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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時期，在西方面野戰軍前總二科，賀光華對那段日以繼夜的工作情景記憶猶新：從十二月十一號夜，到十二日中午，收到幾份電報，因譯文不全，不敢肯定，當即報告彭總。他說，你們要十分注意掌握情況。到十二日晚收到于學忠、王以哲轉發張學良、楊虎城通報部隊的電報，說在臨潼已把蔣介石抓起來了，馬上報告了彭總。爲了這個情報，電臺和破譯、譯電的所有人員，兩個晝夜沒有閤眼，特別是曹祥仁同志，廢寢忘食、埋頭苦幹的工作精神更令人欽佩……。我們截獲這樣重要情報大家都很高興，但都覺得疲勞了，睡着了。

在保安的軍委二局技偵人員陳福初（開國少將）同樣有着回憶：“12月13日晨8時許，我剛到辦公窯洞，譯電員就給我一份長報說：‘缺字很多，連不成句。’我接過來看，有的還沒看懂，如兵諫、留省反省等等。曾局長來了，我說這份報很重要，但缺字太多。他接過去一看就高興了，一面往報上填字，一面講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把蔣介石抓起來了。大家聽了後都跳起來了，高興得直叫喊。曾局長拿起電話報告了毛澤東和中共各位最高負責人。他把譯出來的、還沒有譯出來的電報都檢查了一遍，並說：‘有急報，快點譯出來！’他又給三科胡立教科長打電話，告訴他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把蔣介石抓起來了。要他們對東北軍、西北軍、在甘肅的國民黨中央軍以及在河南的各中央軍的電臺動態注意掌握。這一大好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局，大家都歡欣鼓舞。”

根據事變前的偵聽得到的情報，加之確認後的應對局勢，毛澤東當即做出了和與打的兩手準備，一面由周恩來主持與蔣介石和談，一面命令彭德懷、任弼時，置西面的胡宗南等敵人於不顧，率主力轉進到東南，“向西安集中，配合張、楊首先消滅東來之敵”。

賀光華少將

賀光華回憶中：二、三天後，軍委命令來了，要前總南下進駐雲陽鎮。當時沒有敵情和飛機顧慮，白天浩浩蕩蕩行軍，路經豫旺堡、慶陽、淳化到雲陽鎮。我們二科住在鎮子大街的西頭，彭老總住安吳堡的一個大地主的房子裏，協助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處理西安事變。

軍委二局和前總二科不停機的全面偵聽，對南京當局“討逆軍”各部隊的行動部署清晰明瞭，爲配合與蔣的談判鬥爭提供了情報。

原紅六軍團技偵人員彭富九（開國少將）回憶：“我們很快掌握了‘討逆’軍的動向，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討逆’軍部分撤至河南開封，我們纔開始休息。”

西路軍美術作品

但與此同時，中共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放在眼前，即1936年10月開始至今的西路軍的重大危機-西路軍出征以來受到馬家連續不斷的攻擊，損失慘重，處境險惡。

1937年2月15日，馬家各部向西路軍展開全面進攻。

中共高層四處尋找統戰關係組織援助。

1937年2月10日，雖然國共談判中，中共承諾“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然而，西路軍依舊在作戰環境中，其艱難的境況卻讓中共最高領導層憂心忡忡，出兵援救則是“于軍事上、政治上均不利”。權衡利弊，毛澤東和黨中央仍決心成立援西軍。

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稱“西北三馬”，加馬步青，又叫“西北四馬”

1937年2月1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多方設法找人去青海，西路軍問題解決甚關重要”

1937年2月21日，再電周恩來：“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於二、三日內帶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下定決心組建援西軍，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委；率第四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及原紅一方面軍之第二十八軍和騎兵第一團西進增援。原來的前總二科劃歸援西軍，改稱援西軍司令部二科。

彼時在前總二科的彭富九回憶：“援西軍二科由曹祥仁任科長。一股負責破譯，由曹祥仁兼股長，二股負責校譯，股長賀光華，三股負責偵收，我任股長。曾參加前總二科工作的王永浚、龍舒林、張有年奉命調回延安軍委二局。”

電訊技偵夜以繼日的收集着戰場、政治情報，西路軍的情況則日甚一日的糟糕。

西路軍電臺技偵前輩，宋侃夫（全總副主席）王子綱（郵電部部長）

1937年2月27日晚，倪家營子失守。

1927年3月11日夜，西路軍餘部從三道柳溝突圍，隨後進入祁連山。王子綱、宋侃夫等克服困難，堅持無線電偵察工作，“還能偵悉敵人的部署位置，避免遭受堵截與追擊，順利走出了祁連山。”

描寫西路軍的美術作品

在黃河東面，援西軍啓動伊始，二科即開始緊張工作。馬家電臺使用的波長很短，搜尋不易。密碼並不很複雜，但其各部通信所使用的回族語言很特別，乍一上手，破譯困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