀着什麼——寡淡春日裏凝乳和乳清交融的天空中那隻飛昇的雲雀，夏日暮色中無聲的閃電給遠遠一片窄林留下的快照，楓葉在棕色的沙土上圍成的調色盤，新雪上小鳥踩出的楔形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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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納博科夫和妻子大部分時間都在柏林過流亡生活。沒有錢，一直在搬家。納博科夫每天七點起來去家教，科目包括英文、法文、網球和拳擊。一天之中，爲了趕去好幾戶人家，公交車跳上跳下，在柏林城裏穿梭。居留歐洲期間，納博科夫累計收了八十多個長期學生。一開始，衣食無憂，還能時不時寄些錢到布拉格的母親那裏；不過，好幾個房東怕他們逃房租，還是覺得有必要在可疑的時刻把薇拉或納博科夫的外套藏起來當“衣質”。入夜，薇拉哄睡小兒子德米特里，失眠的納博科夫就會橫一個旅行箱在浴盆上，通宵寫作，抽很多煙。後來納博科夫成了同輩流亡作家中的領軍人物，就犧牲了大部分家教收入，專心寫作，家庭經濟狀況“災難深重”；比利時一家讀書會請他去講演，他說自己“連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

短篇集中有個故事叫《一封永遠沒有寄達俄國的信》，它曾是一部小說的片段，稿紙上的標題就叫《快樂》，最後沒有寫成，可能後來演化成了納博科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瑪麗》。短篇小說的敘述者給自己八年前的戀人寫信，她留在了彼得格勒。除了難以自控地追念了幾筆往昔，大部分筆墨是在讚頌柏林的流亡生活；

短篇最後，納博科夫說：“我告訴你：我現在有種無尚的快樂。我的快樂是種挑戰。……一個一個世紀會滾滾而逝，學校裏的男孩會對着我們這些滄桑鉅變直打哈欠；一切都會過去的，但我的快樂，親愛的，我的快樂會留存，留在街燈潮溼的倒影中，留在小心拐進運河黑水的石階上，留在起舞的戀人的笑意中，留在上帝用來慷慨圍繞人類寂寞的一切之中。”

納博科夫還寫過一個短章叫《柏林嚮導》，想象2020年會有一個思路刁鑽的寫作者要描繪百年前的柏林生活，去參觀一個電車博物館，那此時再不足道的細節，比如售票員挎包的顏色，電車行進時獨特的聲響，在他看來也會變得無比高貴。短篇最後說，這似乎就是文學的意義，把日常物件照在未來那面更和藹的鏡子裏，在這些瑣細之物周圍發現那些本來只能由遙遠的後代體會的馥郁和溫柔。

《柏林嚮導》和其他這些由流亡日常觸發的短篇就寫在他的第一部小說前後，突然他就擺脫了自己早期的某種怪力亂神傾向，落實了自己的筆調，好比推醒了身體裏的小說大師。納博科夫筆下有鬼氣，那是因爲他手中把玩的東西都已消逝，強行把自己送到未來懷念此刻，所以這種鬼氣一點也不陰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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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成年之前，生活在俄國最有錢的人家之一；他爸爸的襯衫都是要送到倫敦去洗的。餐桌上說法語，兒童房說英語，其他地方說俄語。任何一個納博科夫，不管他決定要做什麼，只要達不到全國知名都是家門不幸。

納博科夫十幾歲的時候，叔叔留給了他一百萬盧布，他就自費出版詩集，在聖彼得堡俊逸地作着少年詩人。一戰，十月革命。父親把幾個孩子送往克里米亞。1919年，紅軍勢如破竹，白軍敗退。塞瓦斯托波爾港是唯一的出口。控制港口的法國人談條件，不讓走，納博科夫一家轉移到裝乾果的“骯髒不堪”的希臘輪船上，叫“希望號”。三天不放行，他們就輪流在木凳上睡覺。紅軍佔領制高點，轟炸開始，岸上有機槍掃來。夜裏十一點船開動了，納博科夫和父親在甲板上下棋；他看了此生最後一眼俄羅斯。

他們先到了馬賽，在倫敦停歇，納博科夫兄弟去劍橋唸了幾年書，後來在柏林定居。十幾年後，希特勒上臺他們就逃往巴黎。1940年，五月，納粹勢如破竹，逼近巴黎。美國的一個營救組織顧念老納博科夫的舊恩，給他們弄到了三張跨越大西洋的船票。就是把納博科夫一家送到美利堅的那艘船，下一次出海就被擊沉了；納博科夫在巴黎的住址，三週之後被德國炸彈夷爲平地。納博科夫是唯一一個先後逃離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文學大師；在他的腳後跟上，兩大文明世界土崩瓦解。而在這樣的背景前，還有個人的悲劇在舞臺中心上演。

1922年，納博科夫父親的同事在柏林講演，有瘋狂的保皇黨舉槍刺殺演講者，老納博科夫無比英勇地把那個人摁倒在地，卻被第二個殺手當場斃命。

1937年，母親孤獨而窮困地在布拉格離世。三年之後，納博科夫攜妻兒倉皇逃出巴黎時，他的弟弟正好出門，謝爾蓋最後死在集中營裏。那個幫納博科夫收管文檔和蝴蝶標本的巴黎朋友，也死在集中營。沒有哪個現代大藝術家的前半生是這樣被苦難覆蓋的。

《普寧》

[美]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譯] 梅紹武

我最喜歡的一本納博科夫應該是《普寧》，寫一個笨拙、糊塗的俄羅斯教授在美國大學裏格格不入的故事。普寧和納博科夫一樣，不太聊自己過去生命中的災禍，一般就隨手把它收在視線邊緣的括號裏。比如上課老講些深埋在俄語裏的哏，只有自己笑，他“把記憶轉向自己熾熱和敏感的青少年（那個明亮的宇宙似乎因爲被歷史一擊即滅而更顯得清新了）……”

這本書雖然核心哀傷，但行文友善、輕巧，迷人極了，只在臨近尾聲時，納博科夫突然給了一段直白到可怕的話；那是普寧在某次晚宴之後的閒聊中，聽到他少年戀人的名字被提起：

“

爲了能理智地活着，普寧在過去十年教會了自己再不去想起米拉•貝洛赫金……因爲，如果足夠坦誠的話，沒有一顆良心，從而也沒有一種意識，能存在於一個會讓米拉那樣死去的世界。我們必須遺忘——因爲誰也無法帶着那樣的記憶活着：這樣一個優雅、脆弱、溫柔的姑娘，擁有那樣的眼睛，那樣的笑容，背景是那樣的花園和雪景，被一輛牲口車拖進了滅絕集中營，死於注入心臟的那一管苯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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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咖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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