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伪军探析丨国共日三方为何争相拉拢“二鬼子”？
当汉奸一定会身败名裂，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如果没有一些油水可沾和权势可图，谁也不肯干这种傻事。
——伪蒙古军总司令、资深汉奸李守信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人们对伪军的认知，或多或少受到了抗战剧的影响。
剧中的伪军形象猥琐，战力低下，对“太君”恶心跪舔，对民众趾高气扬，常常被骂为“二鬼子”，其主要任务是替鬼子带路、踩雷、征粮、守卫碉堡岗哨、检查来往行人等等。虽然帮日本人做事，但是日本人却瞧不上他们，他们也瞧不上自己，工作极其敷衍，每天混吃等死。
伪军（剧照）
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毕竟是艺术化处理的结果，当不得真。本文以华北伪军为例，梳理伪军的发展历史及其与国共日三方的关系，以帮助大家了解真实的伪军。
一
抗战爆发初期，日本的主要战略目标仍是对苏作战，其在华北的指导策略是建立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实际上由日本掌控的地方性伪政权，作为中日（伪满洲国）之间的缓冲区，由原有的地方军事力量维持治安。因此，日军压根没有组建伪正规军的计划。
然而，战局的发展超出了日本的设想，国民政府始终不屈服，使得中日战争向长期性发展，为了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建立了很多伪组织，如冀南各地各县治安维持会、山东省治安维持会、河南省自治政府、山西省临时政府等，这些分散的伪政权，在1937年12月被大汉奸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统一。
王克敏
此时日军仍没建立伪军计划，也不打算收编投降的中国军队。1937年12月24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要领》中规定，对“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随着占领区越来越大，以及国共两党在华北的敌后布局渐成气候，日军兵力逐渐捉襟见肘。此时日军才意识到有必要组建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帮助日军控制占领区。
组建华北伪军的负责人是前直系军阀齐燮元，时任华北伪政权治安部总长。
齐燮元
虽然伪军后来很垃圾，但这并不是日本人的初心，日本人还是希望伪军能充当最强助攻的，所以最初筹备组建伪军时，也是下了血本的。
1938年5月和10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齐燮元先后建立了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和华北陆军军事教导团，分别培养排长以上的军官和班一级的干部，还设立各种军事专业班，为即将组建的伪军培养翻译、秘书、会计、军需、医务等人才。
伪军官学校的教官都来自于陆大、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学校招考很严格，考核不合格者会被斥退，因此首批毕业生素质很过硬，是日后华北伪军的骨干。
华北治安军第一军司令部
战争进入1939年，日军深感兵力不足，于是让伪军官学员提前毕业，尽快建军。同年9月，伪华北治安军正式成军，以8个团为骨干编成了3个集团军和2个独立团，分驻华北各地。为了维持对伪军的控制，治安军的司令部、团部和营部都要配备日本教官。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策略，开始重视伪军建设，不仅扩建了正规伪军的规模，还要求各地维持会组建警察、保卫团，负责日军无法顾及的偏远地区的治安，在华北“治安肃正”计划中，日军也多次使用伪军配合作战。
汉奸三巨头，从左至右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统一了南北两大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治安军也改称华北靖绥军。
当时，华北被日军视为治安最差的地区，为了有效肃清抗日力量，华北伪正规军连续3次扩军，到1942年时，伪正规军已发展到31个集团司令部，下辖34个步兵团和1个步兵教导团，总兵力37000人。
伪军（剧照）
以上只是华北伪正规军的数量，事实上，伪军是个大杂烩，除了所谓的正规军外，杂牌不计其数，这其中有投降的中国军队改编成的“皇协军”，有地方保安队、警察、游击队改编成的“保安团”，还有土匪、帮会、兵痞以及地方豪强等组成的“反共清乡队”、“和平救国军”等等。
二
蒙古军总司令、资深汉奸李守信在回忆录中说过：“当汉奸一定会身败名裂，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如果没有一些油水可沾和权势可图，谁也不肯干这种傻事。”的确，冒着被制裁的风险、背着千古骂名去当汉奸，总得有所图，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像李守信所说的那样，都是为了油水和权势。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说法，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伪军的人也不都是社会渣滓。大体而言，一个人当伪军的动机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穷。战争会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让平时尚能勉强度日的农民趋于破产，晚清民国是大乱之世，战争频繁持久，大量农民失去生活来源而陷入绝境，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有人选择了投靠伪军。比如1944年中共冀鲁豫边区调查伪军来源和参加目的时，发现其中自愿参加伪军的贫苦农民占伪军2/3，主要由于生计困难所迫。
伪军和日军之间用笔交流
二是怕。无论在任何年代，征兵都是政府组织军队的主要手段。伪政权虽然带个“伪”字，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政治功能，而身处沦陷区普通人，实际上已成亡国奴，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一旦被征招，很少有人敢不去。比如1938年4月，伪华北临时政府颁布的《治安部公布陆军征募暂行规程》对伪军招募对象作了规定：
