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文界，只有鲁迅的杂文算得上是文学。

而在鲁迅的杂文里，收入杂文集《坟》的《灯下漫笔》一篇最为震撼。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篇杂文的这个观点：“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能够在文章中说出具有一般性的“真理”，属于真文学，而“奴隶”说显然是具有一般性的。

而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历程也确实印证了鲁迅的判断：“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

所以怪不得元代曲人张养浩也会有同样的慨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一旦新建的统治秩序稳定下来，“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

所以改朝换代只是“换汤不换药”，从大清到民国，如果只是表面上的政权更替，丝毫没有走出这一中国历史循环铁律。

那借助外来力量怎么样呢？

鲁迅告诉我们，自己不改变，洋人来了也拯救不了你，倒是你的阿谀奉承会“惯”坏洋人，让他们“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所以“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想改变现状，鲁迅认为唯有改变自己，尤其是从青年开始：除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应该“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但这种创造，平心而论需要实力和勇气，家庭、事业、国家，要想改变现状，只有一步步的努力。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创造第三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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