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赛金花和瓦德西的绯闻，都是“中国式想象”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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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先生的《戊戌谈往录》中提到“中国式想象”，这个命题是由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故事生发而出的。赛金花与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采信，社会上却流传甚广。始作俑者，乃是文人的无聊想象。不错，赛金花确实在丁士源带领下，曾女扮男装，欲以拜谒瓦德西；但那天瓦德西不在，两人并未见面。钟广生和沈荩却借此由头凭空想象，二人“各戏草一稿，一寄上海《游戏报》李伯元，一寄上海《新闻报》张主笔，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如何如何，说成活现逼真”。《游戏报》倒也罢了，《新闻报》一报道，岂不成了真人真事？稍后，再加上曾朴《孽海花》的推波助澜，瓦赛的私情，天下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原文：《想象是现实的衍生》

作者 |青岛柳士同

图片 |网络

基于人的阅历和经验

人为何会有如此的想象力呢？想象原是现实的衍生，是基于人的阅历和经验。中国文人从唐代起就有冶游狎邪的风习，深受青楼文化的熏陶和浸染。直到民国时期，文人招妓嫖娼亦屡见不鲜，就连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当年不就是因为在妓院与学生争风吃醋，而被罢免了文科学长职务的吗？所谓中国式的想象，在“性”的问题上，似乎显得特别丰富。

一个普普通通的字词，目不识丁的都能立马通过谐音联想到“性”，何况识多见广的文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中国文人看来，身为京城名妓的赛金花对德国人投怀送抱，身为联军司令的瓦德西宠幸东方美女，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完全符合他们想象中的逻辑。既是一件韵事，又可传为一段佳话。然而，事实却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赛金花也许有意委身这些德国军官，但瓦德西却绝不可能与妓院沾边。著名传统戏剧家齐如山曾亲历过庚子事变，而且熟知赛金花。据齐先生自述，庚子辛丑年间，他每周都会见到赛金花一两次；因为赛金花想做德国人的生意，要办事就得找他帮忙。齐说赛当年在北京的德占区，身份只是个老鸨母，她与德国军官确实有些往来，但多是少尉、中尉一级的军官；连上尉都难以搭上，何况联军司令了。在中国人的想象中，自然是官位越高越任性，权力越大越是金钱美女想要什么是什么。

但对那些权力时刻都会受到监督和制约的国家，中国式的想象恐怕就难以想象了。比如，当时的德国采办官员梅星，托齐如山代购木材，事后给齐利钱。齐如山出于中国式的习惯，要给梅星回扣，不料对方一口回绝了，并说，“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这话对齐如山是不是有些意外？因为在同文馆就读时，他已看惯了馆内的贪腐，就连包办厨房的厨子于八，通过虚报就餐人数、索取回扣种种手段，每天的进项可以多达二百两银子；可“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

齐如山正是从与德国官员的频繁交往、零距离接触（他每和梅林在一起，对方都要开两瓶啤酒，两人边喝便谈天），才认识到中国的官员“不记得官的责任，只记得做官的虚荣和权力”；而他们“这种腐败的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也正是出于对德国人的了解，齐如山才在他的《关于赛金花》一文中推断，瓦德西和赛金花两人的情人关系绝无可能。他对赛金花在庚子辛丑年间的行事确实了如指掌，所以，他才敢断定“无数关于瓦赛私情的描写，都是国人关于腐败的想象”。

一些无聊文人大抵跟赛金花差不多，腐败徇私在他们的笔下，无非是人之常情。自己公私不分便认定他人也公私不分，既然想象得出瓦德西与赛金花有染，那么赛金花就可能在枕边影响瓦德西的决策，于是，一个“护国娘娘”（鲁迅语）的形象就这么被现代文人给塑造出来了。由此可见，“‘平常国民’与‘小说家、诗家、文人’的差别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他们生长于同一个社会。受同一种价值观念的熏染，有些基本的前提是一致的，只是自己未曾意识到罢了。”

腐败的想象：由实而虚，由虚而实

想象乃现实的衍生，是基于人的阅历和经验；那么，当人们展开想象之后，是否会依据这一想象，在现实中加以扩展呢？怕是不言而喻的了。一个厨子都能每天贪敛二百两银子，那么比他更有权力的人呢？于八贪敛的钱财，除了孝敬提调官，其他都被其私吞。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普通的厨子以他贪敛的钱，不仅给自己捐了个后补道台，还给儿子捐了个郎中。倘若哪天他的“道台”不再后补，直接赴任了呢？其贪腐之甚，我们又该如何想象？想必他首先得把过去孝敬和捐官的钱捞回来，然后再继续填满自己的欲壑。以国人对于腐败的想象，推断权力无处不受到监督和制约的人，那只会贻笑大方；若来推断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人，那不仅一推一个准，还将推波助澜使其愈演愈烈。

这种对于腐败的中国式想象，一旦成了一种惯性思维，现实中的腐败就会越发令人惊心。该书的第二篇《蜀道难》中所述的“四川保路运动”，就颇能说明问题。许多人只看到“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却忽视了“利用川汉铁路自办名义剥削四川广大人民以自肥的腐败”。郭沫若早年就认识到“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那些参加“保路运动”的“不过是被有产者（指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引者注）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川汉公司最后的余款有多少，七百多万两还是一千多万两？这些钱又都流到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至今都是个谜。只知道某些“保路运动”的功臣，比如邓孝可，进入民国即在富裕的杭州置地，建造园林；没有固定收入，却“挥霍过钜”。若把当年川汉路的集资私吞，对比一下当今各地所见的集资诈骗，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