“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身家清白，确系本招募区土籍者（客籍及无业游民不收）身长四尺八寸以上者；身体健壮无嗜好暗疾者；以前未犯刑事案件者；粗识文字者（不识字亦须合上述各条所规定）”
在抗战中后期，强制征兵是基层伪军的最主要来源。
沦陷区的伪女警察
三是蠢。民国时期，底层民众知识水平低下，国家民族意识淡薄，在他们眼里，谁占领了当地就服从谁，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什么是投敌卖国行为。山东寿光人刘文彩口述回忆：“当时我每天都要到日军的院子里为他们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帮日本人收拾院子等零活，当地的青年每年都要被日军征去为他们服役一段时间，还有人想投靠日军进部队，这需要当地村委为他们开具身份证明，以防他们混进部队偷了东西逃跑。当时人们把投靠日军当成一种工作，就是想赚钱养家，并没有想到这是背叛国家的事情。”
四是坏。有人被迫或傻乎乎的当了伪军，也有人明知是卖国行为却仍主动当伪军，这部分人也分两种情况，一是受不了穷苦日子，想投靠伪军混个一官半职，吃香喝辣抽大烟玩女人，这类人以土匪、流氓、兵痞居多，常常为祸乡里；二是大户人家，为了保存家产主动投靠日伪军——这两者就是影视剧中最常见的伪军、汉奸。
日军和伪军
四是野心。乱世是野心家的温床，豪强大盗、军阀巨匪如过江之鲫，妄图浑水摸鱼，割据一方。投靠日本人，即可以免于日军武力打击，又拓展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壮大自己的实力。由于这些人都是首领人物，一旦他们投伪往往会拉整队人马下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冯玉祥的外甥女婿、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张岚峰。张岚峰投靠日军、霸占豫东是经过认真分析的，他认为日军占据华北，蒋介石退守西南，长江下游各省也是日占区，中共则趁中日战争向西北发展，这样陇海线一带就成了各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三角地带），他看准了这个缝隙，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图谋发展。
伪交通警察
五是形势。中日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一直未改变。而中国军队又分国共两方，在华北大地上演绎国共日三国志，这使得投伪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大量中国军队因作战失败被俘加入伪军，这其中有的是单纯的出于保命，有的则是奉命投伪以保存实力。国民党方面奉命投伪往往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共产党方面的说法则“白皮红心”。当然，这种情况无论国共都是以暗示、默许的方式进行的，几乎不会留下文字证据。
另一方面，在华北敌后，日军是最强大的存在，而国共双方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不少国民党军队在日军与八路军的打击下，采取“联日剿共”之策，做了伪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对这种情况有专门的情报说明：“渝方治下游击战区之中共八路军，对蒋系游击队不断侵凌与敌视，蒋系军亦时时欲将八路驱逐与消灭。八路军由于自身实力膨胀，实力日大，蒋系渝军大受威胁，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等悉因而遭受危害，因而蒋系军投向和平阵营众。”
站岗执勤的伪军
三
伪军是一个背景复杂、立场多样的集合体，其中各山头各派系以及个人的动机、立场、目的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组织，往往不堪一击，聊胜于无。但是，作为中国军民和日军之间的缓冲存在，伪军又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伪军是日军的助攻和补充力量，在战争中或多或少起了炮灰和帮凶的作用，另一方面，伪军又是国共之间、中日之间缓冲，在国共两方的运作下，不少伪军化身两面派，暗中为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
伪军（剧照）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民党与华北伪军的关系。
华北伪军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华北伪军大多来自于国民党部队或国民政府所属的保安部队、警察部队，比如抗战前期，国民党在华北留下了大量部队进行游击战，但是后来都没有坚持下来，最终被日军消灭、俘虏、包围，大部分伪化；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是当时的正统，军事力量并没有崩溃，军统锄奸也很有震慑力，大部分伪军中上层心怀忌惮，不敢彻底与之决裂。
尽然双方有密切联系，又知晓投伪的动机，所以国民党方面对华北伪军的策略主要用官位和经费来争取其反正。傅作义就说过，策动伪军反正，靠晓以爱国大义和感情拉拢是靠不住的，最主要的还是靠花钱和封官许愿。
伪军（剧照）
策反这一招虽然好用，但有两个弊端，一是伪军太多而策反的经费不够，二是伪军反正后，易招到日军的报复性攻击。试想一下，辛辛苦苦花大价钱策反了一个伪军师，没过几天就被赶来的日军灭了，意义何在？
鉴于此，后期国民党方面停止了直接策反，改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平时保持联系，长期埋伏，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伪军，等待时机成熟再反正。当然，对于不肯合作的伪军，国民党方面也会采取威胁、渗透、制裁、打击等手段。
四
再来看看共产党和华北伪军的关系。
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实力不强，又与伪军少有渊源，加之日伪政府的反共性质，所以华北伪军对共产党比较敌视。共产党则争锋相对，对伪军采取严厉打击政策，没收财产，公审制裁。但是，这种强硬的政策到1940年时就难以推行下去了，原因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推行“治安整肃运动”，大搞“囚笼政策”，共产党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乱抓、乱杀、乱没收的左倾做法，不符合“统一战线”的政策，也很不明智。
抗战标语
在1940年9月及12月的华北会议中，共产党方面明确表示，对待伪军不能一棒子打死，应该区别对待，要特别重视亲共的“两面派”。1941年冀鲁豫边区也强调：“不要把一切伪军都看成死心塌地的汉奸，因为他们的士兵多半是被迫参加的，他们中间有很多动摇分子，还有一些同意抗日的人埋伏在他们中间，真正死心塌地的汉奸还是少数，只要我们以国家民族的争议去感化他们，是可以回头的，因此，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伪军反正抗日。”
此后，共产党方面为摆脱逆境，开始避强击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伪军上。共产党当时没钱，也搞不了封官许愿那一套，所以他们对付伪军的策略以政治瓦解为主。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唤醒伪军的同胞情怀，揭露日本人凶狠残暴的行为，强调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考虑到伪军士兵文化低，宣传形式也很有讲究。比如1942年1月山东省委宣传部在《对敌伪工作的指示》中就强调：“对伪军的宣传，应估计对应文化程度，以口传、歌谣、图画为主，文字宣传最好不要超过三百字，每种传单只说明一问题一事情。”
伪军（剧照）
再次，允许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努力争取伪军从一面派（心向日本）变成两面派（脚踩两只船），从两面派变成抗日派，暗中帮助共产党做事，并等待时机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会通过做群众工作的方式，详细调查伪军的政治成分、家庭关系、兴趣爱好、职业经历等信息，透过其家人、亲戚、朋友等争取他们变成“白皮红心”。
此外，对于伪军中的顽固分子，也不能随便打击，要讲究策略。对于小股伪军，可以先用武力威慑，迫使他们合作，对于大股伪军，可以利用日本人与伪军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之。对于想与共产党友好相处但又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伪军，可以允许他们以灰色面目独立存在。实在不好啃的，也会派人秘密打入内部，慢慢渗透策反。对于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则予以坚决消灭。
最后，已经争取过来的伪军，要利用好，保护好，尽量优待，发挥示范作用。
伪军（剧照）
如此精细化的统战工作，其效果自然不是国民党的放养策略所能比拟的。事实上，抗战中后期，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渗透，日本人在华北建立的基层伪政权已形同虚设，绝大部分基层伪军也变成了“白皮红心”，等待最后大反攻时反正。
五
最后说日本与伪军的关系。
日本人对伪军是寄予了希望的，希望伪军能帮助日军分担压力，维护好日占区的治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伪军更加重视，企图通过壮大伪军，来弥补日军兵力不足，实现以华制华。
伪军（剧照）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对伪军不信任，在利用伪军的过程中又会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伪军。打个比方，伪军好比是日本人豢养的一条狗，日本人既希望这条狗强壮凶猛有战斗力，又担心这条狗脱离自己的掌控，甚至反咬自己一口，所以常常敲打这只狗。人不信任狗，狗怨恨人，自然开始消极怠工，另谋出路。
日本对伪军的控制手段有：向伪军派遣顾问，用高官厚禄拉拢，用宣传手段欺骗，分化和挑拨，分散与异地调防，监视家属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手法。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伪军很少有自主权，其地位也很低下，受气是常有的事。有伪军营长曾抱怨：“我这个营长要受驻车站的日本警备队一个伍长的区处，而且是随叫随到。我们对日本人来说，是孙子辈的，简直不入一个妓女。”
伪军给日军点烟
伪军大部分是墙头草，谁强跟谁。抗战初期和中期，日军强大，伪军不得不配合日军，抗战后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眼见撑不了多久，伪军又纷纷向重庆延安示好，想戴罪立功，甩掉汉奸的帽子。抗战胜利后，除少量铁杆汉奸被制裁外，绝大部分伪军几乎都被国共双方消化了。
六
现在有很多文章痛心于抗战时期伪军数量太多（几百万），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二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在分析伪军多的原因时，也往往将其归咎于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冷漠麻木、自私自利、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有奶便是娘、一盘散沙窝里斗等等。其实，这种分析属于浅层次分析，没触碰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中国人集合了那么多所谓的“劣根性”？
中国的国民性是历代封建统治精心塑造的结果。所谓的冷漠愚昧、逆来顺受、窝里斗等，都是封建王朝为了方便统治而人为造成的，其目的不外乎为了统治的稳固。试想一下，如果民众都充满血性、急公尚义、非常团结，那么他们不仅是外国侵略者的噩梦，也是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噩梦。因为敢反抗侵略的人，一定也是敢于反抗暴政的人。反之亦然。
在人类不必再为种族、阶级、信仰经受生死考验的今天，我们对前人的难处与内心的曲折应多一份体恤和洞察，少一些苛求与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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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谈“伪军”》——程兆奇
《伪军反正研究》——刘威
《抗战时期华北伪军研究》——刘金旺
《抗战初期八路军伪军工作的历史考察》——杨海亮
《华北伪军中的县警备队》——林全民、张伟良
《抗战时期汉奸伪军集团形成的社会因素探析》——孙玲玲、梁星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